专题报道

我与一德先生的师生缘

2013-11-1 张 焯

1986 年秋,我随天津师大李光霁导师赴烟台,参加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年会。会上,听说有位来自大同的学者,专题研究云冈石窟,于是结识了赵一德先生。第二年暑假,适逢赵先生主持举办首届中国北朝史学术研讨会,我便成为会务人员。这次会议的召开,对当时的大同人来讲,无疑是新鲜的和开创性的,标志着我们这座被煤烟笼罩城市的历史文化意识的觉醒,也标志着大同民间文人群体的聚集与学术空气的形成。会后诞生的《北朝研究》,大约是当时全国第一家民办史学刊物。
        1988 年秋,我毕业回大同市政府办公厅工作。一德先生时任市经委总经济师,同在一栋办公楼,遂得屡屡拜谒。后来,先生主持市汽车工业领导组办公室工作,交往不断,再后来,同居兴同里前后楼,我又成为赵宅常客。期间,先生对云冈石窟的研究不断深入,时有新作,每每对坐讲说,令我阅读,而我只觉其字俊秀,其文优雅,其论雄辩,但因不懂云冈与佛学,如念天书。偶或,高朋满座,听先生妙语连珠,讲几段云冈趣事,谓石窟“家狗”卧井观天,寂静无声;市内“野狗”跳上跳下,猖狂吠日。逗得大家直乐。我也常将自己学生时代的旧作与新近对大同地方史的考证,送先生指正。结果总得如下评语:“书写丑拙,文字枯涩”;“磨锅造句,竭蹶放屁”。心中难免自愧,颇有无地自容之感。1995 年冬,我将单车考察大同北魏遗址后,撰写的《平城访古记》,交一德先生审阅。经先生修改、润色,该文立刻变得流畅、华美,有了思想高度。在《大同日报》连载后,获得不少好评。从此,我的文章写作犹如迈过一道大坎儿,再无苦涩之累。
        一德先生退休后的日子,无疑是静谧的、充实的。多年对云冈石窟的研究,逐步形成系列成果,最终综括成册。1998 年 10 月,先生的《云冈石窟文化》一书,列入三晋文化研究丛书,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次年3月,电话邀我去家,很郑重地赠书一本,请我惠阅。同时宣布,二十年的云冈研究就此挂笔。言语间,仿佛如释重负。这本 35 万字的书,我断断续续读了两年之久,并将观后感写在扉页上:“先生之著作,系千年以来系统研究云冈石窟的第一书,有博大精深之感。博,广为记述、论证;大,大视角、大篇幅,更兼大胆假设;精,有足道者,发微探幽而触及灵魂,是否精透佛典,吾不敢妄评;深,有独特见解,也有矛盾。优点,可成一家之言;缺点,有些出语欠慎。学生张焯。2001 年 10 月 18 日。”给老师下这样的评语,无论如何未必合适,我原本是秘不示人的。今天说出来,只想表述云冈学问的开山之难。就像佛传千载乃成云冈艺术高峰,期间不知凝聚了多少菩萨、巨匠的智慧与创造;而失落已久的艺术,重新认识,也必然需要若干代人的努力。
        2002 年春,市委安排我到云冈石窟研究所任副所长。一德先生很高兴,破天荒地随我到门口小饭馆吃了顿饭,算是对我回归本行的祝贺。同时,谆谆告诫我,不可武大郎开店,要有开放的胸怀,更要有构筑云冈学的勇气与决心。2006 年初,我的《云冈石窟编年史》面世,先生不顾当时染病之躯,撰写书评,高度肯定,直言不足,一秉往昔严师风范。清明时节,我驾车陪先生往桑干河畔扫墓。那天,阳光很足,春意盎然,先生添土坟头后,坐在田垄喘息,然后对我说:“这里的黄土层之下都是细沙,我若作古,无需棺材,就在沙上铺一块红布,平躺其上,凉凉爽爽。”我当时以为先生在开玩笑,没有多想。年底,先生病情转重,我去探视,从昏睡中惊醒,挣扎欲起,言语已无伦次,我永远忘不了他那充满恐惧与无助的眼神。新年刚过的晚上,先生走了,表情很安详,遗体温温的。
        认识一德先生二十余年,他由中年走到古稀,我从青年走出不惑,算得上是忘年之交。多年过从甚密,而一直称呼“赵老师”,不曾拜师,也不曾列入门徒,但受先生言传身教影响为多。先生的才气、学问、人品、气节,众所公认;先生的师德、师恩,早已浸润我心。这些年,我常常在想,中国文人的传统品格是什么?入仕则难免趋炎附势,迷失良知;退隐则往往批评政治,不满现实。个性、完整的人格,应该如何?竹林七贤,是耶,非耶?一德先生光明磊落,爱憎分明,淡泊名利,清高自守,肯定是一种精彩人生,颇具魏晋风度。作为先生的崇拜者,尽管耳濡目染,获益匪浅,但我深知自己的德行不逮先生者固多:得其学问,而未得其勇气;得其操守,而未得其傲骨。斯人已往,我辈安追?良可愧叹也!
        今年春季,市纪检委卫洪平书记到云冈写经院,闻我与武泽平君讲述一德先生故事,当即指示举办一场纪念活动,以缅怀先生对云冈石窟研究所做的贡献。适逢先生八十诞辰,于是撰文以为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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