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道

云冈日记连载(二)

2017-11-3

宿命之年 ——昭和13年(1938年)

那是三月初。向警察提交的去中国的出境申请书已经过了好几天。水野、羽馆和我决定一同去下鸭署问问。水野和羽馆两人得到了出境许可书。对于我,警察是一付莫名其妙的面孔。问:“我的呢?”警察显示出无可奉告的样子。我也哑然了,没办法只好退出。到底为什么呢?

回到研究所,向所长(官方的记录是1938年,即昭和13年4月松本文三郎先生被认命为所长,但从这时起松本先生已经执行着所长事务)报告,松本所长愤然地说:这是多么愚蠢的事。大概是第二天,先生亲自去向下野署署长提出抗议。因为他那时是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比敕任官(帝大教授)还气派还高傲,一个下鸭署署长被看作和很低等的差人没什么不同。但结果呢?松本先生的抗议没有生效。松本先生觉得很没面子便返回了。我很快从松本先生那里听到很愤怒的声音:“不允许你出国

忽然,我被后面的狩野有喜先生叫出,先生和颜悦色地对我说:“我知道先生喜欢音乐,请以后在公共场合不要做和音乐有关的事”。我听后一怔,马上说道:“我到死也不放弃音乐。” 多么粗暴的话。狩野先生不语。

这样第一次云冈调查,只有水野先生和羽馆二位于那年四月出发了。摄影助手米田太三郎从京城(现在的汉城)出发,小野胜年从北京出发,拓片工作由徐立信参加。

我在第一次调查时掉队,其结果留下了长长的小尾巴。当时研究所的制度在形式上很严格。到了四月份要报新的研究题目时,我提出了“云冈石窟研究”课题,松本所长以不能出境为由,没有认可“石窟研究”,无奈只好放下了。

不仅如此,我还被取消了研究员的名义,决定降格为所里叫辅助员的临时雇员,两年后被退职。其间就工作来说,先是被命令完成“带钩研究”的改写工作,再有一个是整理和水野先生共著的“龙门石窟的研究”工作。我对研究所的处置不服。

已是临近初夏了。6月2日,患有心脏病的父亲去世了。假若出国到中国,就无法对父亲进行护理,也不能参加父亲的葬礼。因此至少对父亲尽了孝道。

初夏时分,到研究所里对我最理解的小岛佑马先生府上拜访,我认为先生能理解进步派的思想。我完成了在研究上很重要的里格尔的Stilfragen(《美术样式论》)翻译,在向滨田耕作先生(当时京都大学校长)提交之时,诉说了认为对我退职的处理太唐突,无论如何要照顾的意思,先生对我的诉说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先安静下来学习。”

这并没有消除我的不安。我到羽田享先生(从1938年秋成为京都大学校长)的西加茂住宅拜访,先生耐心地听完我的诉说,一个小时未说一句话,只问:“你如果以中国彩陶的研究作为课题,怎么样?”问得很意外。

拜访两位先生之后,我不得不深深考虑自己的将来。如果有治安维持法如此的束缚,去中国的希望是渺茫的。归根到底是作为高知名度的“东方文化研究所”评议员的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们也对我们同人杂志“世界文化”的严肃认真的文化运动意义不理解。如果那样,我不仅在“东方文化”是孤立的,慢慢地被扼杀也是不过分的。滨田校长(我的恩师,原京都大学考古学教授)4月下旬因病住进京大医院。我没有把自己的窘状向卧床的先生诉说,先生大概也知道事情的过程,但关于那件事对我什么也没说。只是一次、两次问到“你的里格尔译作在顺利进行着吗?”

7月中旬,滨田先生的病体恶化,于7月25日长眠。我作为京大考古学专科毕业生(昭和4年,1929年),从那年四月被录用为东方文研究所所员,其间先生始终是我的指导恩师。如果我参加了云冈第一次调查就不能参加先生的葬礼(京都大学的公葬)。别的不说,能参加葬礼,就是对先生还报恩情。

昭和13年(1938年)秋,我被禁止出境的风声终于在京大乐队(从京大学生时代开始我就是乐队成员,当时担任指挥)队员们中传开。没有想到的是同情的声音高涨。音乐部的前辈、拉大提琴的三宅宗雄(医学)博士便是其中一个。三宅先生曾经(虽说大约一两年前)任歧阜县立医院的小儿科部长,在职期间,认识原来的县警察部长某先生(中村先生?)。某先生现是京大新校长羽田享先生的部下,担任事务局长。三宅博士预测,如果有原来也是警察的某先生通融和关照,京都府警的特务警察也可能会让步的。

于是有一天,会见了京大事务局长某先生,他说:“京都府警大体也通情理。去府警特高课一下。但是,不管人家说什么,请低头说是。”

总之,不允许他多嘴是他职位独特的惯例。现在给予特别的关照(这是关健),原警察部长知道这个秘密的关键。

到特高课时,很意外特高课们是恭恭敬敬,当他第一问:“你不要宣传那个无产者音乐。”这时,我又谔然了。因出其不意,一时只好这样回答:“无产者音乐是什么样的音乐?”我也不知道事实。

特高课一愣,猛地瞥我一眼:“你做的当然你知道。”

这样,争论了近一个小时,我没有理由忘记某先生的告诫,但不知道的事情不能说知道。对不知道的事情,我为其做宣传、摇旗呐喊是不可能的。但因为某先生已经关照过了,最终决定发放我的许可证。好了!

假如我和京大音乐部乐队无缘,就不能打通这个门路。当然也就没有三宅宗雄博士(其恩情终身难忘)的同情,幸好我对音乐的衷情帮助了我,改变了我的命运。

据治安维持法我有可能被拘捕的根据,真是荒唐。但从昭和13年(1938年)春说不许出境,到昭和14年(1939年)夏许可证到手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的心境象一条小船一样摇晃不定。

第一次云冈调查归来的水野,已经制定了次年第二次的调查计划。而我直到发给出境许可证,一直是恍惚不定。

昭和14年(1939年)初夏(大约6月下旬),第二次云冈调查队出发了。有水野、北野正男(京都绘画专门学校出身,日本画家)、罔崎卯一(研究所助手)、有光教一(朝鲜总督府博物馆)、米田美代治(同上)、澄田正一、摄影技师羽馆易一行。就我一个人,比他们要晚,好容易得到出境许可证,踏上了征程。

浏览次数:303 人
上一篇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