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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第11窟营凿的几个问题

赵昆雨 2017-5-10

云冈第11窟,亦名“四面佛洞”、“接引佛洞”,为“五华洞”之一,位于云冈石窟中部,属塔庙窟;一门一窗,平顶,进深10.2米,东西11.2米,高13米。窟内方塔居中,地面起伏不平,中心塔柱以北地面未取岩石部分,高出塔柱以南地平面近0.8米,窟内地面最低点,高出毗邻的第10窟地平面近一米之多,拱门仅高3米,均系地面降层工序未完所致。正如众多著述所云,第11窟主体工程未俟完工即告停工。
  
  第11窟是云冈有纪年造像最多的一个洞窟。东壁太和七年(483)题记,是云冈保存至今文字最多、时间最早的造像题记,也是云冈早期窟与中期窟前段分期的重要依据;窟外壁第11-14窟太和十三年(489)题铭龛,是云冈中期分为前后两期的标尺;明窗东壁太和十九年(495)题铭龛,是云冈中期与晚期分期的依据。因此,研究第11窟营造历史对于整个云冈石窟的分期断代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本文试就第11窟的营凿时代、发愿者及其停工原因等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第11窟的营建时代
  
  第11窟属云冈中期窟,其在中期窟群中的排序,目前主要有三种代表学说:
  
  1.20世纪50-80年代期间,日本学者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先生认为,中期洞窟营造顺序为第7、8、9、10、5、6、11、12、13、4、3窟⑴。90年代后,长广先生又作重新调整,“中期可分为五个营造单元。⑴第7、8双窟,⑵第9、10双窟,⑶第11至13窟,⑷第1、2双窟,⑸第5、6双窟和第3窟”⑵。“第11窟外壁的完成要早于第10窟,……第10窟龛像的年代要早于太和七年” ⑶。
  
  2.宿白先生认为,云冈中期洞窟营造顺序为第7、8,9、10,11、12、13,1、2,5、6,3窟。“11窟的开凿年代接近9、10窟,但直到6窟完工时,此窟的中心方柱和壁上小龛还在补雕” ⑷,并提出,第11、12、13窟为一组。
  
  3.阎文儒先生将云冈石窟分为四段,第7~13窟以及第1、2窟为第一期后段,“其中第13窟开凿的时间应早一些,其他各窟与第12窟的开凿时间相差不会太远。……(第11窟)开窟的时间,从东、西壁各龛的造像特征,对照东壁太和七年的造像题记,许多龛内的造像,是第一期后段较早的形式” ⑸。阎先生并没有明确地排出营造顺序,依文意应是第7、8、13、9、10、11、12窟。
  
  上述分期论中,关于第7、8、9、10窟的营造顺序,诸家意见大致相同。至于第11窟,则多认同于第9、10窟之后,第1、2窟之前。
  
  第9、10窟,学界通常认为,是为《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以下简称《金碑》)中崇(教)[福]寺对应所在⑹。据《金碑》,崇(教)[福]寺,“文明太后宠阉钳耳庆时于太和八年(484)建,十三年(489)毕工”。时间很明确。再来看第11窟,窟内现存最早纪年造像是太和七年题铭龛,说明该窟至晚在太和七年时已有造像完成(按:洞窟中造像题记落款的年代,一般都是指竣工时间,其实际雕造时间尚早于此),时间也很明确。毋庸置疑,第11窟的开凿时间要早于太和八年方才始建的崇(教)[福]寺。相应地,如果第9、10窟即崇(教)[福]寺,则第11窟先于第9、10窟之凿。事实上,第9、10窟无论造像特征或是样式表现,均早于第11窟。还有一个问题,太和十年(486)春,北魏推行朝服改制,孝文帝“始服衮冕,朝飨万国”,至太和二十一年(497),“朝臣皆变衣冠,朱衣满座”,中国古代发生的这次服饰大变革,同时也促使中国佛像雕刻艺术发生了规模较大的变革和艺术转型,褒衣博带式佛装一时盛极。京都平城作为这次汉化变革的策源地,又是北魏佛教中心,大量优秀的艺术家和大批上乘的造像粉本汇集平城,云冈之凿,具备开创佛教造像新样式的条件和能力。云冈有纪年的“褒衣博带”式佛像出现在太和十三年,其与孝文帝倡导的“衮冕”有多大差异,尚不清楚。然,山雨欲来风满楼,平城地区新制服至少在太和十三年前已蔚然成风,石窟造像中才能够曲折地有所反应。钳耳庆时,“穷妙极思”,作为自己主持镌建并于太和十三年毕工的崇(教)[福]寺,能不顺应时代变革,附庸社会潮流?而第9、10窟并没有见到“褒衣博带”佛像,甚至不能觉察“山雨欲来”的迹象。第9、10窟是否为为崇(教)[福]寺,尚需重新思考。
  
  第11窟是在开窟后不久而告停工的,窟内太和七年题铭造像只是续凿工程中现存有确切纪年的最早记载,并不代表最初的建窟时间,其与初创尚有若干年差。像第11窟这等规模的大窟初步建成该需要多少年呢?按《金碑》,崇(教)[福]寺之建,历时五年,窟之规模不知究竟,但工程用时之短,令人咋舌。长广先生在《云冈日记》中以虚拟掘进数据假想第19窟营凿工程需用时六年七个多月;唐高宗为敕愿完成龙门奉先寺卢遮那大佛(高17米)及其他尊像一式,用时三年九个月。不妨大胆推测一下,第11窟即便打出窟形、平整四壁、镂出中心塔柱雏形,至少也该需要两三年的时间吧。如是,即便以太和七年铭造像为下限,该窟的实际营凿时间也应在太和四年~五年(480~481),再考虑到该窟可能是在开凿后不久即告停工,搁置数年后继而复工这一因素,则还需往前推算数年。
  
  二、第11窟二次补凿龛像的时间
  
  第11窟二次补凿追刻工程是从太和七年(483)开始的。
  
  从窟内壁面的结构看,第11窟的最初工程,只完成了洞窟的大致模样,没有开龛造像。西壁整个壁面甚至尚未削齐,而后续功德主为降低劳动成本,往往就势按区域分割先后施工造像。如W23、W24龛深深嵌入,W36龛又转复突兀,整个西壁跌宕起伏,凹凸不平。我们曾怀疑窟顶的蟠龙以及围绕全窟一周的莲瓣纹带属最初工程遗迹,但后来注意到,莲瓣纹带是就着二次工程中天宫伎乐雕刻的水平线环绕的,它是在四壁上层龛完成后顺势补刻的,应是与中心塔柱统一设计完成的。
  
  概因民间造像首次被允进入武州山,更况如此一座炫目的大窟,二次工程时,第11窟吸引了大批的僧俗信众出资镌龛。从题记内容看,有信仰佛教的邑义团体组织,有鲜卑族贺若步洛敦,有常山太守田文彪妻,还有清信女和佛弟子等。补龛造像活动时间上,从太和七年开始,一直持续到太和二十年(496)左右。
  
  二期工程中,以中心塔柱和E36龛为规模最大。
  
  中心塔柱,是现实中塔的模仿与象征。天兴元年(398),北魏都平城时,作五级佛图;“皇兴中,又构三级石佛图,缞栋楣楹,上下重结,大小皆石,高十丈。镇固巧妙,为京华壮观。”⑺天安元年(466),雕造于平城的曹天度九级千佛供养塔,是中原现存最早的方形楼阁式塔。第11窟是云冈石窟中最早采用中心塔柱的洞窟,设计师率先将具有标新立异的新样式施用于该窟,说明原窟原功德主身份的不同寻常。
  
  塔柱上下两层,四面开龛造像,呈梯形,东西3.4米,南北3.7米,高13米,直抵窟顶,朴拙简约。类似样式,概不见于凉州,在云冈亦浅尝辄止。塔柱上层南面方形龛内,一交脚菩萨,方座,头戴化佛冠,面相丰圆适宜,左手抚膝,右手上扬,帔帛宽博交叉于腹际,下着羊肠大裙,裙摆斜披。其余三面均并立二佛,着褒衣博带式袈裟,双领垂肩,右衣襟横搭左腕垂下,属太和改制后的新服制。下层四面均一立佛,仅南面立佛另配置二胁侍菩萨。二菩萨疑为辽代补凿。左胁菩萨,面相饱满,头戴冠,双手各执莲蕾,帔帛绕臂由肘内搭下,领口处刻折带纹;裙两层,外重较短,呈“w”形,内裙长而及地。裙口有褶皱,束腰带,带垂结节如环绶。右胁菩萨裙饰亦作两层,但外重底边平齐,裙口有褶皱,从裙内翻出一条垂带。带结节,亦如环绶。
  
  <1>北壁
  
  原雕泐蚀殆尽。壁面以千佛龛为主,千佛形体较大,下层可辨识数组千佛龛,另有明清塑泥彩绘,亦斑驳莫识。
  
  <2>东壁
  
  分层布列33龛(图一),除E2龛外,其余均为中期较早样式。壁面上半部分E1~E9龛,多属团体组织共同发愿雕凿,龛基发愿造像供养人阵列,陈式庞大。
  
  <3>南壁
  
  分布44龛,亦多属中期前期样式。壁面下层东段,有规律地设计四层尖楣圆拱龛,每层四龛,共16龛,龛内均为一佛二菩萨,佛着褒衣博带式袈裟,下摆相间雕作垂悬龛底状,形同第6窟上层千佛列龛。16佛龛的组合形式,云冈另见于第5窟南壁拱门上方,只是布局不同,——两层各8龛,上为尖楣圆拱龛,下为盝形龛,龛内各一禅定坐佛。按云冈尖拱龛与盝形龛作纵向排列时,通常象征兜率天宫的盝形龛置于上面。我认为,诸如云冈第5、11窟这种构图严谨、设计统一的16佛龛像,可能表现的是佛经中“十六佛”题材。
  

  十六佛题材,出典于《妙法莲花经•化城喻品》⑻,北魏太和年间已有实例。如河南偃师水泉石窟窟碑可识“大魏太和十口年”题字。另外,山东高密隋开皇四年(584)阮景晖造像碑、东平白佛山大窟亦有与十六佛同源的“十六王子像”。
  
  鸠摩罗什所译《妙法莲花经》是以重视佛塔信仰、强调经卷受持为表现主旨的,依据该经卷四《见宝塔品》雕刻的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广泛流行于云冈石窟,仅昙曜五窟就多达120余处。云冈晚期,释迦多宝信仰造像之风仍未衰微。多宝佛是过去佛,为东方宝净世界的教主,过去、现在二佛同时论说法华,表明从过去到未来“正法”的持恒性。十六佛题材所强调的释迦如来寿量之久远、佛缘之久成,实与昙曜欲使佛法“流通后贤,意存无绝”的三世佛表现思想是一致的。同时它也道明受持、读诵、宣弘法华的意义和重要性,反映了《法华经》在云冈石窟佛教艺术表现中形式的多样性。
  
  <4>西壁
  

  分层布列56龛(图二),多为中期前期样式。W36龛,瓦顶屋形,宽7.4米,高2.5米,内七立佛,均高2.3米,着褒衣博带式袈裟,与第6窟佛装有相似之处,完工较晚。由其造像规模来看,功德主较有势力和地位。
  
  西壁发生许多奇异的现象。W37盝形龛,龛内一交脚菩萨,龛外两侧各一立侍菩萨,不知出于何因、何目的,左侧立菩萨在当时完工后即遭凿毁,残面上简单地补刻了几个小千佛(图三)。沿龛缘左侧挖下一条很深的沟壑,看来,当时是想将该龛整体铲平。W43、W45、W46及W47龛,也都是铲去原有雕刻进行覆盖式补刻的。北魏时期,统摄僧务的官署是监福曹,太和二十一年(497)又改为昭玄寺,执行建寺审批权、监管宗教活动权、寺院经济管理及财产支配权等。从第11窟的补刻状况看,太和年间武州山石窟寺的管理秩序有很大问题的,第11窟后期营建工程的造像秩序近乎脱于管理。

  
  根据第11窟造像的表现特征,我们把该窟二次补凿工程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太和七年(483)前后至太和十三年(489)前。
  
  这一时期,延续了早期造像样式的特征,佛着袒右肩袈裟,形体雄健,有的在袈裟边缘浅刻折带纹。菩萨像,头戴三宝冠或华鬘冠,或具披巾,胸前有很宽的项圈及蛇形饰,袒上身,斜披络腋,有的仅在胸前刻两条“X”形交叉状细背带,戴臂钏、腕钏,帔帛贴两肩拱起;下着羊肠大裙,裙脚紧贴双腿,衣纹用阴线刻出。飞天,斜披络腋,下著羊肠大裙,露足,帔帛在头后两侧拱为圆形;供养人,男着小袖袍,左衽,腰束革带,高靴,头戴帽,帽两侧有垂裙至肩,史书称这种鲜卑帽为“大头长裙帽”,或云“垂裙覆带”;女性供养人亦戴帽,著夹领小袖衣,下配裙,裙长及地,应是时人的常服。
  
  后期,太和十三年(489)至太和二十年(496)前后。
  
  这一时期,佛装新见双领下垂样式,胸前衣带或有或无,右领垂于腹侧后横搭左腕上,双腿间衣裾作圆弧状,呈“U”形,覆盖双足。菩萨除戴项圈、臂钏、短璎珞外,还以帔帛代替了前期的斜披络腋,帔帛搭肩而下,呈“X”形在腹部交叉,E2龛交脚菩萨帔帛交叉处穿圆环。
  
  明窗东壁太和十九年(495)铭造像龛,下层为尖楣圆拱形,坐佛著双领垂肩袈裟,右领下垂横搭左肘的衣襟,在横过腹前时变宽变厚重。上层内一交脚菩萨,菩萨搭在两肩的帔帛于腹下交叉,裙摆呈八字形尖角状。龛外两侧立侍菩萨头光近圆形,帔帛交叉后垂至双膝处,裙摆三角形,突出表现中线下垂衣角,底端圆头,与足面平。
  
  云冈立侍菩萨头光由圆形向尖桃形演变转型,是于这一时期并在第11窟发生的。南壁第二层西侧尖楣圆拱龛内,二佛并坐,袒右肩。龛外两侧,各一立菩萨,袒上身,下着裙,圆形头光,但上端出现尖桃状。云冈飞天新旧样式之替,也基本上是在第11、5、6窟过渡完成的,这种发展变化脉络十分清晰:东壁E8龛盝形楣格内飞天,斜披络腋,下着羊肠大裙,露足,头后帔帛已由较早时期的同心圆斜拉成长圆。所有前期飞天的特征都没有变,但在最细微的地方——帔帛拱起的形状上,出现微妙变化。同窟南壁西侧一尖楣圆拱龛,内二佛并坐,著袒右式袈裟,龛额雕刻一排伎乐飞天,露足,帔帛在头后拉长,类尖桃形。佛装仍沿袭前期的样式,没有变化,而变化发生在最次要人物飞天身上的最不经意的地方。
  
  第11窟二次续凿工程总体上是从太和七年开始,至太和十三年时已大致完成,中心塔柱、西壁W36号龛以及壁面上个别龛像、拱门及明窗两侧壁,则延续到太和十九年。太和二十年后,仍有零星的雕刻,甚至个别具有破坏性的覆盖式雕刻行为。
  
  三、第11窟的停工原因及其发愿者
  
  1.沙门统昙曜地位丧失说
  
  昙曜,凉州禅僧,少出家,摄行坚贞,风鉴闲约。“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 ⑼。昙曜由中山到平城后,在武州山雕石造像,广译佛经,“帝奉以为师礼”。他的一生光彩照人。至于其生卒,史言不详。近年来,唐•道宣《广弘明集》卷二十四“帝以僧显为沙门都统”中的一段诏文,引起学界对昙曜晚年际遇的一些遐想。
  
  诏云如是:
  
  近得录公等表,知欲早定沙门都统。比考德选贤,寤寐勤心,继佛之任,莫知谁寄。或有道高年尊,理无萦纡;或有器玄识邈,高挹尘务。今以思远寺主法师僧显,仁雅钦韶,澄风澡镜,深敏潜明,道心清亮。固堪兹任,式和妙众。近已口白,可敕令为沙门都统。又,副仪贰事,缁素攸同,顷因辉(应为“曜”)统独济,遂废兹任。今欲毗德赞善,固须其人。皇舅寺法师僧义,行恭神畅,温聪谨正,业懋道优,用膺副翼,可都维那,以光贤徒。
  
  据此,张焯先生推论,昙曜故于太和十一年或十二年(487~488),显统就任约在太和十三年至十五年(489~491)⑽。我以为,这一推断,大致不错。
  
  石松日奈子认为,这段文字表明,此时,昙曜已丧失沙门统地位,政治生命到达终点,第11窟停工正缘于此⑾。
  
  “副仪贰事”一职,是前道人统所设僚属。概出于某种原因,昙曜一身兼任,“遂废兹任”。官职之减增,乃属常事。“曜统独济”,“济”,渡也,救也,益也,“独济”非同独断。这段诏文仅表明昙曜因亡故或卸职后,孝文着手拟定继任沙门统及副职人选,而绝无“废昙曜”之意。
  
  昙曜具有令人折服的政治本领。太武时,他逾灭法之劫;文成时,又得蒙复法重任;献文时,再完美避染宫闱之争;孝文时,沙门统职权依然在握⑿。如果说有什么能够撼动或致昙曜“丧失”作为僧统地位的,只有昙曜的年纪与健康,其次是徐州僧团北上平城对凉州僧派势力的冲击。据唐明佺《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卷一载,太和十年(486),昙曜译《大吉义咒经》一部四卷,这是史籍中关于昙曜佛事活动的最晚记载。太和十年时,昙曜仍能保持良好心境,潜心译经事业,受到后世关注,昙曜实现了完美人生。我认为,昙曜是与他的沙门统头衔相伴共终的。至于第11窟之停工,作为显帝时的主要营造工程,不至因昙曜卸任或变故导致全面停工。
  
  2.《金碑》转引《云中图》中“献文革兴造石窟寺”一语的理解
  
  云冈石窟的营造历程,经过了五个阶段,即文成初创时期、献文革兴时期、孝文汉化前期、孝文汉化后期及迁洛后的晚期。文成时,镌建了昙曜五窟(第16—20窟);孝文时,完成了第9、10、1、2、5、6窟等;献文时期,学界通常认为,献文重于建置平城和鹿苑,武州山少有作为。我不以为然。“显祖即位,敦信尤深,览诸经论,好老庄,每引诸沙门及能谈玄之士,与论理要”⒀。献文好释老,由史可见。他从465年嗣位到471年逊位,历六年,此后的四年时间内仍掌控大政,总十年。十年间,平城作为北魏佛教中心,是一个重要的弘法场所,开窟造像,方兴未艾。这由皇兴五年(475)前后高允《鹿苑赋》中可以得到证实。赋云:“命匠选工,刊兹西岭;……即灵崖以构宇,疏百寻而直上;解飞梁于浮柱,列荷花于绮井。图之以万形,缀之以清永。”
  
  经历了昙曜五窟皇家工程,献文时期,以皇室显贵为主体的造像集团迅速崛起,为国祈福镌窟,渐成风气。钳耳庆时为二圣镌建崇教(福)寺即是这一风气演绎的极致。近年来石窟考古新调查也表明,云冈中期工程不仅有成组的大窟在营建,一些中型的单体洞窟也同时穿插进行着,如过去被列为云冈晚期的第5-4、16-1窟,这些中小型规模的单一洞窟,不属于皇家镌建,即意味着个人行为的参与⒁。
  
  《云中图》,概为隋唐时人依据北魏记录而言云中地理史事,今已佚。《金碑》中转引《云中图》文云:“文成和平八年、献文天安元年革兴造石窟寺。然未知有何所据”。其言“文成和平八年”,应为和平元年(460)或六年(465)。“献文革兴造石窟寺”,尽管史云不知所据,但这段文字为我们透示出两个事实:第一、献文时期,云冈仍在持续不断地建窟;第二、献文时期建窟,寻求“革兴”,当有别于文成。“革兴”,可以包括诸多方面,如建窟机制、造像样式等。我们注意到,第11、12、13窟分别设计为塔庙窟、佛殿窟、大像窟三种不同的形制,能够从昙曜五窟穹窿顶的笼罩中走出来,在云冈开创性地施用塔庙窟、佛殿窟,上承文成余风,下启孝文先绪,不正是《云中图》欲求献文革兴造窟所据吗?
  
  3.第11、12、13窟为一组洞窟的新思考并与第13-1窟的关系
  
  第11、12、13窟既为一组洞窟,则是云冈继昙曜五窟后出现的又一多窟组合形式。昙曜五窟喻为北魏五帝,第11、12、13窟又表现怎样的主题和意趣呢?既为一组洞窟,应该是在一个完整、缜密的统一设计方案下实施规划的,而这组洞窟除了窟外壁具有貌似组合之形,窟内造像并无更多可以解释为“组合”的匠意。第13窟无论窟形还是造像风格均与昙曜五窟接近,属第17窟亚式,开工时间稍早,但最终没有完工;第12窟基本上按计划顺利完工,从造像内容及其风格看,却与第11、13窟大异其趣;第11窟开工不久即废止。另外,毗邻第13窟的13-4窟(即今无名窟),其与这一组洞窟的关系也不容忽视。从窟崖外壁看,它似与第11、12、13窟按计划统一斩山辟出的一个立壁(图四)。从窟内高度、进深来看,原始设计疑为涅槃窟,亦中途辍工。因此,这可能是由同一造像集团或同一造像势力在同一时期发愿营造的一个区域。

  
  北魏太和前后,社会繁荣稳定,佛教弘昌炽盛,既无石质问题,又与迁都无关,一个区域内同时出现诸多洞窟停工的现象该当何解释?关于第11窟停工的原因,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都作了深刻的探讨和研究。我以为,其与某种政治突发事件有关。
  
  4.宫闱之变,是第11窟停工的主要原因
  
  皇兴以来,以献文帝为代表的帝党和以文明太后为代表的后党,为争夺北魏最高统治权发生了宫闱之变。这一事件,已有诸多著述予以关注,而对其于地处政治大震荡中心的云冈石窟的影响,却鲜有论及。
  
  这次政治较量是从文明太后天安元年(466)平息乙浑之乱后第一次临朝听政开始的⒂。此后,文明太后与献文帝之间因权力之争引发的矛盾日渐加深。几经交锋,最终以显帝皇兴五年(471)禅位、承明元年(476)“暴崩”、 文明太后听政而终。每一个朝代的每一次政权的更替与嬗变,伴随而来的即是杀戮与奖掖。文明太后听政后,实行宽宥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剪除异己,一些曾经党附皇帝的皇戚重臣多遭诛杀。据《魏书》,自470~480年间,亲帝党中受诛的主要人物有:
  
  慕容白曜,皇兴四年(470)诛。
  
  《魏书•慕容白曜传》:“四年冬见诛。初乙浑专权,白曜颇所侠附,缘此追以为责。及将诛也,云谋反叛。时论冤之。”
  
  万安国,承明元年诛。
  
  《魏书•万安国传》:“万安国,代人也。……安国少聪敏,有姿貌。以国舅,复尚河南公主,拜驸马都尉。迁散骑常侍。显祖特亲宠之,与同卧起,为立第宅,赏赐至巨万。超拜大司马、大将军,封安城王。安国先于神部长奚买奴不平,承明初,娇诏杀买奴于苑中。高祖闻之,大怒,遂赐安国死。年二十三。”高祖时年九岁,何引如此大怒?
  
  拓跋子推,太和元年(477)死于赴任青州刺史途中。
  
  《 魏书•景穆十二王上•京兆王 》:“京兆王子推,太安五年封。位侍中、征南大将军、长安镇都大将。子推性沉雅,善于绥接,秦雍之人,服其威惠,入为中都大官,察狱有称。显祖将禅位于子推,以大臣固谏,乃传高祖。高祖即位,拜侍中、本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青州刺史,未至,道薨。”
  
  李欣,太和元年诛。
  
  《魏书•李欣传》:“李欣,字元盛,小名真奴,范阳人也。……欣既宠于显祖,参决军国大议,兼典选举,权倾内外,百僚莫不曲节以事之。……太和元年二月,希旨告欣外叛。文明太后征欣至京师,言其叛状,……遂见诛。”欣有三子,长子邃,先欣卒,另两子与欣同死。
  
  南郡王李惠,太和二年(478)十二月诛。
  
  《魏书•外戚•李惠传》:“李惠,中山人,思皇后之父也。……惠弱冠袭父爵,妻襄城王韩颓女,生二女,长即后也。”
  
  襄城王韩颓,太和四年,“有罪,削爵徙边”⒃,生死未详。
  
  《魏书•高祖纪》:“太和五年正月,沙门法秀谋反,伏诛。”
  
  第11窟的缔造者正是因为卷入这场政治事件而受牵连并终致凿窟工程停止的。
  
  上列人物中,慕容白曜虽然爵列上阶,位登帝伯,但从其被诛时间看,当早于第11窟初凿,应与该窟的兴凿或中辍无关。发生在平城的法秀起义,影响很大,“太和之制,因法秀而杜远”,但谋反的参与者主要是来自凉州、青齐的失意人士⒄,无论其政治地位或是经济地位还是僧界地位,均不具备开凿大窟的号召力和资力。这里,我们主要考虑的是万安国、拓跋子推、李欣、李惠、韩颓等几位重要人物。
  
  安城王万安国,得宠于献文,“与同卧起”;京兆王子推,是景穆皇帝第十三子,献文叔父。据《魏书•显祖纪》:“帝雅薄时务,常有遗世之心,欲禅位于叔父京兆王子推,群臣固请,帝乃止。”若非大臣固谏,将禅皇位;李欣,著勋先朝,权倾内外;南郡王李惠,为思皇后之父,历政有美绩。他们都具有营建诸如第11窟这样一个大窟的实力、能力和影响力,也具有参与献文时期开窟造像的理由。但这场政治事件的最后赢家是文明皇太后,面临他们的是一条不归路。
  
  文明皇太后,“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在打击献文余势上,特别是鲜卑贵族成员,坚决彻底,毫不手软。如李惠,“素为文明太后所忌,诬将南叛,诛之。惠二弟,初、乐,与惠诸子同戮。后妻梁氏亦死于青州。尽没其家财。惠本无衅,故天下怨惜焉”⒅。以李惠之身份尚遭如此处置,他人则可想而知了。难怪朝野人士窃议,“高祖奉冯氏过厚,于李氏过薄,舅家了无叙用”,不沾恩泽,反而生死悬置。以至于“太和十二年,高祖将爵舅氏,昭访存者,而惠诸从以再罹孥戮,难于应命”。“至如李欣、李惠之徒,猜嫌覆灭者十余家,死者数百人,率多枉滥,天下冤之。” ⒆可见,在这场残酷的政治事件中,家族中受到株连的人员很多。第11窟营建工程猝止,就是因为发愿者遭遇不测,家族罹祸,成为一个无主窟。因涉嫌政治事件,第11窟一度时期可能被视为禁地,无人涉足。其得到可以续凿的授意或允诺,概与孝文帝太和六年(482)三月或太和七年五月巡幸武州山石窟寺有关。
  
  综上,第11窟的创建时间约于延兴末、太和初,即476年前后。发愿者为献文时期亲帝势力。
  
  1.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第9卷,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5年。
  
  2.长广敏雄:《云冈石窟第9、10窟特征》,《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二),文物出版社,1994年。
  
  3.长广敏雄:《云冈石窟初、中期的特例大窟》,《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二),文物出版社,1994年。
  
  4.宿白:《云冈石窟分期试论》,《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平城实力的积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
  
  5.阎文儒:《云冈石窟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6.宿白:《平城实力的积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
  
  7.《魏书•释老志》。
  
  8.经云:“乃往过去……尔时有佛,名大通智胜如来,……其国名‘好成’。……七佛未出家时,有十六子,其第一者,名曰智积,诸子各有种种珍异玩好之具,闻父得成阿耨多罗藐三菩提,皆舍所珍,往诣佛所。……尔时大通智胜如来,受十方诸梵天王及十六王子请,即时三转十二行法轮……十六王子皆以童子出家而为沙弥。……佛告诸比丘:‘是十六菩萨常乐说是《妙法莲花经》,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与十方国土,现在说法。……其二沙弥东方作佛,一名阿閦,在欢喜国,二名须弥顶;东南方二佛,一名师子音,二名师子相;南方二佛,一名虚空住,二名常灭;西南方二佛,一名帝相,二名梵相;西方二佛,一名阿弥陀,二名度一切时间苦恼;西北方二佛,一名多摩罗跋栴檀香神通,二名须弥相;北方二佛,一名自在,二名自在王;东北方佛名坏一切世间怖畏,第十六我释迦牟尼。’”
  
  9. 《魏书•释老志》。
  
  10.张焯:《徐州高僧入主云冈石窟》,《文物世界》2004年第5期。
  
  11.石松日奈子《云冈中期石窟新论》,《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5期。
  
  12.《魏书•释老志》,延兴二年(472)时,“令有司与沙门统昙曜令州送像达都,使道俗咸睹宝相之容”,表明此时昙曜仍在行使职权。
  
  13. 《魏书•释老志》。
  
  14.赵昆雨:《云冈服饰雕刻特征及其演变》,《文物世界》2003第3期。
  
  15.《魏书•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丞相乙浑谋逆,显祖年十二,居于谅暗,太后密定大策,诛浑,遂临朝听政。”
  
  16.《魏书•高祖纪》上。
  
  17.《魏书•释老志》。
  
  18.《魏书•外戚•李惠传》
  
  19.《魏书•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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