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道

宿白先生奖掖后进之事

2018-2-5 刘建军

2018年2月1日刚上班,惊闻宿白先生仙逝的噩耗,顿感眼泪朦胧,心情无比沉痛。这一天,宿白先生最终还是没能抗过这个漫长无雪的北京的严冬,带走了他的一生。我虽然不是宿先生的嫡传弟子,但我又非常想做宿先生的学生。1979年我们一批年轻人被招到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云冈石窟研究院前身),成为文物战线上的新兵,从此我就与云冈石窟结下不解之缘,靠着常年坚守云冈工作的机遇,才有幸拜识了考古界泰斗宿白先生。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物出版社与日本平凡社合作共同出版中、日两种文字的17卷本《中国石窟》学术著作,该书编辑委员会中方成员有夏鼐、宿白、金维诺三位先生;日方成员有长广敏雄、冈崎敬、东山健吾三位先生。其中,新疆石窟、山西云冈石窟和河南龙门石窟等三地区石窟宿白先生格外关注。记得,1986年《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二卷本编撰工作开始启动,宿白先生在丁明夷、马世长两位老师陪同下来到云冈与李治国所长商议编撰内容、收录文章及具体事宜。当时所里安排我主要负责第1至10窟图版说明。同时让我陪同宿白先生和丁明夷、马世长两位老师到北魏鹿野苑石窟进行实地考察。

而这里有一个插曲,这处石窟是由当时大同文物界的员海瑞、王清诗、唐云俊等老文物工作者和白志宇、王晓刚与我在1980年全国第二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期间发现的,具体地理位置在大同市南郊区马军营乡小石子村北大沙沟,普查后公布的名称为小石子石窟。后来《大同日报》发表了署名清诗、盛瑞、志宇与建军共同撰写新发现的鹿野苑石窟报道。之后我自己曾不少于五次专门骑自行车到这里收集资料和考察。1986年2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丛书·大同》一书中发表了鹿野苑石窟文章,专门介绍的这处石窟的具体情况。

令我终生难忘的是,这次考察之后宿白先生和诸位老师充分肯定了鹿野苑石窟的重要性,当我拿着几年来收集资料经过整理后写出的初稿向宿白先生请益时,先生决定由我承担这项工作,并准备将鹿野苑石窟收入《中国石窟·云冈石窟》卷中,这让我深受鼓舞。也使我更有机会亲耳聆听先生的教诲,以至于以后每次拜见先生时都可以汇报自己学习,这也正是我向先生问学的机遇,成了与先生相识的缘分。在这篇题为《北魏平城鹿野苑石窟调查记》中,讨论 “鹿野苑石窟名称的由来”问题的原因时,开始我引用唐代道宣编著《法苑珠林》中的记载,认为鹿林缘起与北魏鹿苑性质相符。先生看后说:这个观点没错,但你引用的属于类书,有问题,因为它是辑录各门类或某一门类的资料,随类相从而加以编排,以便于寻检、征引的一种工具书,所以应查找原始著作。就这样我最终在《杂譬喻经》找到佛经原典答案,并在文章中专门注释。就是这样先生一步一步地将我引导进入了学术研究的殿堂,也是我一生中十分难能可贵的学术生涯的开始。

在《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二卷本编撰过程中,宿白先生贡献极大,专门撰写了《平城实力的聚集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恒安镇与恒安石窟》两篇重要文章,这不仅是先生一生中对中国佛教考古事业的不懈追求,而且也是研究云冈石窟的心力之作与经典之作,云冈石窟的研究开创了佛教考古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云冈模式”的提出对整个中国石窟寺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迄今泽惠后学。

宿白先生是学界公认的中国佛教考古的创立者。在历史考古研究方面底蕴深厚,著述颇丰,最能体现先生考古研究成果和学术造诣的当推《中国石窟寺研究》、《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两部著作。其中,1996年8月出版的《中国石窟寺研究》一书,收入的23篇论文,忠实地记录了从1951年到1996年间宿白先生对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创建历程。出版后即成为首次获得美国史密森学会“岛田奖”的中国学者。1999年,该书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一等奖,被誉为是一部“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的著作。在这部研究专著中收录了5篇云冈石窟论文,每篇文章中的字里行间到处都倾注着宿白先生与云冈石窟情缘。

在我以后的三十多年工作中,每逢有机会就向宿白先生汇报自己的学习心得,请教佛教考古及云冈石窟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时期成了我学术生涯中最幸福的时光。

可惜我再也得不到宿白先生这样的大师的指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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