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道

我与赵一德先生之间

2013-11-1 殷宪

今年是赵一德先生八十诞辰,也该是他驾鹤西归五周年了,是该对这位老朋友说点什么了,这边也是一位与阎王打过交道的老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与曹杰、辛长青、葛世民等同人发起成立了大同市历史学会。此时葛世民、高平手中正编写一部历史文化名城系列丛书《大同》,这是建设部下达各有关城市的一项任务。我为该书写了大同历代碑刻部分,并作了该书的审定人。这也成了我“触魏”的开端。记得历史学会成立会刚刚开过,与辛长青走在街上,辛碰到一位熟人,事后他告我此人名赵一德,在齿轮厂做技术工作,这回尚未引起特别注意。1987年8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在大同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北朝史学术讨论会。会前以大同市历史学会的名义编了《北朝研究》第一辑,实际上是一个资料汇编,以赵一德先生的《云冈昙曜五窟的佛名考校》开篇,共收入我市专业和非专业人士的论文十六篇。这件事主要是辛长青办的,他的论文是云冈诸僧索微,我还是曲不离谱,讲了《平城魏碑三种》,想不到这个小册子在会议上引起很大反响。这次会议主要是赵一德、辛长青操闹的,我的任务是把当时的市委书记萧聪慈、宣传部长王护国请上台,给他们起草了发言稿,我自己也以市委副秘书长的名义致了欢迎词。后来听说办会经费有缺口,我又向市政府申请了一笔资金补了口子。这次办会的一些事都是辛长青告我的,后来我才知道,不少事情包括北京先生们的意思都是老赵说给他的。这次会议开过不久,赵一德先生又引进了一个北朝文化讨论会,我参加了,也帮了点忙,但功劳全在老赵一人。今天我们缅怀亡人,可以说,赵一徳先生的最大功绩就在于向全国魏晋南北朝史学界打开了大同地区北魏研究的一扇大门。也正因为这一条,赵一德先生1989年11月7日至12日在广西桂林召开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三届年会上进了理事名单。
        1987年全国北朝史学会开过,我们在历史学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平城北朝研究会”,我自任会长,并决定创办《北朝研究》。我找人、找钱,辛长青跑腿,直到1989年上半年《北朝研究》才能出创刊号,还是省内刊物。当时周围朋友要我当主编,但我觉得自己一来机关材料工作太忙,顾不上,二来在学术上分量不够,不能胜任。先是与辛长青一起到山西大学历史系李裕民教授家,请他做主编,并说具体事还可在大同找一位得力的助手。李教授答应后,我们先是想请赵一徳先生跟我一起做副主编,后来又征求李裕民先生意见,赵先生也做主编,成了双主编,我们大家都做编委。公公道道地说,不管主编、编委是谁,当时具体事多是辛长青做的。诸如办手续、请顾问、请周谷城先生题刊名、组稿、编稿等都是辛长青找人干的,所以由他做副主编,我自己只是看看每期的目录,开销印刷费。由于有李裕民的学术地位和声望,也由于后来赵一德先生成了全国学会的理事,《北朝研究》很快便占住一块地盘,也正因为如此,具体办事人的努力也获得了成倍的成果。
        赵—徳先生是位学人,学人往往有较真的毛病。赵先生如此,我更甚之。人所共知,我跟赵先生之间曾有过一些纠葛,现在想来都是些小事,比如我要把每年四期刊物变四种颜色,赵主张一色到底;我高兴赵先生从汽车办弄回几千元补贴稿费,但不同意把主办单位变成汽车办;赵先生要在刊物发辞职声明,我以为无此必要;赵先生说鼓楼“子耘孙耕”对联合平仄,我说不合,等等,等等。为些小事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拍案而起。但这些都是文人学士间交往的小插曲,无碍于彼于此、此于彼的基本认识、评价与友情。九十年代中期,赵先生曾把我和市内七八同好召到府上,意欲统一相互间对平城宫城位置的看法。2006年,市政协让我负责《晋商史料全览大同卷》的编辑,我知道老赵的祖、父都曾在包头做毛皮生意并且是颇为成功的商人,便请他写一篇大同赵家的经商史话,我说你这一辈子除了自己的学问还应当给家族留下一点东西,成此事者,非君莫属。不久差不多万数字的史话就送来了。当他病重弥留之际,我将载有新作北魏平城魏碑综述的书法杂志呈于病榻前,说这些纸张所标志的秀才人情就是我们之间的一切。他强行坐起来,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老泪满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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