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道

知名文化学者赵一德印象——为纪念赵老师诞辰八十周年而作

2013-11-1 辛长青
        今年九月初一,是我市知名文化学者赵一德先生诞辰80周年纪念日。
        赵夫人冯惠卿女士和儿女以及云冈研究院院长赵先生生前的好友张焯等同志,共同发起并研究决定,为赵先生举行一个诞辰80周年纪念盛会。我应邀欣然参加。此时我心情既凝重,又宽慰,思绪既纷乱,又条理,感情既深厚,又遗憾……
        刹那间,赵老师的音容笑貌,喜怒哀乐,文雅气质,消瘦而矍铄,说话一语惊人,语言尖锐尖刻,性格倔犟,国学功底深厚,让人们一面就深深敬佩,但又惧畏的印象特别深刻。只要见一面,说几句话,就能让人永远难以忘怀。我们俩为了学术研讨,共同相处了整整二十七年。此时此刻,过去的往事,像摄相机的镜头,不断出现在我脑海中宽大的屏幕上。
        赵老师,我们永远深深地热爱您、缅怀您。敢于正视过去以往的矛盾是非忧喜欢乐,争吵协商,又勇于直面未来两种文明的冲突,诸如:研究云冈、平城、北朝等课题中的不同认识,观点、方法、角度、发现等,我市文化产业的构想,学术后备队伍的培养,我市我省乃至全国国际学术界的前沿状况和边缘科学的发展等等。统而观之,无疑,赵老师为此是做了大量扎实而有效开拓性的基础性的研究和工作的,这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我经常对同仁和朋友们说,我在大同有两位有水平的老师,一位是赵一德先生,一位是张畅耕先生。他们也是我们大同市东方历史研究院特聘的两位顾问。我可以说,这两位老师,是我们大同近代人,目前是无人可以比拟的和超越的。当年北大的陈寅恪,上了多所大学,都没有毕业。但他在北大却是:“教授中的教授。”
        他们二位的共同特点是:极其聪明,记忆力惊人,功底扎实,品学兼优,各有个性。总之,是我心目中最敬慕的两位“大把式”,是我永远学习的楷模,是我一生应该永远孝敬的两位长辈和老师。
        赵先生虽然年仅75岁就可惜早早地离开了我们。但我时时想留点文字,留给历史,留给后人。大同在二十到二十一世纪中,曾经有过一位国学大师赵一德先生,他的品行学识为人处事,研究成果和其它贡献等,是大同学术界和经济界和汽车工业创业中最宝贵的和最重要的精神财富。同时,他也为我市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我第一次拜识赵先生,大约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那个时候,我在大同二中教初中语文课,粉碎“四人帮”后,老校长(后来是教育局的党组书记孔鲁泉,孔子的七十二代玄孙,山东曲阜人,行政十三级,是一九三八年参加的革命),让我改教历史课,因为全国已恢复高考,初中、高中都要增加历史课,缺少教师,孔校长为什么选我教历史课呢?是因为我在二中属于“不安分守已”的老师,有时经常在《大同报》发表点豆腐块文章,内容涉及到大同地方史、人物史还有文物考古方面的文章比较多。比如:宋代毕士安让相位于寇准,元代戏剧家吴昌龄,民国画家赵松泉等。特别是我和市委的党史办的主任高平同志的争论文章反响比较大。争论的中心点是“李自成进大同的准确时间”看法不一致。也有人认为,我们私下商量好了的,是有意的炒作。为了搞清楚李自成进大同的时间,我利用暑假放假的时间,跟我校的于永深语文老师借上黑白照相机,专门到宁武去收集资料。我的三哥辛长发,我的大学同学张大有在宁武工作,吃住方便。当时我发现,宁武县革委会,大门洞底下全部用石碑铺的路,非常可惜,不知道现在那些碑哪里去了?
        孔校长亲自找我谈话说:“长青同志,文革前我当校长,你就是我的学生,你毕业后,是我把你调到大同二中的,现在我让你改教历史,现在历史课非常缺老师,我和其他领导们研究啦,决定让你改行最合适,这不是说你语文课教得不好,我们知道,学生对你的语文课也很满意,特别是你的粉笔版书相当好,我们知道同学们尽模仿你的魏碑体。”
        孔校长接着说:“现在大学生分配的太少了,工农兵学员本身就少,学历史的更少,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还未毕业呢,你在报上有时发表点大同历史方面的文章,看来,你对史学很感兴趣,只要感兴趣,相信你一定能教好。慢慢来,我不要求你马上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历史课教师,只要求你把历史课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准确的告诉学生就行了,你多向陈冀高(解放前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我上高三时的历史老师,民国史的“活字典”)还有陈玉清(女、刘光锐夫人)老师多请教请教。一回生,二回熟,熟能生巧嘛,当老师口才好是基础。文史不分家嘛。算你给学校救个急,教导处王宝元主任特别推荐你。”
        我虽然嘴上打转转,可心里暗暗高兴。为什么呢?教语文课长时间地批改作文,实在让我头痛劳累,所以我就愉快地答应了。教历史课虽然节数多点,但历史课作业很少,几乎没有,这样我就有时间有精力能钻研北朝史还有云冈方面的研究了。
        因为一九七六后,我就已经拜识学生张海峰(现在大同市政府的副秘书长)的父亲,原雁北文物站的站长张畅耕先生为师,他说:“你要想成为北魏史专家,熟读《魏书》就行。”当即就赠送了我八本《魏书》,你先着手从撰写《云冈石窟大事记》开始,慢慢来。(关于我拜张畅耕为师的详细经过,我在我的已出版的《云冈探索》的自述中有过详细的回忆)”实践证明张先生的指导实在是太精典了,也太有效果了。后来,我在教历史的过程中,在办公室或在家里,先后读了八遍《魏书》。张先生说:“当你把《魏书》翻乱了,你就是专家啦。”实践证明,张先生的指导非常好。
        到了八十年代初,我在市博物馆有幸见到了顺治五年《大同镇城碑》,但有的字迹非常模糊不清,但清楚的看到了曹雪芹的高祖曹振彦的名字,他的名字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为什么呢?因为读过《红楼梦》小说的人都知道,曹雪芹写了个孙绍祖,大同人氏,曹雪芹说此人是“此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红楼梦》写了众多人物,为什么曹雪芹单单写了一个大同人呢?我心想:“曹雪芹和大同一定有缘源,”我想借此线索,作点小文章,曹振彦名字的发现,让我有了可能,但《镇城碑》的全文,读不下来,实在无法下笔。
        后来,我找到博物馆馆长解廷琦同志(通过张畅耕老师认识的,他们是至友),还有王清诗同志。他们回答我说,对《镇城碑》作了记录校注的是赵一德先生。他们又说:“赵一德先生和陈顺烈同志,当时在博物馆帮过忙,整理过碑刻和善本。”王清诗说:“你到粪店巷(大同土话念hang,因为此巷是堆集出售粪肥的地方而得名。我推测,此巷也有可能因脏乱差而得名,此巷现已拆得一干二净了)打听去吧,几号院我记不清了(最后我知道是22号院)。你到财神庙街附近(原来的二校)附近一问,没人不知道赵一德的,赵先生在那儿名气挺大的。”
        这是我第二次听说赵一德先生的大名,在此之前,我的学生也有考入大同师专班中文科的学生,他们跟我说过,师专班有一名赵一德先生,古文课讲得相当精彩,非常受学生的欢迎。
        我从博物馆回家后,思考了几天,该不该找赵先生?怎么找?让人家拒绝了,碰了钉怎么办?后来,我想做点学问就应该不耻下问,这是孔子早已说过的,如果赵先生拒绝我,我可以用这句成语反驳他。
        那时候,我又年轻,傻小子睡凉炕——全靠火力壮。愣头青闯夜道——全靠胆子大。于是我决定直奔赵老师家。
        我记得在夏天的某一个傍晚,我吃罢晚饭,骑上红旗牌自行车,直奔粪店巷,左拐右拐,左问右问,终于找到了赵先生的家。赵先生住的院子,座西朝东,在粪店巷的最南端,此巷确实又长又窄又脏又乱又差,雨天一下大雨,家家户户,大人小孩备有长筒雨鞋,生人去粪店巷因水深,无处下脚,冠名粪店巷非常形象准确生动。
        我一进院,赵先生一听说,很客气地把我让到他家,这是一个大同典型的四合院,院中没有一间小房。在当时,这种没有小房的院子,在当时几乎是太少太少了,他住三间正房,堂屋和东西房,东房是卧室,西房是赵先生的书房,我记得非常清楚,赵先生正房正门两边有两根木柱子,钉着一幅赵先生自己撰联书写的对联,有趣而又押韵对仗工整,内容因时间长了记不住了,红纸虽然有点发黄,但清楚地记得,对联是用小钉子钉上的。
         在书房里,赵先生给我让座、递烟、沏茶。给我的第一印象,赵老师文质彬彬,高高的个子,清瘦清瘦,带副眼镜,斯斯文文。第二印象,藏书很多,尤其是善本书多。我第一句话问的赵老师是:“赵先生您的对联为啥不用浆糊糊,而是用钉子钉呢?”赵老师回答说:“过年贴对子,有时候过冷,一抹浆糊就冻了,贴不上去了,用钉子钉省事,第二年,换新对子,钉子还能用,也不用扯那幅旧对子,又费劲又脏,钉子钉挺好,省事省劲,一举两得。”因为老房子都有屋檐,所以也不怕雨淋。
        之后,赵先生说,说吧,直接了当,你有啥事?赵先生说:“知道了,原来你就是辛长青,在报上也写过点小文章。”
        然后,问了我的年龄,哪里人,在什么单位工作,家庭状况,每月能开几个钱等等,我都一一做了回答。通过了解,我才知道,赵一德先生在市经委工作,夫人冯大夫在市防疫站工作,一个儿子好像是上中学,一个女儿在药厂工作。之后,我就说起了大同《镇城碑》,赵先生说:“我可以让你看我的校注手稿,但只能看一遍,不许抄,更不允许拍照,咱们也不讨论。”说罢,把手稿送到我眼前,当我拿到手稿,思绪极其矛盾,心想:赵先生,头一次见面,不冷不热,不软不硬,不生不熟,不阴不阳,给面子,又不给面子,让我哭笑不得。处于一种进退两难,非常尴尬的窘境之中。
        后来想,既然来了,总不能白跑一趟,求人难呀!既然是慕名而来,不沾亲不带故,没关系,完全可以理解。
        我答应了,认真仔细看了一遍手稿,现在内容记不清了,今天只记得碑文上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多尔衮屠城十分残忍,城墙削掉五尺,大同城变成一个杂草丛生,野狼野狗,四处奔窜的一个空城、“鬼城”,时间长达五、六年等等。碑文后边,在恢复大同古城的官员中,有曹振彦、彭有德等人的名字。另一印象是,赵先生校注的很细,字迹工整,一看是下了一番大功夫的,人家让你看也是合情的,不让你看也是合理的。看完稿子后,赵老师给我的回答是,想做学问,要自己下功夫,不劳而获是不行的,这是他对我当面毫不客气的第一次教诲(训)。
        他说:“我和陈顺烈同志(市委党校的教授)在大伏天,拿大顶,一次一次扣摸推敲出来的,是冒烈日,流大汗,费力气,费脑筋整理出来的。辛长青你想不劳而获,是不可能的,让你看一遍稿子,已经是给足你面子啦。”我连声说:“谢谢!谢谢!”
        一出家门,院子里挺亮堂,赵先生堂屋正门上,屋檐下安装着一盏戴灯盘的白炽灯,正房门前,是方砖铺地,东西有两堵半人高的花栏墙,墙上摆着多盆鲜花,花红叶绿,香气扑鼻,巷子很脏很乱,院里干干净净。赵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典型的老大同人,是书香门第,过去也属于有钱人家。赵老师的夫人戴副眼镜,圆圆的脸,烫发头,个子也不低,端庄贤惠,气质高雅,落落大方,可谓大家闺秀。而赵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学问大,架子大,很难处,有点嘎怪,有点傲气(后来长期相处,才知晓赵先生表面是傲气,实际上是傲骨。)。第一次拜识,虽然时间短浅,但印象极其深刻。
        我回家后,睡在坑上,久久不能入睡,心情像百味子,错乱复杂,说不清是什么感觉,是高兴?是烦恼?是碰了钉子?还是给了面子………总体印象,求人难,做学问难。
        但也有收获,终于大致搞清楚了,曹雪芹的高祖曹振彦,祖籍是辽宁人(有争议),早年跟随多尔衮,后来加入正黄旗,入关后,东征西战,屡立战功,后来做了山西吉州的县官,后来又提拔成了大同府的府官等等。由此为线索,我在《大同报》上写了一篇:“曹雪芹与大同”的小文章,总体意思是,曹雪芹与大同有历史源渊,《红楼梦》小说中,孙绍祖的塑造和出现不是偶然的。
        谁知,我和赵先生的第一次拜识的尴尬,竟然结合成了我们以后长期友好相处,凝炼成师生加知己的深厚感情,共同探讨人生学术的合作之路,这也许是天赐的缘份吧!
        后来,我和我高中的同学,和大同二中的同事姚复舜谈起了赵一德老师。姚复舜跟我说:“长青,我认识赵老师比你早。”我说:“还有怎么回事?”他回答说:“你记得,我家住鼓楼东街二十八号院,上高中时,你也经常到我家,我姥爷在二十八号院门口开的画铺,叫黄守全,也是大同有名的画家,许多寺院道观的壁画,是我姥爷画的。我姥爷是清末广绪年间,上华严寺壁画家董安的高徒。”我说:“怪不得你上高中时,那么爱画画,而且画得那么好。原来是受到你姥爷的影响。”我还记得,你姥爷画铺房檐下挂有两幅工笔重彩的壁画。一幅是“赵子龙单骑救主,大战长板坡。”一幅是“封神榜罗宣火焚西岐城。”字体是漂亮的楷书。同时,我还记得,鼓楼西街欢乐街北口对面,还有一个罗花铺,花匠(搞表糊,搞纸扎,搞粘贴,做花圈等)叫罗山,他的孙子叫罗江,是咱们大同二中高六班的学生,后来考了山西农学院。那个花铺房檐下,也挂有一幅壁画,题目叫“赵子龙过五关斩五将。”我又问他:“你怎么就认得赵一德先生啦?”他说:“我也是有人介绍说,粪店巷有一个赵一德先生博学,什么也懂,你想高中毕业时考艺术院校,我建议你拿上画,叫赵一德先生指点指点。”
        姚复舜接着说:“一九六三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和同院的张子忠画友,拿上我们的山水画,就直奔赵先生家。赵先生对我们两个高中生,接待很热情。我记得赵先生当时好像在大同六一六厂工作。赵先生打开我们画的两张八开大的山水画,仔细地看完后说:‘两个年轻学生,有点艺术细胞,画得挺好,有发展前途。’赵先生当即拿起小楷笔,在我的画上用行书提写了几个字的评语:‘山高不险,水流无源,草木旺盛,而无大树。’长青,赵先生一笔漂亮大方的行书,让我们俩在现场相当惊叹佩服!题完字后,赵先生说:‘如果用宣纸和国画颜料,效果会更好’。过了两个礼拜时间,我和张子忠用宣纸国画颜料,画了同样的体裁,同样的内容。又一次去了赵先生家。赵先生看完画后说:‘画得不错,有提高,有发展,努力吧!有啥问题,随时来。’通过这次慕名拜访,我和画友张子忠认为,赵先生不仅博学,书画也懂,书法也好,对年轻人更善于热情指导。可惜的是,长青你知道,我最后考取了山大中文系。”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说一说大约一九八五年到一九八六年,大同历史学会的成立的大致过程。大同一中的历史老师陈朝仁,在开校际历史课教研会的时候,碰到了我。提出在大同成立历史学会的事,他告诉我:“许多省、市都成立了各种学会,咱们大同就不能成立一个历史学会吗?你和我都是历史课老师,加上各个学校的历史老师,人员足够了。而且成立学会,对推动大同的历史研究,和各个学校的历史课教学研究,都有好处。”于是,我当即同意了。
        之后,我找到了张述德同志(时任市教育局局长),殷宪同志(时任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还有曹杰同志(时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等人。之后,成立了大同历史学会,张述德同志任会长,殷宪、曹杰、陈朝仁等人和我任副会长,我兼秘书长。大印现在我还拿着呢。
        一九八七年八月,在市委和宣传部的领导下,在张述德同志、殷宪同志和曹杰诸多同志的热情支持帮助下,我和赵老师共同发起,大约用了将近一年的准备时间,成功地组织了在大同召开的首届全国北朝史研讨会。
        大同提交了一个参加会议的文论集,其中有赵一德写了《云冈昙曜五窟的佛名考校》,我写了《北魏营造云冈诸僧索微》,王建舜写了《云冈昙曜五窟的美学断想》,解廷凡写了《从云冈石窟维修加固中得到的启示》,昝凯写了《云冈石窟的三种风格》,张畅耕写了《〈水经注〉平城如浑水疏证》,张增光写了《平城遗址辨》,高平写了《试探北魏平城》,许殿玺写了《崔浩族诛析》,李生龙写了《太武灭法与寺院经济》,殷宪写了《平城北魏碑刻三种》,王银田写了《小释〈元淑墓志〉》,贺涛写了《北朝发式散集》,马志超写了《略议北魏文化特色》,李开元写了《〈木兰辞〉新论》,熊辛喜写了《太和改革与民族融合》。这本参会的集子,就是后来创办《北朝研究》杂志的雏形。这个集子,被赵老师称作是《北朝研究》杂志的试刊号。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等,近一百二十余人,在机车厂宾馆 举行。会期七天,支付会议费大约是四千八百多元(这个数字我记不准了,据我了解,这是全国召开这样会议,费用最少的一次)。市委、市政府几乎没有花钱,也许少花了一点,我也记不清了。会议召开的相当成功,在全国一炮打响,影响深远。我记得,闭幕会后的午餐,有一道新鲜的武昌鱼美肴,让大家十分叫好。用餐结束后,赵老师通过机车厂郑显道厂长的关系,邀请来了火车站的售票员当场售票,要什么票,卖什么票,让参会者,特别是外地学者,格外惊叹,连声夸奖说:“大同人办会的能力太强了。”据我了解,这在全国各地举行的学术会议中,是绝无仅有的。也是后无来者的。这次会也是我市解放后,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学术性会议。在这里,我特别要感谢,当时具体帮忙的何孝斌、武泽平、李生龙等同志。更要感谢对这次会议成功召开出力帮忙的郑显道同志(机车厂厂长)、丰铁成同志(利群药厂厂长)、贾福喜同志(毛线厂厂长)、王玉廷同志(市印刷厂厂长),还有张焯的父亲(这是赵老师大约半年后跟我交底的)等诸多同志。在这次会后,成立了北朝史研究学会,殷宪当了会长,赵老师、曹杰等人和我当了副会长,我兼秘书长。我印象中还有市委党校的副校长,任建林同志(已故),也应邀参加了会议。同时以团体会员的名义,加入了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会。与会者都是北朝史研究会的第一批会员。南京已经成立了一个南朝史研究学会。大家戏称:“南、北朝又对立了。”后来,《光明日报》史学版,以《中国首届北朝史研讨会综述》为题目,做了报道。当时的著名的学者黄烈会长、高敏、简修炜、李光霁、肖黎、洪廷彦、李裕民、任一鸣、许辉(南朝史学会的秘书长)等名家与会。另外还有张焯、吕一飞、孔毅、庄辉明、李凭(经赵老师和我特许,免费住宿用餐就他一人)等一批研究生与会。会议共收到论文八十余篇。
        一九八七年的十月,赵老师让我代表北朝史研究学会,赴江苏常州参加了南朝史学会组织的在江苏省常州市召开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研讨会”。在这次会上,我有幸拜识了著名学者吴泽等教授。
        大约是一九八九年九月一日,由张畅耕先生引荐,赵先生和我与黑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张碧波研究员以及他的研究生孙文等,在机车厂宾馆,又召开了“第三届北方民族文化史研讨会”。后来,赵老师有专文发表在《北方民族文化史》(上卷)上。
        一九八九年,由我和赵老师为主等同志参加,共同创办了《北朝研究》学术刊物。周一良、唐长孺、朱绍候、韩国磐、简修炜、李裕民、阎文儒等名家提供了论文。该刊物名誉总顾问:周谷城,总顾问:周一良,顾问(以姓氏笔划为序):田余庆、史树青、朱大渭、朱绍候、肖黎、何兹全、周一良、周谷城、周伟洲、周绍良、张忱石、陈连庆、郑佩欣、洪廷彦、宿白、阎文彦、唐长孺、韩国磐、高敏、黄烈、简修炜、缪钺等大名家。可以说,这本学术刊物,无论从顾问队伍的知名度和论文的质量上讲,在我市乃至全省全国都是比较高的。唯一遗憾的是,没有取的正式刊号。(当时申请正式刊号相当艰难)只有山西省期刊内部登记证第0088号。为我们提供了论文的周一良的大作,是赵老师专程派我拿上赵老师的亲笔信和纪念品(开首届北朝史研讨会剩余的纪念品,亲自到周一良先生的家约的稿,对此,我在我的《云冈探索》一书中有较细的回忆)我们也邀请周一良等大名家,作为北朝研究杂志的顾问(李裕民教授(现在陕西师大)、赵老师任主编,我实际上任执行副主编)。《北朝研究》刊名的题写,是由周谷城老先生亲笔题写。是由洪廷彦老先生给提供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洪廷彦是周谷城先生的女婿)。洪廷彦先生个不太高,白白的脸,大大的眼,宽额头,有点歇顶,嘴稍有点扁,头发全白,说话快人快语,非常活泼可爱。我和赵老师戏称为“老顽童”。赵老师说:“大会的纪念印我收藏,作为我百年后的随葬品。这四指宽的周先生的题字你收藏。周谷城老先生,毕竟是大学问家,他对孔子的‘仁学’,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仁’字,实际上是由两个“人”字组成的,因此孔子的‘仁学’(也叫儒学)。实质上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解释把儒学说到家了。说到根本了。后来,知名书法家殷宪学长见到这四个字,连声夸奖说:“周谷城先生的所有题字,数这四个字写的最好。”同年,我在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云冈史话》一书(铅印版)。赵老师阅读后,对我说:“作为史话性的普及读物可以,但校对粗,应该再往细写点。但这也是咱大同人全方位探讨云冈的第一次尝试。”我回答说:“为了赶评高级职称的应急之作。所以速度快了,就粗了。”
        大约是一九八八年,大同市人民政府,为我市老知识分子盖了几幢“高知楼”,赵老师有幸分了一套100多平米的楼房。当我去赵老师新楼房的家祝贺时,赵老师和冯大夫同时说:“辛长青,你还住在平房里,你也该住住楼房了。”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赵老师和夫人以及我还有陆屹峰,代表北朝史学会,参加了在桂林召开的全国魏晋南北朝史学研讨会。会上,赵老师继续当选为理事。著名史学家韩国磐(厦门大学)先生和何兹全(北师大)等名家与会。我们浏览了阳朔和漓江等景点。会议结束后,我陪赵老师和夫人,到了柳州,考察了许多景点和石窟。参拜了柳宗元墓。之后,我们到达了湖南大庸去了张家界。浏览了六天,有一天,徒步近三十多里路,实在疲劳得很,坐在一个山谷里的石头上休息,我突然大声呐喊:“刘晓庆,我爱你!”把老师和师娘逗得哈哈大笑。赵老师立刻说:“有劲了,我们继续走。”我说:“赵老师,我这是放铜呢。赵老师人体内有铜元素,正是没铜(大同的铜,方言是傻),没铜元素,正是有铜。”后来,赵老师给我讲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和“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道理。我说:“赵老师,据我了解,现代科学研究证明,人体内还有近一百多种元素。地球将近有一百二十多种元素,这是科学认证了古代人“天人合一的”论断。”我说:“赵老师,冯大夫,我放铜是精神疗法,您们看,咱们一笑,精神有劲了。”回到宾馆,我吃完饭,跌倒头,就呼呼大睡了。第二天早上,赵老师对我说:“看来劳动,是治疗睡不着觉的好方子。”我早晨起床,没叠被子,被赵老师大骂了一通。赵老师说:“这毛病,赖哇哇的。以后改掉。”我说:“有服务员呢。”赵老师说:“你叠被子,是你的素养问题。服务员把被子叠整齐,是她的责任问题。”从此以后,我无论住什么宾馆旅馆,早晨起来,先把被子叠了。赵老师对我的言传深教,让我一生受益。我永远感谢他对我的教诲。一路上,赵老师夫人和我,从不大吃大喝浪费。特别是张家界的岩耳,非常好吃,价格昂贵,我们仅仅是尝了一点。是土家族人,从高山上冒着生命危险采集下来的。一路上,我们互相聊了方方面面的问题,特别是赵老师给我讲了一路的知识和学问,包括做人的道理,我是赵老师真正的学生。但内容忘记了许多。但略记得:赵老师的父亲叫赵兰亭,解放前,是经商的,可能是大同解放前商会的副会长。他的母亲非常会做饭,和晓池(原齿轮厂厂长)吃过他母亲做的莜面炒块垒。和厂长说,一生难忘,太香太可口了。教他念“四书五经”的是大同有名的民主人士兰效汤先生(解放后当过大同市政协副主席)。怪不得赵老师的国学功底那么深厚。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赵老师就在广场上,当时他大约十六七岁。一九五零年,他从大同一中,考取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他的老师有潘光旦、周一良、熊十力、冯友兰众多大名家。他对潘光旦教授(费孝通先生是其高足之一)十分崇敬。一九五二年,院校调整时,他又到了人民大学,上了经济学系,这就是赵老师上了两个名牌大学的来历。他毕业时,分配到了哈尔宾,后来调回大同六一六厂,后来又调到大同机车厂,在机车厂时,碰上了“文化大革命”,不知什么原因,也被批斗过,后来,他找马衡枢老师商量,到了北京上访,从北京拿回了中央为他平反的证明信。文革后,他又到了齿轮厂,从齿轮厂调到了市经委,做高级经济师工作。
        夫人冯惠卿大夫是医学院毕业的,当时在市防疫站工作。她的父亲也是知名的宗教界人士。从张家界回到北京,我们大约走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北京,我们同住在了冯大夫大弟弟(冯惠民)和弟媳(刘家琪)的家里,西单一处四合院内。这一路上,加深了我和赵老师、冯大夫(包括冯大夫的家人和她的儿女赵冬蝉,女婿苏大阳,儿子赵元申等增加了深厚的友谊和感情)回同后,大约十一月初,赵老师主动提出,到我家看一看,点名要吃羊杂泡糕,我和夫人,热情地接待了赵老师和他儿子赵元申和他的手下的科长何孝斌。那时,我住在东史宅大同二中家属院内的平房内。赵老师非常满意,也是赵老师一生唯一的一次到我家做客。后来,我和夫人张根凤也去赵老师的家串过门,赵老师用冻梨招待我们,说:“甭怕凉,这是下火的好药。”
        一九九零年前后,赵老师被市委、市政府任命为大同市汽车工业领导组副主任(副县级)。同时成立了以文群为总裁的云冈有限股份公司,在大同开发研制6400面包车,开创我市汽车工业。我和赵老师办的《北朝研究》杂志,印刷费,稿费、办公室、工作人员、库房等,均由云冈集团公司赞助提供,杂志的财务统统由云冈公司的财务科负责。同时,我也断断续续地,零零星星地参与了6400面包的研制、开发、公关等工作。记得有一次,赵老师叫我取两张稿纸,我老老实实地给赵老师撕了两张。赵老师说:“我说两张,你就拿两张。太死相。”我转身又出去,拿了一本稿纸。赵老师说:“这就对了。”还一次,赵老师又让我拿稿纸,我拿了整整一本,赵老师说:“拿这么多干啥?”我回答说:“赵老师,您儿真难伺候。”赵老师回答说:“长青,赵老师是调教你呢,提高你的应变能力和识眼色劲,不是赵老师难伺候。”这对我以后的处人处事,非常有帮助。别人跟我说:“赵老师,越是骂谁,越是爱谁。”
        一九九零年大年初二,赵老师派我带队,有王建舜、陈朝仁参加,组成了一个团,以到西北考察6400面包车市场需求的名义为理由,由云冈集团公司出经费,到兰州、乌鲁木齐等地进行考察。顺便到敦煌石窟和段文杰院长、孙修身等研究员,共同商谈和《北朝研究》杂志两家共同出版《敦煌石窟、云冈石窟》系列丛书事宜。我们到达敦煌后,孙修身先生接待了我们,并代表段文杰院长和我们商讨此事(段文杰院长因到北京开会,而未能参加)。最后,因出版精装版,还是普装版意见不一,而最终作罢。段文杰院长要求精装版在香港印刷,每家投资一百万元。我们要求出普装版,每家投资最多三十到五十万元。因为我方财力有限,赵老师和我只能引叹而遗憾。通过我和王、陈二人的调查,6400面包车在西北和新疆市场前景较好,但需要价格便宜。人家把6400面包车形象地比作流动的“蒙古包”,文群总裁对我们的调查也很满意。
        一九九零年八月,我和何孝斌代表赵老师,赴哈尔滨参加北方民族文化史审稿会,并进行学术考察。之后,过黑龙江赴前苏联布拉格维申斯克市(海兰泡)参观考察。张碧波教授让他课题组的成员,哈尔滨社科院的副研究员王禹浪等人陪同,游览了松花江和太阳岛,哈尔滨中央大街,号称东方莫斯科,名不虚传。我和何孝斌到王禹浪先生家中做客。王先生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他告诉我们:“在日本见到了日本鬼子侵华时,从我国掠夺的大量的文物、古董、瓷器、书画、善本书等等。”而且让我们看了他从日本带回来的日本印刷的中国画家画的《春宫图》。书有一寸厚。王先生同时向我们一人赠送了十几枚古币。
        东北苏联一行,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同样,一方人创造一方文化。比如:东北和俄罗斯人,利用森林面积大,用木头做的房子,又暖和又轻便。抗震能力很强。如果有地震,不会造成重大伤亡。我概括为森林文化。还有俄罗斯人用的那精美的煮咖啡的大壶非常漂亮。市场上出售的又笨又大又耐用的照相机、望远镜、刮脸刀等等。那个时候的苏联人,对中国人普遍是热情欢迎的。同时,我们还看到了布(该)市博物馆内,展出了大量的鲜卑族、契丹、女真族、满族等我国古代少数民族使用过的工具、文物等。
        之后,我们又到阿城(金国的故都)和阿骨打墓地,进行了考察。导游跟我们说:“宋代徽、钦二帝,被金人如何凌辱,他们二人进入大殿是如何如何爬着进去的等等。”二帝的生活,极为凄惨。他们还的教授金国皇族贵子们学习书法、绘画等。徽、钦二帝为古代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也做出了贡献。
        回大同后,我向赵老师做了详细的汇报,谈了自己的感受。并向赵老师赠送了从前苏联购买的笨重的刮脸刀一把和一包香烟。赵老师抽了一口说:“长青,外国烟都一个样,生烟味。”
        一九九三年,赵老师又派我和许殿玺老先生(已故),赴西安参加国际魏晋南北朝史学术研讨会。许殿玺在大会上发言,满口大同土话,所有专家听不懂,只能由我做翻译,才达到了交流(我的普通话也不好)。这一次会,赵老师继续当选理事。之后,我被任命为副秘书长。周伟洲先生可作证。
        从一九八五年开始大约到一九九五年前后,我曾被《山西师大》校长陶本一(我上大学的老师)主编的《语文报》特聘为“特约记者”。这个身份为我办事、采访、交通等方面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和帮助。所以,这也是赵老师派我多次到外地办事的有利因素之一。
        一九九四年八月,我应邀参加了敦煌研究院成立50周年暨国际学术研讨会(敦煌)。会议期间,考察了安西、榆林石窟。会议结束后,顺路考察了麦积山石窟,并前往银川拜访了西夏史研究专家李范文先生等。并对西夏王朝部分遗址进行了考察。由孙修身研究员介绍,让我见到了审察山西论文的敦煌研究员王某某(名字记不起了),王研究员,中等个儿,白白的瘦长的脸,小眼睛。我问他:“我们大同提交了三、四篇论文,为什么只邀请了我一个人呢?”他回答说:“我知道,大同有赵一德、殷宪等,还有山西大学、山西师大等教授提供的大约七、八篇论文,都让我负责的小组给否定了。我们敦煌研究院对参会的所有提交的论文有规定,不论资格多大,名气多大,官位多大,初审论文,不合我们的要求,我们一律不再发邀请。你的论文《昙曜初探》是由我负责审查的。我原以为你是一位老先生,没想到这么年轻(当时我已经五十了)。我插话说:我也不小了?“因为你的论文论证昙曜有两个法名,这对研究石窟文化,太有启发意义了,所以就通过了。”我也为我一生能参加这样一次会议而感到有点自豪,实际上我沾了赵老师的光,因为这篇论文是赵老师帮我修改的。赵老师参会的论文,后来不知发表在哪一期《敦煌研究》上了。后来,赵老师跟我说:“做文章,一定要小题大作,切忌大题小作。”
        大约一九九四年后,有一次,我到赵老师家。赵老师跟我说:“有的学术界朋友跟我说:“赵先生,你能不能把你那些零星论文,汇集成一本书,也就是说,把几个小泥娃娃砸碎,重新和成一堆泥,雕塑成一个大雕塑作品,长青,你意见如何?”我回答说:“这个建议太好了。”这就是赵老师九八年出版《云冈石窟文化》一书的缘由。此书的出版,是对云冈石窟研究的一大贡献。被大家周一良先生赞誉为:“空谷足音”。在全书的校对过程中,我和韩府等同志帮了很多忙,反复校对。这本书,错误的字极少,是下了大功夫的。我跟赵老师说:“国家的标准,一万字内出一两个错字,就够水平了。”赵老师说:“我们下了这么大的功夫,书中还有四五个错字,白字。”我说:“不是关键字,应该满意了。”赵老师说:“当年,曾国藩校书,让士兵(没文化的)每人给一页,一字字的对,发现的不一样的字越多,奖励的银钱越多,所以曾国藩的书基本没有错字。而有文化的人校的速度太快。因此,最容易把错字,白字漏过去。”因此,我这一点印象特别深刻。书出版后,赵老师派我和他的司机小韩,开上红色夏利小车,连夜从北岳文艺出版社拉回了用塑料编织袋装的大约有三四百本书,我和小韩冒雪夜闯雁门关险道,大约晚上十一点才回到赵老师家,赵老师招待我们吃饭,连声说:“二位太辛苦了,一天之内,我很担心,生怕出点事。”我回答说:“赵老师,过雁门关时,正下着雪呢,我们走得慢,小韩技术也不错,总算安全回来了,一路上,我也很担心,回来了,咱们都放心了。您晚上,安稳地睡觉吧。”之后,我和小韩,每人各背一袋书,三次才送到赵老师四楼的家里。赵老师当即签名,盖章,送了我五本书。我现在只存一本到两本,剩下的都让朋友要走了。赵老师对这一次任务的完成相当满意。并夸奖说:“长青,你办啥事,我都放心,靠得住。”每次,我到赵老师家,或拜年,或有事,赵老师都给我斟得是好茶,抽得是高档烟,而他自己抽得是低中档烟。赵老师本人抽烟有度,喝酒有度。之后,对我说:“长青,你好抽烟,你是一个烟筒,赵老师有好烟为你留着呢。”赵老师喜欢吃粗粮土饭,喜欢养花,喜欢用红蓝醮水钢笔写东西,尤其晚年特别用功。还学会了电脑,是不是他去世的早,与他晚年太用功,我怀疑有点关系。赵老师的图书资料手稿,整理的十分整齐,有条不紊。需要找什么资料手稿,不到一两分钟,随即就找出来了。而我家的图书资料杂乱无章,找起来十分困难。
        一九九二年九月,赵老师和我等同仁,一起参加了由张畅耕先生发起原雁北地委组织的“国际辽金契丹女真史学术研讨会”。在雁北宾馆召开。我们有幸被拜识了陈述等辽金史研究名家。
        有一年,我去了他家,他正在重新装潢地板,我开玩笑说:“您一天骂人,忘了死了。”赵老师说:“儿女们嫌原来的地板光滑,怕摔倒我老俩口。你批评的对,原来换地板这么麻烦,又费劲,费力,费事,还费钱。”我说:“赵老师,与其换地板,不如换换防滑的拖鞋,多省事呢。”赵老师说:“长青,还是你聪明。”
        从一九九一年到一九九四年,我(不知道还有谁),被云冈国际旅行社总经理王远燕(女)总经理,(大同前市委书记王金贵的女儿。大同展览馆就是文革中在王书记的领导下完成的。她的丈夫叫杜胜英,在市安全局当局长,和我都是市政协委员,他们夫妇都是和我最要好的朋友)王远燕总经理特聘我为国际旅行社的专家导游。让我挣了点额外收入(含美元和人民币)当我把此事汇报给赵老师后,赵老师说:“聘你,你就去,打捞点额外收入,未尝不可,不犯法。但一定给人家导游出水平来,甭丢人。”据现在的旅行社的同志回忆说,王远燕总经理很能干,很会干,也有点子,她当总经理时,国际旅行社的效益最好。一九九三年,大约是六月左右,大同的汽车工业由于种种原因,开发的不理想,我到办公室找赵老师有事,赵老师正在写辞职报告。我问赵老师:“您怎么主动写辞报告呢?”赵老师回答说:“长青,九月份,我就到龄了,该退休了。”我才明了。赵老师写完辞职报告后给你,看看我的辞职报告有那些不妥。我看完后说:“赵老师,写得挺好。就是有一点不合适,时间署得不对,不到六月二十五日,您为什么写六月二十五日呢?”赵老师笑着说:“长青,你不懂,这叫一推六二五。”我才恍然大悟。
        退休后,赵老师和我还有聂还贵(现在的市文联主席)还有韩府,(现在的市委党校教授)以及李恒成(当时《大同日报》记者,北师大历史系毕业)等人,准备筹划出版《云冈研究系列小丛书》但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经费不足),终于作罢。但奇才诗人聂还贵,没几年出了一本《刻在石头上的王朝》长篇散文集,此书还获了奖。
        有一年,大同发现了北魏明堂遗址,赵老师、张畅耕老师和我三个人在一个小饭店里面,边喝酒,边讨论,明堂遗址的问题。印象最深的是,对“灵台”的位置遗址问题,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讨论的比较热烈。赵老师说:“按古书的“上”字解释,应该在灵堂的北面才对。张老师回答说:“赵先生,你的说法有道理,但无考古证据。但还不能最后敲定。”我在旁边说:“两位老师说的都有道理,以后慢慢讨论吧。”张老师说:“明堂的发现,为我们确定北魏平城、皇城、内城、郭城的大体位置,提供了一个准确的座标点。也就说,明堂在北魏平城郭城外的东南面方向,这是毫无疑问的。但遗憾的是,我找到了东郭墙,西郭墙的遗址,唯独南郭墙和内城南墙的遗址找不到。让我对平城考古很难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我说:“张老师,我印象见过明代南城墙外,还有城墙遗址的痕迹,因为我喝了点酒,一时想不起来了……”但我们那场聚会,和谐,融洽,愉快。让我一生永远难忘。真有“不喝这杯酒,人生能有几回醉”的感觉。我常和老朋友李恒成等同仁,在小酒馆喝酒,我曾对他说:我想在《大同日报》上,写一篇“小酒馆的情趣”的散文。主要说的就是我们三个人的聚会。直到今天,这篇散文也未动笔。
        今天我认为“灵台”应该在明堂的西边。因为《晋书》天文志上明确记载:“明堂西,三星曰灵台,观台也,主观云物,察福瑞,侯灾变也。”古代的“上”字,应该有多种含义,可以理解为,上下的上,南北的上,东西的上,还有大小作用和功能地位主次的上等等。有时“下”还能理解为“上”,如陛下。《水经注》记录说:“加灵台与其上,下则引水为辟雍。”张老师提出:“文献指导文物考古,文物研究验证文献记载。”我们达到了共识。
        因我家住在南关39号楼7层楼上,(这是我住没电梯的高楼上的最大收获之一)第二天,我站在阳台上,向东瞭望,突然发现离我住的楼不远,有城墙遗存,我急忙拿上放大镜、盒尺跑下楼,奔到城墙遗址查看。一发现,黄土层大约十公分厚,也就是我的一拳头宽,内心十分高兴。因为这是典型的北魏夯土层。之后,我又穿过南关南北方向的马路,窜到南关幼儿园后边,又找到了城墙遗址。又是约十公分的北魏夯土层。之后,我又骑上车子,沿着南北马路向南骑去,过了市政府十字岗往南,一二百米的样子,在马路东边,当时的乡镇局附近又发现了城墙遗址,一看,又找到了十公分的北魏夯土层。之后,又窜过马路到西边,又找到了城墙遗址,同样是十公分的北魏夯土层。我高兴的几乎跳起来了。回家立即用电话告诉了张畅耕老师。张畅耕老师在电话中说:“长青,太好了。你在南关楼下等我,我大约十五分钟后,坐车到南关找你,你耐心地等着我。”张老师到了南关39号楼前下了车,我领上张老师,先后察看了四处城墙遗址。之后,张老师高兴地说:“长青,你对平城考古的发现,贡献太大了。让张老师对平城考古的研究,暂时能画上一个句号了。”之后,张畅耕老师特地奖励了我二百元人民币,并赠送了我和赵一德老师每人一套《山西通志》。后来,张老师在二零零三年四月,由寒声主编的《黄河文化论坛》第九集上发表了《魏都平城考》长篇论文。在作者中还专门署上了我的名字。在同书中赵一德先生发表了《论云冈石窟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
二零零零年,安大钧同志担任市人大主任之后,着手制定《大同古城保护条例》。我和赵老师、张畅耕老师等诸位同仁,都参加了《大同古城保护条例》的讨论与制定。
        二零零一年,市政府决定整片改造缸角街,那时候,赵老师、张老师等都是市文物局聘请的专家组成员,而我不是。最后经过专家们的上上下下的几次讨论,市政府下文,决定改造缸角街。我到了赵老师家,跟赵老师说:“您们专家组,犯了一个历史性错误,从缸角街北上太平街太重要了,我推断应该是北魏平城如浑西水的遗存。”《魏书》记的是:“穿城南渠通于城内外。”而专家断句断错了。造成了平城如浑西水遗址的千古之谜。平城遗址又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实施改造,等于严重破坏了“平城遗址”。赵老师听完后,对我说:“长青,我是专家组的组长,不瞒你说,我违心地签字了。但我也收了人家一个“红包”。长青,要那么说,莫非我成了千古罪人啦。但长青这是我一生当中得到的第一个红包,我一生廉洁,你信不信?”我说:“我相信您的人品。”接着赵老师说:“每过年,你和其他朋友,给我送点礼品,我都收下了。礼不在多少,在有无。你和朋友们过年过节送赵老师点礼品,说明你和朋友们心中有我就足够了。”我回答说:“赵老师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为赵老师的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一生廉洁的高尚品德和学问所折服。
        后来,赵老师用电话把我找去,对他潜心撰写的《北魏平城明堂考论》一文,让我提提修改意见。赵老师的图文并茂,长篇大作让我十分钦佩。赵老师对明堂辟雍“十二堂九室,而不为重隅也。”画了十分认真的平面图。我拜读后,给赵老师只提了一条意见。我说赵老师:“辟雍的入水口在西北方向画对了,而它的出水口画在西南方向画错了,应该在东南方向。”赵老师说:“长青,对极了。”当天对图纸做了修改。我又说:“赵老师,而且我还找到了郦道元所记的如浑西水“所在布濩”的遗址。(布濩之意是流水从上到下形成的小瀑布,是人为的,不是天然的。现在这个遗址已经因盖高楼而被破毁的彻底没有了。大体位置在水泉湾南靠西。)后来,赵老师关于明堂的论文在《黄河文化论坛》第十三期上,图文并茂地发表了。
        二零零一年,市政协在广和宾馆举行了电视议政会,当时的孙辅智市长亲自参加。会上大家面对面的和市长讨论大同市的经济文化发展等问题。我说:“在城市改造与古城保护方面,特别是对缸角街的改造上,此前我曾专门向靳善忠书记和你写了信,陈述了保护建议。不知道你看到了没有?”……后来,我大胆直率地面对面地对孙市长讲:“孙市长,如果政府硬要改造缸角街,我辛长青将依据‘文物法’和政府对簿公堂。”语出惊人,在座的政协委员们,悄悄地议论说:“辛常委的胆子也太大了。”孙市长也很好,当即表态,既然这么重要,政府可以不改造嘛!”
        开完政协会,我跑到赵老师家,告诉他:“赵老师,放心吧,政府决定不改造缸角街了,您的红包也就等于额外收入了,您可以心安理得地睡觉了。”
        在这一段期间,赵老师为大同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写了不少东西,他问我:“你为什么不写?”我说:“赵老师,我已接到了高平主任电话通知,高平告诉我,董瑞山会长特意把我聘为市三晋文化研究会的理事。因为我面对面地对董主任提了点建议,我说‘董主任,第一集三晋文化研究丛书质量不错,但有一点不妥之处,书中每页上印有一个龙门石窟的佛头,我们为什么拿自己的钱宣传洛阳呢?印云冈的佛头多好呢。’董主任说:‘长青,你的建议太好了。这就是我被聘为理事的主要原因。我已经答应高主任写一篇关于郦道元和水经注的小册子。但由于我手头太忙,一直还没有完稿。’”赵老师说:“那也算。”
        二零零四年,我在民营企业家赵秉俊先生的赞助下,出版了《云冈学研究系列丛书》(《云冈传说》、《云冈故事》、《云冈之谜》、《云冈探索》),赠送给了赵老师和张老师。
        后来,我到赵老师家,赵老师对我说:“你送我的书,我大致翻了翻,还可以。首先,你创立了云冈学的牌子。”我回答说:“赵老师,我是根据李雪峰同志给云冈的题词而受到启发的。北大的名教授向达先生(敦煌学专家、社科院学部委员)说过:‘弟视云冈,儿蓄龙门。’赵老师,向达先生的论断非常科学准确,也就是说,云冈和敦煌的地位是一样的。既然敦煌石窟能称为‘学’,那么云冈就能称为‘学’。赵老师您对云冈的研究认为是‘全石全新’的理念,以及云冈对龙门的影响,对敦煌,麦积山石窟的回流影响等是很有说服力的。您认为云冈石窟是中国石窟历史的转折点的论断也是非常正确的。而被宿白教授概括为‘云冈模式’。”
        接着赵老师对我说:“长青,你把焦山考证为车轮山有道理。昙曜有两个法名有道理。你认为云冈第三窟是为冯太后和两个侄女雕的像有道理。你的冯太后与高力士写的有道理。”我插话说:“我写的《冯太后与高力士》,在《光明日报》文摘报上转载了。”
        有一次,赵老师跟我说:“长青,你搞了这怎么几年云冈石窟研究,总体有什么感觉和体会?”我回答说:“赵老师总体感觉,我觉的云冈石窟研究(或文化或学问)是一门猜的学问。为什么呢?文献记载太少,比不上敦煌学。各自依据自己的观察和发现,来研究来探索。”赵老师说:“长青,你说对了。可以说,云冈学是一门猜(或推论或推断)的学问,但只要能自圆其说就行。”
        之后,赵老师突然又问我:“你认识云冈的王恒吗?”我回答说:“王恒同志,我们太熟了。我们八十年代就认识了,我是通过我侄儿辛沛认识的。他过去是搞音乐创作的,现在是云冈研究所的书记。还给我刻过章呢。听云冈的人说,他暗中在研究云冈,也发表了不少文章。”赵老师说:“我看过他的几篇文章,此人不简单呢。”后来,王恒跟我说:“赵老师在病重中,他去三医院拜访过赵老师,这是他们的第一次相识。”王恒跟我说:“赵老师,不愧为是名家。”这是他的第一印象。后来,因为王恒同志现在跟我是邻居,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探讨云冈。他出版了《云冈石窟辞典》。特地赠送了我一本。我也将我出版的《云冈学系列丛书》四本,回赠了他一套。王恒跟我说:“辛老师,我认为云冈学,应该是一门图像学,而且以佛教历史等为主要背景。”我觉得王恒的认识,非常有见地。
        赵老师接着又说:“员海瑞,陆屹峰发现了十三窟的黑石,很重要。韩府同志出版了《云冈诗词注释》非常有见地。王建舜同志出版了《云冈石窟艺术审美论》,从美学角度研究了云冈,很有意思。还有王恒等同志出了不少研究云冈的著作和论文。云冈研究队伍在逐步壮大和成长,水平不断提高,我很高兴。我相信不久云冈学就可以建立起来。”
        最后,赵老师建议我说:“长青,你能不能把云冈所有的题记、碑刻校注一遍,遇到难题我帮你解决,争取能出一本书,那是对云冈石窟研究的很大贡献。”我回答说:“赵老师这本书,您写吧。我能力有限。”赵老师回答说:“我想对《魏书 释老志》通篇作一个详细的校注,那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我说:“太好了。”后来,我把屈盛瑞同志给我复印的日本学者塚本善隆写的《魏书 释老志》研究(日文版的复印件)借给了赵老师。赵老师拿到书后,高兴地说:“长青,谢谢你!对我研究释老志太有帮助了。你不懂日文,赵老师懂日文。”遗憾地是赵老师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而他撰写的《魏书 释老志》校注才仅仅开了个头。初稿我见过,字迹工整,红蓝字迹对照,校注的十分认真仔细。虽然开了个头,但校注的文字就已达到五、六万字。这个浩大的工程谁能帮助他继续完成呢?
        大约是二零零一年,八、九月之间,我去赵老师家。赵老师跟我说:“长青,我刚刚参加完清华大学校庆九十周年活动,不瞒你说,我和朱镕基、胡锦涛等中央领导,还是校友呢,我这个人不简单吧。”我回答说:“人家们是走的政治路,吃的是政治饭。您是做学问的,也是名家。”赵老师跟我开玩笑说:“我能受到你的表扬,就不简单。长青,你最大的特点是直率,敢讲真话,这一点,赵老师非常喜欢你。”我回答说:“赵老师,无欲则刚哩!”赵老师高兴地为我点了一支香烟。
        八月,云冈研究院召开了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和赵老师、张畅耕老师、力高才、曹杰等同仁都应李治国院长的邀请参加了。会议中我们经常在一起探讨云冈和大同文化产业的问题,彼此探讨的很高兴很愉快也合得来。
        我记得在有一次大会发言上,一位日本学者(名字忘了)大谈云冈的双窟,一听发言,他对云冈很不熟悉,很不了解。我立即在会上举手发言,反驳他的错误观点。这也是我一生中很值得自豪的一件小事。小小地灭了灭日本学者的“威风”。之后,那位日本学者亲自找到我,表示谢意。而且赠送了我一沓子塑料片书卡。我现在还在办公室的地上乱扔着呢。
        二零零六年,张焯院长撰写了《云冈石窟编年史》出版了。赵老师告诉我说:“张焯同志不愧为研究生,暗中下功夫,对云冈研究下了大功夫。出版了这本书。”赵老师拿着书给我看,又说:“这是张焯送我的。”之后,张焯也赠送了我一本。
        大约两年后,张焯院长的书获得了市科委组织的市社科成果一等奖,而我的系列丛书获得了二等奖。
        我记得在一次学术论讨会上,赵老师谈了他自己对“文化”定义的理解。他说:“孔子对文化早已经下了定义,‘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这个‘史’说的就是文化。所谓的文化,就是人类不断文明进化的过程。他的发言博得了与会所有学者的热烈掌声。”赵老师私下跟我悄悄说:“长青,当原始人懂得用树叶遮羞的时候,人类的文明文化就开始了。”
        赵老师曾说过,大同有历史没文化,此话影响深远,太深刻了。直到今天,我才深深地体会到了此话的深刻道理和含义。我们也为我市在一九九八年,北魏建都平城一千六百周年而没有抓住这个机遇而遗憾到今天。
        我突然又想起赵老师生前的一件趣事。有几次有关部门邀请我们几位专家,讨论和研究一些专题。赵老师远的地方就打的,近的地方就骑车,或徒步,有时候也乘公共汽车。但有的机关是武警把门,或有的是传达室把门,专家们先后到达,有的进去了。有的进不去,和人家磨蹭,有的半天进不去,而赵老师遇到不让进的,二话不说,掉头就走。等大家开会时,领导发现赵专家不在,怎么没来。我回答说:“门卫不让他进,他二话没说,早回去了。”领导这才急忙派人打电话,派车赶快接老先生。赵先生高兴就又来了,不高兴就坚决不来了。事后,我问赵老师:“您怎么这么嘎怪呢?”赵老师说:“不是我嘎怪,是领导们太不把咱们当回事了。工作太粗,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从心里上不是尊重咱们。知道第二天开会,头天是干啥的?就不懂得在门口派个人接待一下。赵老师不是跟他争脸较真。赵老师是想教训教训他们,让他们以后工作细致一点。”今天我想起此事,我觉得赵老师做的对。
        我记得我还参加过几次南寺古建所原所长张誓红同志(女副研究员,现已退休)组织的由赵老师主讲的唐代王勃写的《释迦成道记》。(此石碑现立于南寺三圣殿内)讲授的活动。赵老师引经据典,逐字逐句地给我们讲课,非常认真仔细。深受学生欢迎。今天,我只记得“宝刀起,绀发落。”赵老师说:“释迦牟尼生前应该是红黄头发,生前还是平脚。看来他要当兵不合格。”斗得大家笑声不断。
        赵老师的确博学。他会看病,大多数是偏方秘方。他的老师就是马衡枢先生(大同名医,外号马大鼻子。后来也是我的老师)。解放前后大同的名医。马先生的高徒大约有十个人左右,如赵一德、李健、赵继(外号赵背锅,原大北街城区卫生院的院长)等。他们每个人掌握着一百多个偏方秘方。马先生跟他们说:“就凭这一百多个偏方,你们养家糊口就不成问题了。”马先生晚年生活拮据,全靠这十个学生供养,据马先生跟我说:“文化大革命中,他最大的损失,也是中华民族最大的损失。他的《小五科》一生心血之著作,被红卫兵烧毁了。”马先生为此痛心不已!?《小五科》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小偏方、小秘方,花钱不多,治大病,专治疑难杂症。比如,赵老师跟我说:“喝汽水可以治疗皮肤病(不是治疗所有的皮肤病)。”生活环境可以治病。比如北方人得的气喘病到南方就可以大大的减轻。比如水土不服,用灶火土就可以治疗。石榴皮可以治拉肚子等等。赵老师晚年想把马先生教给徒弟们所有的偏方秘方收集起来,给马先生出本专著。以造福后人。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这也是赵老师一生当中的一件大憾事。
        赵老师退休后,曾先后接受过多家电视台的采访,访问内容大部分是关于云冈石窟研究,平城明堂研究,文化史研究,地方史研究等课题。随之,赵老师的知名度越来越高。这足以让他青史留名。
        二零零七年,大约是五月左右,赵老师患病住进了三医院,我打电话给张畅耕老师和曹杰同志,我们三个人相约前去看望赵老师,此时的赵老师,气色精神都很好。我们一起聊了很多,总体感觉,赵老师看见我们三个人非常高兴,也很乐观。
        直到赵老师去世前,我一个人又一次看望赵老师,大约是下午一点钟左右,赵老师正在睡觉,儿子赵元申打开门,出来跟我说:“我爸正睡觉呢,不便打搅。”我没有进去,只从门缝中看见,赵老师睡在床上,脸色又瘦又黑,可以叫骨瘦如柴。我心中忧虑很多。这是我和赵老师最后的无言的绝别。这一镜头,至今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没几天,传来了赵老师去世的恶耗。我悲恸万分。
        写到这里,我拉里拉杂,肯定丢掉了不少,不准确的也不少。
        常言道:人生逢一知己者最难。而赵老师和张老师是我的知己,这也是我一生难遇的幸事和恩师。
        做为两位不是导师的导师的学生的我很不成器,也不争气,只取得了一点小小的收获。但杜甫说:“玉不成器,只管雕。”
        愿我的回忆化作一束绚丽多彩芬香的鲜花,真诚衷心地献给赵老师,作为赵老师八十周年诞辰最好的纪念。
        仅用一幅对联简要的概括赵老师的一生:
                 博学严谨而有点嘎怪,
                 傲骨风趣而和善可敬。

        注:此文若有不妥、不准之处,希望同仁能批评、谅解。我别无它意和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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