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道

云冈日记连载(一)

2017-11-1

云冈——相当遥远的年代

经常有人这样问:你为什么要热衷于云冈大石窟群调查这项冒险的事业呢?

如果说起原因,我首先想回答的是这是一个酝酿已久的计划。通常我又补充道:应该说那是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历史了。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方部的前身是东方文化研究所,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化的。我从学生时代起就受到滨田耕作先生(京大文学部考古学教研室的第一任教授,1938年任职京都大学校长时逝世)的指导,并承蒙滨田先生的的推荐,成为该研究所的成员。和同样由滨田先生推荐而被录用为所里一员的水野清一(京都大学名誉教授,1971年逝世)成为同事,水野清一研究主体是中国佛教美术,和我研究的方向大体相同。他比我早一年从京大毕业,毕业后又到北京留学两年,所以他的中国话说的比我好得多。

我们两个人在研究室的话题不知不觉地集中到中国的佛教石窟方面。

原本日本的研究学者东大建筑学教研室的各位先生及伊东忠太、关野贞等教授,大约从明治35年(1902年)起,在去中国采访的旅途中,就对云冈和龙门的大石窟群进行了拍摄和测量,并介绍给学术界。特别是伊东教授于明治35年(1902年)6月去云冈探访,他感叹到:“那种形式方法和我们所谓的‘推古式’完全一致”(1 昭和初年(二三十年代)的第15161718窟与农家)。研究室收藏着许多前辈们拍摄的照片,水野、长广两人以此作为研究基础重新讨论,发现东大前辈们的调查是简略的,总觉得没有抓住实质。水野、长广组成搭档,偕同研究所专属的照相技师羽馆易(1986年去世),计划着决心进行更缜密的调查。

但是,要对云冈大石窟进行调查,仅靠我们三个人,那是不可能的,于是便决定先从河北省磁县(邯郸市)的南北响堂山那种小规模的石窟群着手。每个人从研究所领取差旅费五百元,19363月来到中国。

严格说不管怎样写前半部历史都应该尊重事实。所谓佛教石窟,是以雕刻着佛像的窟壁,以及石窟的内部空间组成的石窟主体。所以仅仅调查佛像是不够的。就是说内部空间不单是平面图,要测量前后左右的窟壁以及窟顶这样的图,才能准确明了。摄影也必须采用此方针。根据此方针我们去测量了南响堂石窟的七个窟。虽然只有两人,但是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实地测量,并基本上取得了成功(图二 昭和11年(1936年)南响堂山执行的长广(左)与水野(右))

此次调查的1936年,也就是日中事变的前一年。我们在河北省的旅行中顺利地工作,但对河南省的小型石窟的实地调查,却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遗憾的反悔了。至少想去看看洛阳的龙门石窟,那里的小窟很富有挑战性。后来洛阳的市政府勉强答应了,于是我们趁此机会强行进行了六天的实地调查。遗憾的是仅仅一个宾阳洞,其规模也能太大了,单凭水野、长广两个人是不可能完成测量的,好不容易才把规模小一点的北魏石窟和唐窟画了图纸(图三 龙门·莲花洞右胁侍菩萨立像)。再说当时正值中国强烈排日,希望中国人帮忙已是不可能的。

然而,从龙门石窟的辛苦工作得出经验,若是要调查石窟,需要周到的准备以及相当数量的调查人员组成团体,还要有充足的调查费用,而且要长时期逗留在当地工作等等,这些都是绝对必要的条件。到这里为止是前半部历史的前半部分。

日中战争从1937年开始,对中国来说是不幸的事情,云冈大石窟群所在的山西省大同市,属辽阔的蒙疆地带(战争时的名称。即现在的山西省北部、河北省的一部、内蒙古的南部),是日本军的占领地,变成了日本人自由往来的地带。可以说几乎和日本人在满洲(现在的东北三省)一样,处于可以自由行动的状态了。

如果凭长广、水野的配合能组成大调查队,而且如果能募捐筹集到调查费,就有可能挑战云冈石窟群。我和水野在东方文化研究所开始拟定计划。水野比我更加积极实行并付诸实施了。

特别可恶的是,日中战争爆发那年(1937年),我所在的《世界文化》编辑部的二十多名同事,根据治安维持法的反动法律,一齐被拘捕了。还从友人那里得知,我受他人影响也被作为主要人物登记在警察的黑名单里。说不准什么时候被拘捕,形势不妙。

因此在与水野的搭档中,我积极筹措捐款等社会活动都停止了。事情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挫折。

水野清一和摄影师羽馆易(北京拓片工人徐立信也参加了)于19383月向中国出发,开始了云冈石窟的第一次调查。很遗憾,我因为没有得到警察发放的必要的中国出境许可证,而不能参加。

调查的第一年里,水野对将来的正式调查工作做了各项准备工作。因为是受日本军压制的地区,所以他首先要得到当地的日本军司令部的许可。山西省大同地区属后宫部队守防,不仅是上级军官,以至与后宫部队队长以下的特务机关的将官、佐官,都要一个一个的说明调查目的,寻求保护,还要取得在当地产生的晋北自治政府的支持。

其次,水野为了长期的调查而不至于造成生活上的拮据,请求得到管理及运营北部中国铁道的华北交通会社(作为南满洲铁道的延长部分而经营的公司)的宇佑美总裁下面的每个干部职员的援助。这一切是座右宝刊行会的社长后藤真太郎先生(已故)的功劳,是他把水野介绍给了那些人。华北交通会社对云冈大调查绝对是好意的,给予了全面的协助。具体说就是在战争时期,通过当地大同站所管的配给所分配给调查队的最急需的粮食、日用品,都是最便宜的,而且还发给调查队全体人员铁道免费券。这里特别提出感谢。

通过水野的努力,在当地进行了上述一系列繁杂的交涉。此时,从满铁调来在华北交通会社担任资业局长(开始是次长)职务的加藤新吉先生,他不仅赞成我们云冈调查队的计划,而且成为我们坚强的后盾。他是一个在会社里能发挥很大作用的人,不仅如此,他还拥有丰富的藏书,是个爱好美术的文化人。来北京访问的日本有名的画家、学者都受到加藤先生的关照。他实在是我们调查队的恩人。

那么,第一年在云冈石窟遇到了什么样的挑战呢?焦点主要集中在羽馆易的窟内摄影上。整个石窟群中摄影师比较容易拍照的是56窟、910窟、13窟各石窟,其中除第6窟外,其余各窟均可以采用外部射入窟内的光线,比较方便。而第6窟,不仅前面密接的阁楼遮挡了阳光,洞窟内因巨大的塔柱又加深了一层阴影。用火炬光照明也只能勉勉强强确认佛像的样子。摄影师羽馆本来是个神经敏锐的人,做事绝不半途而废,毫无艺术家的风度,是个彻彻底底的技术者。当时的云冈没有任何电源,旧式的摄影闪光照明在巨大的石窟内是毫无用处的。幸好最后总结出用镜子来反射太阳光线,给窟内照明的方法(图4 7窟前庭为窟内照明安置的反射镜)。

由两个助手负责操纵大大小小的镜子,当羽馆易从取景器看着被照明的第6窟的巨佛、菩萨的姿态时,突然大吃一惊,原来佛、菩萨被千年来积存的尘土包裹着,尘土有五六厘米厚。

奈良的东大寺大佛,寺僧们每年都要用手做一件叫做“揩身”的大清扫佛事。药师寺的三尊药师也是同样。今天的日本仍然存在着佛教信仰,所以寺院的佛像是清净、清洁的。

20世纪30年代的云冈石佛寺,几近废寺。没有守寺的主持僧人,只有僧侣投宿的房屋(不值得称作僧房的小室),偶尔云游僧来停留数日或几个星期,不知什么时候又去了别的地方。

调查的第一年,羽馆摄影师只能拍摄浑身裹有数厘米厚灰尘的第6窟的诸佛、诸菩萨。因为扫除需要相当的准备工作。这是个很大的教训,于是制定从第二年开始,至少在脚手架上先对照的景物及其四周用扫帚清扫的方针。光是这些就很麻烦,扫 下的灰尘像烟雾一样在窟内漂浮,平息下来还需要大约一周的时间。这些时间的花费全在预料之外,摄影天数自然要延长了。

如上文所述,虽然决定了实测的基本方针,但制作立面图却是很困难的,第一年没有做成。小野胜年(专门学习东洋史,战后成为奈良博物馆的馆员)当时住在北京,在他的帮助下,水野勉强制作完成了第56两窟的平面图。另外,在北京雇的手艺人徐立信出色的拓本作业继续进行。徐先生的拓片(现在藏于京都大学人文研究室)很漂亮。

第一年的调查结束了,水野在相隔三个月后的夏天回到京都。从他那里得知,要想成功地调查云冈石窟,仅有一般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对石窟立面图的测量制作,需要拟定充分的方针政策。建筑史家村田治郎教授忠告,不要搞那种烦琐的实测,但我们还是要坚持干到底的。第一步为测量制作脚手架,第二步对窟壁上较高位置的手探不着的大部分佛龛、佛、菩萨等,用长钓鱼竿改造成测量竿来测 量,竿子系上一定长度的细绳和卷尺,细绳的末端系上重的垂球。助手站在脚手架上拿着钓鱼竿,轻轻地把钓鱼竿的垂球尖端点放于所测的地方(例如佛像的鼻端,佛龛的下缘等等),让垂球静止,这样如图所示,同时预先在石窟的地面上用细绳 布置成近乎水平的井字形状(图5 云冈石窟的测量法(以OA线为基准)),这叫基准线,也叫基准平面。凭这个水平的基准平面与静止的垂球(卷尺的长度)之间的关系,记录高度和宽度。

我们决定从第二年开始实行这个方针。实际上操作起来极其困难,常常搞得精疲力竭。一天仅能进行大约五十平方米的立面作业。

第一年第6窟摄影的成绩如何?羽馆把带回到京都的玻璃照相底版在研究所的暗室成功冲洗了。他满面喜色,向研究室的水野、长广展示负片,大概北魏时代的雕工都没这样欣赏过(因为窟内很暗)。以方柱为中心的窟内诸佛,漂亮地显现出来(图6 6窟东壁与方柱南面的浮雕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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