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道

怀念赵一德先生

2013-11-1 曹杰

赵一德先生是我市研究北魏历史最早,最有成就,可称是以文化角度研究云冈石窟的第一人。他写的《云冈石窟文化》一书,深受国内外学界的关注。被他的老师周一良先生赞誉为“空谷足音”。他是地方上少有的知名学者。
        我与他相识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 那是个偶然的机会,我翻阅《文史哲》期刊,看到他写的有关云冈石窟的文章,感到立论新鲜,论述深刻,语言生动,很是惊讶,便专门去他的办公室拜访了他。当时他在市经委工作,职务是总经济师。交谈中才知道他上了两个大学,先上清华后上人大,学得是经济专业。工参加作后多数时间在工厂,后调市经委工作。业余时间却在研究地方史,并对云冈一窟一窟地研究。已在敦煌、高校校刊等一此学术其刊,发表了昙曜五窟、佛籁洞、佛母洞、黑石之谜等好多文章。引起宿白等专家的重视,成为中国南北朝史学会理事。大约是1987年,老赵先找辛长青商量,发起策划筹办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将在大同召开。我得知后很有些感慨,便找他说:这事十分重要,能不能以市委、市政府的名义开?他说那当然好,可我跟市领导说不上话,只好让工厂帮助筹办。于是我向市主要领导汇报后,市委市政府领导非常支持,不只去看望参会代表,开幕的那天市委肖聪慈书记和市政府王志芳副市长等主要领导参加了。既展示了北魏古都对会议的重视,也提高了会议的规格。但大会邀请书还是以大同历史学会的名义发的。绝大部分会议经费,是老赵同志想办法让某些企业赞助的。我作为工作人员和代表一直在会上,见识了不少学者,也拿到一大批参会议论文,可说是一大收获。
        大同历史悠久,历史遗存很多。上世纪70年代,我由省报调大同市委宣传部分管文化工作,很想了解一下大同的历史,费了不少周折,却没找到多少资料。因此我和辛长青、张树德等一些同志商量,组织了个大同历史学会,希望对大同的历史能有所研究。这次中国首届北朝史学研讨会在大同成功的召开,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使我认识到北魏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朝代,大同是北魏的都城,研究大同历史重头戏应该是在北魏。也就在这会议之后,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领导吴象同志来大同调研,我在陪同他们期间,听他们讲了冯太后改革的事迹,让我又一次感到惊异:大同历史上还出现过这样了不起的人物。这些岂不是大同的光荣和财富,岂不值得大同人感到自豪。于是我和赵一德商量说:我们能不能成立个北朝研究会,推动北魏平城历史研究。他说当然可以,我和辛长青也有过研究,还可以作为中国南北朝史学分会,可得到专家们的支持。因此我向市委领导做了汇报后,与赵一德、殷宪和辛长青四人进行策划,成立大同北朝研究会。 我当时在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又负责整党办公室工作,每天手上的事太多。因此我提议让殷宪担任会长,他在市委办室工作,有些事好协调,我和老赵为副会长,辛长青为副会长兼秘书长。此外还要办个刊物,定名《北朝研究》,让老赵担任总编,辛长青为副主编。这一切安排妥当后,召开了会员大会,大同北朝研究会便宣布成立。办刊物需资金,需要办公地址。我想到大同企业家协会下属的企业集团公司,那些年他们发煤赚了少钱。集团公司老总文群和我相交甚厚。我找他说:市里成立了北朝研究会,要办刊物,需要经费和办公室,你们家大业大,为这一文化事业做点贡献吧。他很痛快地答应下来,既负担办刊经费,又在他们办公处(铁17局大楼)腾出房子,配备了家具。《北朝研究》在老赵和辛长青策划下,很快就与读者见面了。老赵和辛长青工作细致,责任心很强,在史学界联系很广泛,刊物办得很有影响。不久市内成立汽车办公室要制造汽车,老赵任汽车办公室副主任,借用企业协会地址办公。他有了多余时间过问刊物,不止国内好多史学家为《北朝研究》撰稿,也很快带起了市内一批北魏史学研究者。刊物办得大气红火,不止是市内的一个热点,也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特别是日本韩国学者更为重视,被称之为《敦煌研究》第二。从1989年开始,越办越有影响,不但积累了大批资料,也为大同培养了一大批学人。
        其后汽车制造因故下马,汽车办也搬出铁17局大楼,老赵处理了一番善后事宜后,刊物也因故停办,正遇市政府要在马铺山为白登之战古战场立碑,他翻阅史料撰写碑文。他先是写好文稿,后将几张宣纸接连在一起,放到一张大方桌上,一笔一划一丝不苟,将碑文文稿腾写上去。他的字点画峻厚,意态奇逸,血肉丰满,刚劲有力。我是第一次发现他的书法功底,没想到他含而不露,还个书法高手。他写得细致认真,用了好长时间才写成,如今这块还立于马铺山山顶上,也是他留下永恒的纪念。其后他接近退休年龄,很少去办公室上班,全身心身地投入了他的云冈石窟和北魏史研究工作。这时我也结束整党办的工作,离开了政策研究室,又回市委宣传部兼管市文联的工作。我们虽对北朝研究会的工作都过问少了,但经常是一起坐坐聊聊天。有一次我去他家看他,见他将几十篇发表和未发表作品,厚厚一摞放在桌上进行整理。我翻了翻大都是写云冈的,便说你该出书了。他说是有这个意思,可琢磨了好长时间,书名一直定不下来,你有什么好主意?我说你写得云冈这些文章,我大部分都看了。这些文章名义上是写云冈,可其中北魏的人物、故事、矛盾冲突,以及当时的社会状况都有,实际上你写得是北魏历史文化。文化是一张大网,可囊括一切,什么都可往里装。他深思片刻说,有道理,实际上云石窟就是文化,那就叫“云冈石窟文化”吧!他又问我:你现在写什么?我说过去喜欢写点小说,因工作缠身好长时间没动笔,我正在琢磨,打算写写冯太后。他听后伸出大拇指说:“高!冯太后是中国历史上了不起的改革家,没有她就没有北魏的兴盛,没有她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她比吕后、慈禧强十倍百倍,比武则天的历史贡献大得多。她虽没称帝,也是一帝,很值得一写。”我说我手头材料不足,很难说能够写成。他说不要紧,我这里有充足材料,足够你参考。我早注意到,他书房满墙书架上都是有关历史的书,有不少还是线装书,十分珍贵。我说市图书馆我都看了,没有你这些书,少不了麻烦你。他说只要你需要,随便拿,随便看,我都供给。
         这以后他拉出题纲,列出了目录,他开始写他的《云冈石窟文化》,我继续在搜集有关冯太后的材料。《魏书》通读了两遍,《北史》也翻了几次,也还搜集了不少有关故事,可北魏这个朝代怎么也在我脑子里活不起来,冯太后的形像也就立不起来,因此断不了去他家找资料,向他请教。我借阅了他的《北魏史》、《魏晋南北朝史探索》、《北方民族文化史研究》、《读史方舆记要》、《搜神记》等许多书,研读了大批的资料。可有许多事还是搞不清楚。 比如北魏的均田制大部分学者认为均田均的是荒田,而未伤害豪强大户利益。究竟均得是什么田,我一直犯着疑惑。这是北魏王朝的一件大事,动笔之前必须搞清楚,因此向他请教。他说:这事李安世的上疏已写清了,均田可使“细民有滋生之益,豪强无地利可求”;还有均田中耕地不够可用荒田补,岂不就说明:均田均的是耕地而不是荒地。再比如北魏为什么如此重视佛教,佛教得到了重大的发展,我一直找不到原因。和他讨论时,他给我举了道武帝访问高僧法果,法果给他下跪说“老纳不是拜皇帝,而是礼佛尔!”又举云冈黑石之谜和昙曜五窟之事,说这就是佛即帝,帝即佛,敬佛就是敬帝,佛帝合一,佛教怎么能不快速发展呢?他说读史不只是在字面上读,还要在字缝中读,而且要读出了新的内容,才可算是读懂了。他的治学精神和水平,十分令人起敬。
        大约是经过两年时间,他的《云冈石窟文化》一书写完了,并配了许多图片,打印后给我一份让提意见。我仔细地阅读一遍,感到全书结构严谨,语言精炼流畅,挖掘又十分深刻。他将云冈石窟的来龙去脉,时代背景,建造过程,凿窟意象,艺术价值等等,交待得一清二楚。既是一部云冈石窟建造史,也是一部北魏史和佛教史,还是一部石窟艺术史。他解开了云冈石窟千古之谜,无不让人佩服。他将书稿给山西古籍出版社,审读后赞不绝口,却因要宗教局审稿和发行量问题,迟迟不能付印。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李玉明知道后,要去亲自写序,交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印了3000册,很快销售一空,在社会引起很大的震动。这是一部研究云冈比较权威的书,因此他也成为北魏研究专家,云冈文化学创始人,社会名望也大为提高。请他作报告,邀他参与拍电视片,拜访他和人也多了,让他应接不暇。有一次他去北京,回来后我去看他,他说清华大学搞校庆通知我参加,去后还把我当成专家高待,还让我给作了场报告。就是由于《云冈石窟文化》这本书让我参加,不然这么多年,我都退休,早给忘了。随后他拿出一张捐款名单,捐200元者,排第一位;他捐半月工资200 元,排中间;朱镕基捐3000元,排在最后。他说朱镕基是国务院总理,我若拿上这张名单去招摇撞骗,说不定会有人上钩,因我们是清华同学,可我们做不到,随后他一阵大笑。这是我第一次听他说他和朱镕基的关系。
        这以后,他应史学家张碧波等之邀,参与国家社会科学“七五”重点选题和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一书的编写。他分担了中国石窟文化部分撰写,近10万字。又应《黄河论坛》编辑部之约,撰写《话说云冈石窟》数万字。这时经过资料的积累,我也动手写《北魏冯太后》一书,开始我写了3万余字,心是没有底,有些拿不准,便打印后送他听意见。他看后说:你这写得是历史,不是小说,彻底给否定了。我说我很反对胡编乱造,歪曲历史的戏说作品,我想还原历史上的冯太后,所以不敢离开史料很很远。他说这戏说和写真是两码事,我没写过小说,可我读过不少小说。比如《三国演义》的三顾茅庐,《三国志》只有“三顾乃尔”四个字,罗贯中却十分生动写了刘、关、张三拜孔明,你能说是脱离历史是戏说吗?我听了深受启发,便将以前的框架推倒,重新拟了目录,写了几万字又让他过目 ,他说这就生动多了,既要尊重历史,还要放得开笔,就应这样写下去。他很关心我《北魏冯太后》的写作,有一次他去海南看望女儿,在书店看到海南出版社出版周思源写得冯太后一书,分上下集,厚厚两册,60 多万字,书名《文明太后》,便给我买了一套。回来后给了我说,你的书撞车了,人家可是名家,不知你还需不需要继续写下去。周思源是北京语言学院教授,红学家,我多次在中央电视台见过,名气很大,听他这一说我有点瞎子点灯白费腊之感。我拿着这《文明太后》回家看了一遍,感到尽管作者名声显赫,部头很很大,内容写的完全是宫廷斗争,和冯太后与几个情人的事。前些年中国作家协会组织我在北戴河疗养时,我看到内蒙大学教授江涛写得冯太后一书,书名《铁腕女皇》便买了一本。 这是写冯太后的第二本书,两本内容大致相同。我提着的心便放了下来,带着《铁腕女皇》这本书到了老赵家,对他说:我写得是冯太后改革,与他们不同。这倒不是我比人家高明,而因史书对改革讲得很少,他们无法深入去写。我是大同人既可实地考察,又占有大量考古资料,他们没有这个条件,只能写宫廷斗争。他说冯太后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改革家,史书讲得很清楚。为这事我一直为你捏了把汗,这样我就放心,相信你一定能把这本书写好。我受了鼓励,继续往下写着。
        这其间他写了有关华严寺、善化寺,焦山寺、北魏明堂等好多文章,在大同三晋文化丛书上发表。他还研究考证了北魏辉福寺碑,此碑出土陕西省澄城县,全名为《大代宕昌公辉福寺碑》,现存陕西碑林,是北魏匠作大将宦官王遇为冯太后和孝文帝立的碑。碑文不少字已漫漶,拓片上看不清楚。他反来复去地进行研究,一点一点地用单线将字钩画来。对拓片上无法钩得字,他从文理句意于以补白,历经数月恢复了碑文的全貌。并写了论文,说明碑文对孝文帝的评价,特别是对冯太后的评价,填补了史书的空白。也说明了碑的字体由魏体向楷体转换,是魏碑书体在平城发展的鼎盛期,为北魏历史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同时他也开始写作《魏书》的《释老志疏注》。这不是简单的字面疏注,而是在写中国佛教发展史,北魏佛教寺庙僧尼发展史,也包括灭佛复佛后儒、释、道的斗争和融合,可说是一部奇书。这一时期我的《北魏冯太后》写了40 万字封笔,打印后我首先送他一份要他过目。他看后在文稿上大大写了个“好”字,表示很满意。建议我多打几份多请些人看看,并一定要让张暢耕和辛长青看一遍,他们都对北魏研究很有成就。我按他的意见打印后,送张暢耕、辛长青、贾春太、赵云武等审阅后,根据大家意见进行了修改,送北岳文艺出版社准备出版。他的《释老志疏注》写作进展很快,可那知天不作美,他写了还不到少一半,便被病魔缠在他身上,不久夺去了他宝贵的生命,让人无不感到惋惜和痛心。
        我们俩结缘北朝研究会和《北朝研究》,也结缘于《云冈石窟文化》和《北魏冯太后》两书,也可说是结缘于北魏历史的研究。他比我大两岁,可说良师、益友也是兄长。他非常关心我《北魏冯太后》的创作,没有他提供大量的资料,没有他的鼓励和帮助,可以说我的这本书很难写成。他最后一次住医院我去看他时,他还问我《北魏冯太后》印出没有,啥时候出版?他开启了大同北魏史研究的先河,他严谨的治学精神为后我们留下了榜样,他的那些著作为大同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他的去世是大同文化界的损失,让人永远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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