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道

怀念父亲

2013-11-1 赵元申 赵冬婵

父亲离开我们已将近七年了。如果父亲还在的话,今年刚好八十岁。一直不相信父亲就这样离开了,父亲的话仿佛还在耳边:我要活到九十岁,我有很多的文章要写,有很多事要做,时间太珍贵了。可是父亲没能活到九十岁,他曾出版过书籍,创办过杂志,发表过许多论文。晚年他立志注释《魏书—释老志》,但只完成了一部分,也曾酝酿并准备资料要写《五胡十六国史》,还未动笔。一场突然来袭的疾病降临在他身上,使父亲带着未了的心愿、带着无限的遗憾、更带着割舍不掉的亲情离开了我们,每每想到这些,心里不是滋味,泪水模糊了双眼。
        记的父亲是2006年秋病倒的,经过北京北大医院胸腔镜检查确诊为“间皮瘤晚期”——胸腔内膜恶性肿瘤,毫无治疗措施,无法手术也不适宜化疗,存活期最多半年。带着这个可怕的“诊断”我们回到了大同,经过和母亲商议,我们对父亲隐瞒了真实的病情。看到父亲回大同后短暂的一个多月,日渐恢复,继续与来访友人高谈阔论,我们有感到欣慰的一面,另一方面心却在哭泣。由于父亲的病来势凶险,病情恶化快,我们不得不停止了手上的工作,从海南、南京返回大同,照料、陪伴父亲度过最后的时光。在病榻上,父亲曾写下一首小诗,赞扬了我们的孝心和他的无奈心情,也抒发了他对生命与自然的理念,更透出了我们父子、父女深深的浓情。
        父亲的一生可谓经历坎坷。少年时期经历了战争,颠沛流离,青年时期经历了他父亲的生意受挫、破产及至英年早逝。父亲在1951年虽然考取了清华大学社会系,但在后来的院系调整中被转入人民大学财政系,只好离开了心爱的专业和心仪的教授,仿佛受命运的捉弄,所学专业并非他的所爱。参加工作后,经历了反右、文革中的磨难,尤其在文革中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虽然那时我们仍然年幼,后听母亲说:当时大字报铺天盖地、带高帽子游街、批斗、被“专政”、殴打、抄家、后又被下放劳动,七六年虽然平反,但身心遭受了极大的摧残。直到中年以后、尤其在改革开放后,工作、生活才平定安稳。
        在我们的记忆中,父亲1.81m的大个子(人称赵大个儿),优雅帅气,知识渊博,文章写的好,字也写的好。不仅能写俊秀的钢笔字和端庄整齐的毛笔小楷,还有篆字、隶书、魏碑体等都会出现在他的作品中。他的书法作品不仅留作自己欣赏,也有朋友索要。记得每年春节前后是他最忙的日子,上班时要给同事们写春联,下班后要给自己家及街坊邻居写春联,而且是根据每人的性格、兴趣分别自拟春联。这样每年需要写上百幅春联,赢得了好人缘。而现在父亲走了,每当春节购买春联的时候,心中不由得因想起了父亲而涌起阵阵酸楚。
        父亲的性格开朗,爱好广泛,工作之余,犹在古代民族史、石窟文化、碑文考证、书法等方面都颇有造诣。父亲有许多兴趣相同的朋友,记的小时候,家里经常会有客人,谈古论今。上世纪八十年代,他还在家里设帐讲授《礼记》,为南寺工作人员讲解《释迦如来成道记》,并在大同市多次举办各式讲座,在当年的文博系统中学生众多。我们知之甚少的历史知识,不是从书本上、也不是从学校里学来的,而是在倾听父亲与朋友们的谈论中,父亲给我们讲的故事中,知道了一星半点儿。父亲的朋友,老的、少的各年龄段的都有,有的是共同探讨某一个历史课题,有的是来学习和请教的,不管是熟悉的、还是初次登门拜访的,父亲总是热情接待、有求必应、共同探讨、从不以长者自居。因此,没有任何权势的父亲,却也经常是宾客盈门。
        退休后,父亲淡泊名利,潜心治学,硕果累累,就像我们家客厅挂的贝雕“硕果图”一样。曾出版了《云冈石窟文化》一书,发表了许多再现家乡历史文化的文章,以及有关碑文考证等学术性的论文,我们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骄傲和自豪。
        父亲对于我们既不是慈父,也不是严父,他不会溺爱孩子,但也不会武断的命令我们做什么,我们的相处更像是亲密的朋友,无话不谈。父亲不会做饭,我们有时也会一起“围攻”他,但他总是笑呵呵地说一句“君子远庖厨”为自己解围,欢声笑语不断,父亲的幽默使家庭和谐融洽。他还很会布置房间,无论是我们过去居住的老房,还是现在的家,没有华丽的装饰,但书架是必不可少的,墙上挂些字画,再配上适当的绿植,房间虽然简陋,但不失温馨和儒雅,总是透着浓浓的书卷气。
        后来,我们都成家了,又都不安分的离开了老家,去外面闯世界,尽管母亲有些不舍,但父亲却支持我们。他给我们的爱就是在各方面充分的理解和支持,而我们却都淹没在了现实社会的浪潮中,为生活而奔波,没有一个能继承父亲衣钵的,像父亲那样潜心治学,淡泊名利。但是我们也从父亲那里获得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那就是“清清白白的做人,认认真真的做事”。虽然现在我们远离家乡,但每年都会回家乡祭奠父亲,缅怀亲人。父亲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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