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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历史大事拾零(上)

高 平 29/04/2019

关于大同历史大事,我市的专家学者已有许多著述,可谓详矣备矣。但也有一些未曾留意的地方,以及边头沿垴和需要进一步捋顺的地方,笔者仅对这些零零碎碎的东西作一些捡拾,故谓之“拾零”。

 

一、苑君璋割据恒安镇

 

隋朝末年,由于隋炀帝的残暴统治,天下大乱,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如急风暴雨般迅速摧毁了隋王朝的统治力量。在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浪滔中,一些封建军阀、官僚、地主、豪强也纷纷趁势而起,窃取起义军的胜利果实。他们相继打起反隋旗号,割据一方,马邑的刘武周就是此中的一个。

当时的马邑郡即今之朔州,刘武周就生在这个地方。他少时就喜交豪侠、善于骑射。《新唐书》本传说:“武周为人骁悍,善骑射,喜交豪杰”。大业十三年(617)春,马邑郡大旱,饿殍遍野。太守王仁恭“闭仓不恤”,已激怒众人。时任鹰杨府校尉的刘武周,“因与(刘)仁恭侍儿私通,恐事泄,又见天下已乱,阴怀异计”,遂借机发动张万岁等十余人起事,“斩仁恭于郡厅”,自立太守,聚众万人,又与北方突厥联络,受封为定杨可汗。同年在马邑称帝,年号天兴。以其妻沮氏为皇后,卫士杨伏念为左仆射,妹婿苑君璋为内史令,这样苑君璋就成为了刘武周封建割据势力的重要台柱子。

苑君璋也是马邑人,出身豪门,是故才能与刘武周结亲。在刘武周的活动中,苑君璋是刘武周的一个重要智囊,曾出过不少金点子。刘武周拥有山西北部的大片地区后,曾就下一步如何发展进行过讨论。以宋王、西南道大行台宋金刚为首的一些将领主张南下攻取晋阳,以与诸豪争天下。而刘武周的妹夫苑君璋却不赞成,他说:“唐以一州之兵掇取三辅,所向风靡,此殆天命,非人谋,不可争也”。“太原而南多岩阻,今束甲深入,无踵军,有失不偿,不如连突厥与唐合從,南面称孤,上策也”。(《新唐书》·本传)本来这是一个好点子、正主意,但这时野心已经膨胀的很厉害的刘武周是听不进这些忠正之言的。于是他于唐武德二年(619)“总兵二万入寇”,以宋金刚为西南道大行台,使苑君璋守朔州,“又连突厥,锋无前,遂破榆次,拔介州,进围太原。”(《新唐书·刘武周传》)在山西的中、南部,经过大大小小多次激烈博斗,于唐武德三年(620)四月,与秦王李世民战于洺州,败了个一塌涂地。不得已,刘武周只好“引骑五百,弃并州,北走突厥。”这时,他才后悔起来,“泣谓君璋曰:恨不用君言,乃至于此。”时隔两年多,刘武周又想逃离突厥,谋归马邑,不料事情泄露,结果于唐武德五年(622)七月被突厥追杀于白道。(《新唐书》·高祖本纪)“刘武周自初起至死,凡六载”。也就是说,在这六年中,苑君璋是作为刘武周左右臂膀存在着的。

刘武周已死,于是给了苑君璋一个机遇。突厥以苑君璋为大行台,使郁射设监兵,统领刘武周留下的残部,这样,苑君璋实际上成为了突厥的一个附庸。

唐武德六年(623)五月二十三日,苑君璋与旧将高满政夜袭代州,被唐骠骑将军林宝言击退。其时,唐高祖李渊想收降苑君璋,遂派出使者“招之,赐铁券,约不死”(《新唐书》·苑君璋传),但遭致苑君璋的拒绝,进而进犯代州,被唐刺史王孝德击退。六月四日,苑君璋的重要部将高满政以马邑降唐。高满政降唐的起因是这样的:唐朝有个并州总管刘世让的,拟调任广州总督,即将赴任时,唐高祖问计于他:如何才能防备突厥的频频侵扰?刘世让答曰:“突厥近年多次入侵,实在是有马邑作为中途休整进食的缘故。希望派勇将戍守崞城,多贮藏物资,招募降人并予厚赏,同时要经常派兵扰乱马邑,毁坏他们的庄稼,破坏他们的生产,不出一年,敌人无粮可食,定然会来投降。”高祖很以为然,说道:“除了你,谁还能担此重任!”于是又将刘世让改镇崞城,马邑人很怵他。马邑人大多也不愿归隶于突厥,恰逢此时高祖遣人来招降,高满政就劝苑君璋说:“夷狄无礼,本非人类,岂可北面事之,不如尽杀突厥以归唐朝。”君璋不从(《旧唐书·苑君璋传》)。高满政便利用人心所向,半夜袭击苑君璋,苑君璋无奈,慌忙逃入突厥。高满政杀死苑君璋的儿子以及突厥的二百多守军,投降了唐朝。

六月二十三日,苑君璋与突厥的吐屯设进犯马邑,被高满政击败,于是唐高祖任命高满政为朔州总管,封荣国公。

七月初二日,苑君璋借助突厥军队再次进兵马邑,唐右武侯大将军李高迁会同高满政迎击,在腊子河谷展开激战,打败苑君璋。

唐高祖武德六年(623)十月初四日,唐杀死刘世让,并没收其财产。刘世让因何被杀?原来,当初高祖派遣右武侯大将军李高迁协助朔州总管高满政守卫马邑,苑君璋率突厥骑兵一万前往攻打,结果被高满政击败。颉利可汗大怒,便亲率突厥大军进攻马邑,而唐右武侯大将军李高迁怕了,便带领二千名部下冲破关卡连夜逃跑,遭到突厥的阻截,损兵千余。这样,马邑城中仅剩高满政率兵守卫,战斗进行的十分激烈,高满政率兵奋力迎敌,有时一天要打上十几仗,唐高祖李渊遂命行军总管刘世让救援马邑,刘世让到了松子岭也不敢再进,便回军保守崞城。本来,突厥就厌恶弘农公刘世让是他们的威胁,于是借此机会便派大臣曹般陁来,使用离间计说:“刘世让和可汗通谋,想要作乱。”高祖便相信了这些话,刘世让遂被杀。随后突厥颉利派遣使节向唐求婚,高祖说:“先撤围马邑,才能谈论婚姻。”颉利便欲撤军,而隋义成公主坚持要求攻打马邑,颉利便召来善长使用攻城武器的高开道和他一起猛攻马邑。颉利又诱劝高满政投降,遭到高满政的大骂。城中粮食渐渐用尽,救兵又无望,高满政遂欲突围奔朔州。此时,高满政的部下右虞侯杜士远见突厥势大,恐怕突围不成,便于二十日这天杀死高满政,投降了突厥。苑君璋又杀死城中与高满政同谋的豪杰三十多人,算是报了一箭之仇。十月二十五日,突厥再次向唐请求和亲,把马邑归还给了唐朝,唐朝任命将军秦武通为朔州总管,这样苑君璋只好退保恒安。恒安镇(今大同)是于北齐天保七年(556),由北恒州改之,又名东州城,隶属恒州太平县。从此苑君璋即以恒安镇为据点,连结突厥不断地侵扰唐边。仅武德七年(624)七月就发动了三次:七月初一日,苑君璋带领突厥兵马侵扰朔州,被总管秦武通击却之。七月二十一日,突厥吐利与苑君璋侵犯唐之并州。不久,苑君璋又招引突厥侵扰朔州。无疑,这时苑君璋已成为唐王朝山西北部的一大祸患,而大同地区成为苑君璋割据势力的根据地。

但人心思治,人心思一。苑君璋手下的士兵都是中原人,多欲脱离突厥,回归中原,遂纷纷投奔唐朝。苑君璋看到大势已去,十分害怕,便也想投诚唐王朝,请求唐廷让他固守北部边区以赎罪。唐高祖遂派遣雁门人元普送给他金券。却于此时,颉利可汗派人招降他,苑君璋就有些犹豫不决了。其子苑孝政说:“大人许唐降,又贰颉利,自取亡也。今粮尽众携,不即决,恐衿肘变生,孝政不忍见祸之酷也!”苑君璋即“召众与议”。恒安人郭子威劝他说:“恒安地势险要,城墙坚固,故王者都,突厥正当兴盛之时,我援之,可观天下变,何遽降?”(《新唐书·苑君璋传》)。苑君璋于是捆绑上元普送到突厥。突厥颉利可汗送给他锦裘羊马。其手下人十分怨恨苑君璋,“投书于门曰:‘不早附唐,父子诛’。”就这样,苑君璋又失去了一次走正道的机会。到了贞观元年(627)五月,苑君璋看到颉利可汗政事混乱,知将亡,不足为依靠,遂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率领手下人马投降唐王朝。颉利派兵去追,被苑君璋击退。唐王朝封苑君璋为芮国公,任安州都督,食五百户,赐帛四千匹。苑君璋于贞观中卒。

苑君璋以恒安镇为据点,在山西北部割据了三年半,这股割据势力,说到底应该是刘武周割据势力的残余延续,亦是突厥的一个附庸。他的投诚,从历史的大局来看,对于唐王朝的统一全国大业具有其积极意义,当然对大同人民来说也是一件大好事。

 

二、王忠嗣修筑大同城

 

王忠嗣(705-749),唐太原祁县(今属山西)人,家居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初名训。其父王海宾,太子右卫率、丰安军使。唐开元二年(714),吐蕃(公元七至九世纪时我国藏族在青藏高原建立的军事奴隶制政权,吐蕃是唐人对这一政权的称谓)。侵犯陇右(唐方镇名,唐开元年置。治所在鄯州,辖境相当今甘肃东南部及青海省青海湖以东地区),唐玄宗命陇右防御使薛讷率军迎敌,以王海宾为先锋。王海宾在进攻长城堡时,英勇战死。缘此,王宗嗣被玄宗养于宫中,赐名宗嗣。“肃宗为忠王,帝使与游。”(《新唐书·•王忠嗣传》)。及长,雄毅寡言,威武有方略,被引为河西兵马使。开元二十六年(738)秋七月,陇右节度使杜希望率领鄯州(今青海乐都县)的军队夺取了吐蕃的黄河桥,并筑城盐泉(今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吐蕃发兵三万前来迎战。杜希望兵少而难以敌住吐蕃,将领与士兵都十分害怕。左卫郎将王忠嗣率领所部军队首先冲进吐蕃的阵地,所向披靡,杀敌数百,杜希望遂乘机率大部队进攻,吐蕃军大败。王忠嗣因功升为左金吾将军,及至开元二十八年(740),累官至河东节度使。

天宝元年(742),兼灵州都督。是岁北伐,与奚(中国古代民族名。南北朝时称库莫奚。唐玄宗时与契丹被称“两蕃”。)怒皆战于桑干河,三战三捷,大虏其众,耀武漠北,奏凯而还。是时,突厥叶护新有内难,王忠嗣借机陈兵碛口,以军威震摄之,乌苏米施可汗惧而请降,但却迁延不至,王忠嗣遂用反间计,使拔悉密与葛逻禄、迴纥三部落击走米施可汗。随之,王忠嗣出兵讨伐米施,取其右厢而归。而叶护等遂率其部千余帐入朝。明年,再破奚怒皆及突厥之众。“自是塞外晏然,虏不敢入。”天宝三年(744),突厥九姓拔悉密、叶护等攻杀米施,传首京师。因功,进封清源县公。王忠嗣少以勇敢自负,及居节将,却以持重安边为务。他认为“国家升平之时,为将者在抚其众而已,吾不欲疲中国之力,以徼功名耳。”故士乐为用,师击必胜。(《旧唐书·王忠嗣传》)天宝五年(746),王忠嗣官至兼为河东、朔方、河西、陇右四镇节度使,“佩四将印,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归掌握,自国初已来,未之有也”。(《旧唐书·王忠嗣传》)这是王忠嗣一生中最为光彩夺目的一段时光。

天宝六年(747)冬十月,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忠嗣任命部将哥舒翰为斗军(在今甘肃永登县西南)副使,李光弼为河西兵马使,兼任赤水军(今甘肃武威县)使。是时,积石军(今青海贵德县西)的麦子熟后,吐蕃军总是来抢收,时人称之为“吐蕃麦庄”。哥舒翰上任后预先率兵埋伏在一边,等吐蕃军到后,就切断他们的归路,然后两面夹击,吐蕃军全军覆没。此后,吐蕃军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此时,唐玄宗方事石堡城。石堡城又称铁刃城,在今青海湟源县西南,于开元二十九年(741)冬十二月,被吐蕃军攻陷。天宝四年(745)秋九月,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与吐蕃战于石堡城,被吐蕃打败,副将褚誗战死。因此玄宗时时想收复石堡城,便想让王忠嗣率兵前去攻打。王忠嗣上言说:“石堡城坚固险要,易守难攻,吐蕃集中力量防守,硬要攻取,不死数万人不能克,这样得不偿失,不如秣兵厉马,等待时机,再去攻取”。玄宗听毕,十分不高兴。而将军董延光却主动请求率兵攻打石堡城,玄宗遂命王忠嗣出一部分兵力助战。王忠嗣不得已只好奉命,但却不完全按照董延光的要求行事,所以董延光心中很怨恨他。李光弼见此便对王忠嗣说:“你因为爱护士卒生命的缘故,不想成全董延光的功劳,……但攻打石堡城是皇上的主意,董延光无功,必然要归罪于你。……为什么因为爱惜这数万段绵帛,而不肯堵住董延光进谗言的口呢!”王忠嗣说:现在牺牲数万士卒的生命来争得一城,得不偿失,所以我不想干这种劳而无功的事情。我现在受到皇上的责难,至多不过把我贬到黔中做长史或司马,我岂能用数万将士的生命来保全我这一官半职呢?李光弼十分感动,说:“你能够像古代的贤人那样做事,真是我李光弼所达不到的啊”!果然,董延光久攻石堡城不下,就上言说王忠嗣阻挠军计。(《通鉴纪事本末》)而宰相李林甫久忌其功,日求其过,这正好给了他一个借口,便乘机诬其欲尊奉太子(肃宗)为帝,遂下狱受审几遭极刑,后贬为汉阳太守,卒汉东太守。在封建社会里像王忠嗣这样结局的忠臣良将比比皆是,不足为怪。我们之所以要重笔把他抬出来,并不缘于此,而是因为其是大同城建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

据《新唐书·王忠嗣传》载:天宝元年,王忠嗣“上平戎十八策”,“筑大同、静边二城,徙清塞、横野军实之,併受降、振武为一城”。这里说的“大同城”,据我市文史学者张焯先生考证,应为史载的“大同军”城。他在《云冈石窟编年史》中写道:“从近年大同出土的唐代墓志铭看,自天宝七年至晚唐,初云‘新城’,后云‘大同军城’,又谓‘云州城’,或谓‘云中’。可以肯定:天宝元年筑大同军城,大同军遂自朔州移驻。后来,又将云州(云中郡)府治由城东的原恒安镇移入大城,州(郡)、军始同治一城,城亦为云中县。大同军城既立,云州城(恒安城)遂有‘东州城’之名,后来州郡迁入大城,遂改名‘东城’,唐末李克用与耶律阿保机会于东城是也。明清以降,名曰‘古城’,即今古城村”。他又考证道:“《通典》卷172:‘大同军,雁门郡北三百里。调露中,突厥南侵,裴行俭开置,……’”“《唐代墓志汇编续集》页701《高弘谅墓志铭》:‘夫人李氏,……父浩川,皇大同军兵马使,兼知九姓部落使、左金吾卫大将军。’按:高弘谅死于大历三年(768),四十五岁。其岳父李浩川任职大同,约在天宝年间(742-756)。”可见“唐大同军,系在北魏故平城基础上重建。”我以为张焯先生的考证精准到位,很有道理。笔者拟再补充一下:据《中国历史大辞典》载:“云州:唐州名。贞观十四年(640)置,治云中(今山西大同市),……永淳元年(682)为默啜所破,因废。开元十八年复置,……天宝元年(742)改为云中郡。”《旧唐书》本传说:“四载(745),又兼河东节度採访使。自朔方至云中,缘边数千里,当要害地开拓旧城,或自创制,斥地各数百里。”《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载:“静边城在今山西右玉县西北四十四里右玉城镇。唐天宝三年置静边军于此。”这就进一步佐证了王忠嗣所筑的大同城即大同军城,亦即唐中后期的云州城,亦即云中郡城。如果这一论断成立,那么王忠嗣所筑的这座城意义甚大,不仅如史书上所说的“自是虏不敢盗塞”,“北塞之人,复罢战矣。”而对于大同城建史来说,填补了一个空白。众所周知,北魏时期,由于六镇起义,曾经盛极一时的北魏京师平城“尽为丘墟”。一直到辽金时期,大同作为辽金之西京,这座城建才有明确记载:“广袤   二十里”。可以断言,唐、五代时的云州城亦应为周长二十里,因为辽之西京是由唐之云州于辽重熙十三年升号的。再联系到北魏的“外城”周回二十里,我们可以推定王忠嗣所筑的大同城是在北魏规立的“外城”基础上修筑的,从而揭开了唐中晚期及五代时云州城修建史上的一些谜团。因此王忠嗣其人对于大同来说,其重要意义更在于此。

 

三、折氏割据陕山北部

 

折从阮,五代时期云中(今山西大同)人,字可久,本名从远,因避讳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名,改作从阮。

折从阮一生经历了五代时期四个朝代,在这个中原大地连年混战,朝代屡经更迭的动乱年代,他戎马一生,戍守北边,主要活动是抵御和抗击契丹贵族的入侵,对于维护当地居民的安全、藩卫中原、屏障京师起了一定的作用。

折从阮是北方少数民族羌族折屈氏的后裔。折从阮的父亲折嗣伦曾任麟州刺史,累官赠太子太师。折从阮从小性格温厚,少时为父亲守孝即以孝行闻名乡里。

后唐庄宗开始占有河朔之地时,因代北诸部屡为边患,故任用折从阮为河东牙将,领府州(今陕西府谷)副使。同光中,授府州刺史。后唐明宗长兴初年,唐明宗于开运初,加其官为检校太保,迁本州团练使。这一年,又兼领朔州刺史、安北都护、振武军节度使、契丹西南面行营马步都虞侯,可谓位高权重了。

后晋立国后,后晋高祖石敬瑭因契丹有援立之恩,无耻地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折从阮所管辖的北部地方也随之划归到了契丹名下。随后,契丹要把河西之民全部迁徙到辽东,河西之民听说后人心慌慌,有谁想离开生我养我的家乡故土呢,折从阮顺从民意,拒不接受石敬瑭的命令,“保险拒之”。晋少帝继位后,于开运元年(944)与契丹绝好,契丹贵族从幽州、云中两路南犯,晋少帝遣使命折从阮出师。次年春,折从阮率兵深入契丹边界,连拔十余寨,威振北边。

公元946年,契丹再次大举南犯,后晋被灭。契丹兵马撤离后,后晋的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乘机在晋阳称帝,改国号为汉,史称后汉。后汉高祖引兵南下,折从阮率众归之。刘知远建都汴京后,升府州为永安军,析振武之胜州并沿河五镇归他管属,授折从阮为节度使,继续担负北方边塞的防务重任。其子折德扆亦被授为府州团练使。折从阮移镇武胜(河南邓县)后,折德扆继续镇守永安军,“父子俱领节镇,时人荣之”。

后周立国后,折从阮一直戍守在北方的边塞要地宣义、保义、静难三镇。周世宗即位后,加官兼侍中。因其久居边地,洞悉边事,复授府州刺史,加官检校工部尚书。公元955年,折从阮在罢还京师行经西京(洛阳)途中去世,时年六十四。后周为表彰其功绩,追赠他为中书令。

其孙折御卿,蒙荫初任节院史、汾州兵马都校、闲厩副使知汾州等职。宋太宗征河东时,折御卿从征,与尹宪率领屯兵奋勇冲击,先后攻克岚州和岢岚军(今山西岢岚),又走马斩杀宪州刺史霍翊,擒其将马延忠等七人,战功显赫,升任为崇仪使。后来,又四迁至府州观察使。

淳化五年(994),折御卿升迁为永安军节度使。不久,契丹军大举侵扰府州,折御卿大败契丹军于河汊,“斩首五千级,获马千匹”,契丹大将韩德威仅以身免。

自此,契丹始知所畏。过了一年多,韩德威探知折御卿卧病,乃又率众入侵,“以报河汊之役”的怨恨。折御卿抱病迎击,韩德威闻讯不敢再进。这时折御卿病势更加沉重,其母悄悄派人召其归家,御卿对来人慷慨言道:“世受国恩,边寇未灭,御卿罪也。今临敌弃士卒自便不可,死於军中乃其分也。为白太夫人,无念我,忠孝岂两全!”铮铮朗言,感人肺腑。第二天即病死于军中,年仅三十八岁。宋太宗知悉,痛惜良久。追赠为侍中。其后代折惟昌、折克行、折可适都是北宋守边名将。

折氏祖孙几代纵横疆场,威振边镇数十载,其主要活动是抵御契丹,戍守边地,从这一点出发,应该说他的一生对于维护陕西、山西北部的安全、推动后周的统一事业是有贡献的。但为什么又说阮氏割据陕、山北部呢?《五代史解读》说“自折从阮以来,折氏家族世代占据今陕北及山西北部一带,一直持续到北宋时期,虽归附于中央,但实际处于半独立状态,是西北地区的一个重要军事政治集团”。史籍亦称:“自晋、汉以来,独据府州,控扼西北,中国赖之”。

 

四、宋金争斗谋夺燕云

 

“燕云”系指燕云十六州,包括幽(今北京市)、蓟(河北蓟县)、瀛(河北河间)、莫(河北任邱)、涿(河北涿县)、檀(河北密云)、顺(河北顺义)、妫(河北怀来)、儒(河北延庆)、新(河北涿鹿)、武(山西神池北)、蔚(河北蔚县)、云(山西大同市)、应(山西应县)、朔(山西朔州)、寰(山西朔县东北马邑镇)等十六州。早在五代时期,后晋为换取契丹辽对它的支持和保护,石敬瑭便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这样,这片土地便落入辽手 。赵宋建国后,为收复燕云十六州,曾发动过两次北伐,然而都以惨败而谢幕,不得不放弃武力收复燕云的打算。及至辽末,女真崛起,并发动了伐辽战争,不断取得胜利。在这种形势下,腐朽的宋朝统治集团,企图借助金人的力量收复燕云地区,于是收复燕云的问题又提到了宋朝廷的议事日程上,而收复燕云之议是从马植投宋开始的。

宋徽宗(赵佶)政和元年(1111)九月,宋遣端明殿学士郑允中及宦官童贯出使辽国。童贯在出使辽国返回途中,道经卢沟,燕人马植深夜去求见童贯,在与马植交谈之后,童贯认为马植是一个奇才,于是将马植改姓名为李良嗣,并将他推荐给了朝廷。马植遂向宋徽宗献计曰:“女真对辽人有刻骨仇恨,而天祚帝荒淫无道,本朝如果自登州(今山东蓬莱)、莱州(今山东掖县)渡海,与女真结好,同他们约定共同攻辽,则辽国可以图谋。”并且进一步进言道:“王师一旦出兵,百姓必然会箪食壶浆前来迎接,万一女真人得志,收复失地便不可能了”。 宋徽宗深以为然,并赐赵姓,任为秘书丞,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图谋自此又重新开始。马植其人,原本辽之大族,官至光禄卿,因为他有淫乱的行为,不齿于人,故不被辽重用(《宋史纪事本末》)。

宋政和八年(金天辅二年,1118年),宋遣武义大夫马政同呼延庆、高药师等以买马为名浮海,相约攻辽。从此开始与金通使友好。

宋宣和元年(1119)年,金主与宗翰商议,决定派渤海人李善庆、女真人散睹持国书及北珠、生金等物,随同马政赴宋修好。宋又遣使携招书与李善庆等人从登州渡海赴金。金主认为宋不以“国书”而用“诏书”是对金朝的轻侮,如果想要结盟友好,共同伐辽,请早日出示国书,如果“各依旧用诏书,定难从也”。此间,宋廷内部对于这一问题也展开了激烈争论,宋尧臣上言说:“臣认为燕云兵役一旦兴起,边疆上的衅端便要开始,宦官手中的权力要加重,而皇朝的纲纪则不能振作。”“现在童贯勾结蔡京,共同收纳赵良嗣作为谋主,因此提出平定燕云的建议。臣恐怕到那时将唇亡齿寒,……望圣上思念祖宗创业积累之艰难,鉴察历代君臣的得失,杜绝堵塞边境上的缝隙,保持旧日的友好,不要使外夷乘机窥视中国……”(《宋史纪事本末》)然而这一主张终被在朝当权奸邪的谋画所剥夺。

宋宣和二年(1120)三月,宋再遣赵良嗣、王環仍以买马为名使金,商议夹攻契丹、收取燕云失地事宜。几经外交斡旋,各施计谋,终于达成一个盟约,大意为:

1、宋金夹攻契丹,金取中京,宋取燕京一带。

2、燕京本是汉地,金许燕京一带旧汉地汉州与宋;平、滦不属燕京,俟擒获辽天祚帝后可将西京与宋。

3、宋许以输契丹岁币旧数50万两匹之银绢与金。这一盟约其实质仍然是一个不平等的屈辱条约。第一,宋要夺取燕京地区,仍然得靠自己的军事实力,而且即便夺取了燕京地区,平、滦地区亦不归宋。第二,每年还要向金进贡50万两匹银绢,说到底只不过是一个进贡的转移,由辽而金而已。就是这样一个盟约,赵宋还觉得挺满意,可见其腐败软弱之至。(《宋德金:《金史》》)

双方使者谈判之后,金太祖又同赵良嗣约定:“女真兵自平地松林趋古北口,南朝(宋)兵自雄州趋白沟夹攻。不如约,则难依已许之约。”(《三朝北盟会编》)至此,几经往返交涉,终于缔结正式盟约,由于盟约是双方使者往返渡海订立的,史称“海上之盟”。“海上之盟”是金太祖为最终灭北宋而采取的暂时的战略决策,而对宋徽宗而言则是投机、侥幸、软弱的一个产物。

宋宣和四年(1122)三月,金人前来约定夹攻辽国,宋任命童贯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屯兵于边境,准备响应金兵进军。是月,辽国朝廷发生大变故,辽秦晋国王耶律淳在燕京称帝。宋徽宗遂命童贯统帅十五万大军巡逻北部边地。五月十八日,宋又任命蔡攸为河北、河东宣抚副使,与童贯共同统领边境部队。二十三日,童贯进抵高阳关,遂兵分两路击辽,种师道率领东路人马直奔白沟,辛兴宗率领西路人马直奔港村,结果都被辽兵打败,于是种师道退守雄州。六月,耶律淳病死,其妻萧妃掌握辽燕京政权。这时,辽诸卫上将军、“常胜军”头领郭药师率部以驻守的涿、易(河北易县)二州叛辽投宋。宋认为有机可乘,遂派刘延庆、郭药师率领十万大军,渡过白沟进取燕京。郭药师率领宋兵六千直抵燕京城下,常胜军军帅甄五率领五千骑兵夺取迎春门攻入燕京。在此危急时刻,萧妃下令关闭城门,与宋军展开巷战,宋兵大败,郭药师翻越城墙逃出城外。是时,童贯惧怕获罪,遂偷偷派出王瑰前往金国,请求按约夹攻燕京。金太祖便亲统大军兵分三路大举攻辽,辽之燕京遂被攻取。

十一月二十三日,金遣使来宋,商议燕、云的土地分割问题。十二月三日,宋派遣赵良嗣出使金国,要求金国归还石敬瑭所贿赂给契丹的故地。金主派蒲家奴责备赵良嗣未能按约定日期出兵,并说:“现在更不论原约,特给与燕山府所辖蓟、景、檀、顺、涿、易六州。”赵良嗣辩驳说:“原约归还山前、山后的十六州,现在都如此这般,信义何在?”再三抗争,但金人就是不从。

宋宣和五年春正月,赵良嗣再次出使金国,与金主商议燕京、西京(今山西大同市)的归属问题。金主说:“燕京用本朝兵力攻下,其租税当输本朝”。赵良嗣答曰:“租税随同土地征收,岂有给与土地而不给与租税的,”宗翰说:“燕京是我们攻取的,应当归我们。如果不早日答应,请立即追回涿、易二州的军队,不要留在我朝的疆域上。”宋廷软弱无能,最终答应在每年交给金国的五十万两匹银绢之外,每年另加燕京代税钱一百万緍。金主十分高兴,答应将燕京以及蓟、景等六州归还宋朝,但山后西京等各州及西北一带接连山川,不在答应的范围之内。然而在交换誓书时,宗翰又额外索要赵温讯其人和粮食,赵良嗣答应送人,并给予粮食二十万石。

宋宣和五年(1123)夏四月,金人派杨璞持誓书及燕京、六州前来归还宋朝,平、营、滦三州终因并非是石敬瑭所贿赂契丹的土地,不在交还之内。宋遂命童贯、蔡攸入燕京与金人交割土地。当时,燕京的职官、富民、金帛、子女都被金人掠夺一空,宋竭尽天下货财进行北征,仅仅得到七座空城。但就连这七座空城也在金国进攻北宋中被金人夺去了。是时,宗翰止想交割涿、易二州,而金主考虑到伐辽的大局,才没同意他的做法。

再说云州问题,亦即西京大同一带的交涉问题。金天辅六年(1122)正月,金军以辽降将耶律余睹为向导,大举西进,一举攻下辽的中京大定府,辽天祚帝慌出居庸关西逃,金军乘胜追击,攻克辽之西京大同府,迫使天祚帝逃往夹山(内蒙萨拉齐西北)。宋朝请求增加岁币给金,收回西京(大同)。完颜希尹等主张只将西京土地与宋,而所有人户仍由金收系。金太祖准备与宋永结友好,“许西京、武、应、朔、蔚、秦、圣、归化、儒、妫等州,并土地并户”不另加代税钱,只需宋方交付一定的军需费用,作为金兵收复西京的补偿。(《三朝北盟会编》)但天不佑宋,几个月后,金太祖病死,这项协议也就作罢了。

宋宣和五年(1123)秋七月,童贯辞官,谭稹被任命为两河燕山路宣抚使,宋廷遂派谭稹与金人交割云中(今山西大同市)。谭稹至太原,招朔(今山西朔县)、应(今山西应县)、蔚(今河北蔚县)各州的降人建为朔宁军。

是时,金主吴乞买(金太宗)新近接位,将要答应。宗翰从云中(大同)回到朝廷,对金太宗说:“先帝起初图谋与宋朝协力攻辽,所以答应给予燕地。宋人既已盟誓后,请求增加每年给予的钱绢来索求山西各镇,先帝辞谢增币而又与宋人盟曰:‘不要隐匿叛逃的罪人,不要侵扰边境人民’现在宋人数路都招纳叛逃的罪人,多次按姓名索要叛逃者,童贯都不交还。结盟未及一年,已经如此,岂可指望宋人守约呢?而况西部边境尚不安宁,如若交付山西各郡,金军将失去据守之地,西北事务将难以经理节制,亦难以持久,故不能将山后各州交与宋朝。”金主便派使臣停止执行武、朔二州交给宋朝的动议。宋金关于西京大同的交涉遂告终止。

宋宣和六年(1124)六月,金人派使臣到两河燕山路宣抚司,索要赵良嗣所答应的二十万石粮食,遭到谭稹的拒绝。金人遂大怒,于六月攻克平州,俘获宋都统张敦固,并将其杀死。(《宋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至此,“海上之盟”彻底解体。

在宋、金争夺燕云的斗争中,双方各施谋略,各逞伎俩,明里枪、暗里箭,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手段统统搬上了舞台,然而由于宋王朝政治上的腐败,军事上的无能,外交上的退让,终使得宋人在收复燕云的争斗中只得到七座空城,而金人得到数不清的实惠,并为以后进攻中原准备了物质上的条件。

 

五、西朝廷权势倾天下

 

金代,大同不仅是金王朝的一个都城(西京),而且也是西京路治所的所在地,还是显赫一时的云中枢密院的所在地。云中枢密院是金西路军主帅、曾长时间镇守西京(大同)的宗翰一手策划建立的。

完颜宗翰(1080—1137)是金之宗室,撒改的长子。早年参予拥立金太祖阿骨打及对辽战争,随太祖取燕京(今北京)。金天辅五年(1121)十二月,宗翰复请伐辽,说:“诸军久驻,人思自奋,马亦强健,宜乘此时。”金主遂发大军于次年正月攻占辽中京。辽主出居庸关,向西一路逃奔。宗翰率军一路猛追,克北安州、出瓢岭(河北独石口西南青岭之北),于天辅六年(1122)攻取辽之西京(大同)。金攻占辽之西京城,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从此以后,西京城不仅成为金之控驭金国西部地区和西北部地区的中枢要地以及宗翰的发迹地、“西朝廷”的根据地,也成了金朝灭辽、攻宋的一处战略基地。金太宗时对宋作战,宗翰为西路军统帅。金天会四年(1126),宗翰与东路军统帅宗望会兵于汴京(今河南开封)城下,次年四月,俘宋徽、钦二帝,北宋随之灭亡。关于徽、钦二帝的北迁路线,史书记载不一。一说从青城经郑州、代州而至云州,羁囚一段后押至金之中京,转往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而当时大同人民曾目睹了“终见降王走传车”的这一幕。宋徽宗和宋钦宗分别于宋绍兴五年(1135)和三十一年(1161)死于五国城。金灭北宋后,于天会五年(1127)五月,宋之康王赵构即位,改元建炎,是为宋高宗,史称南宋。是年十二月,金兵分二路大举南攻。宗翰作为中路军统帅奉命攻取河南。次年二月,宗翰所部将领拔离速,连取唐州、蔡州、陈州。六月,中路军又连下磁州、信德府。东路统帅为宗辅与宗弼,任务是攻取山东。西路统帅为娄室和撤离喝,目标是陕西。一路上,金兵连连告捷,很快占领了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之地,进而向浙江进逼。天会七年(1129)五月,金中路军拔离速袭击宋高宗于扬州,高宗渡江逃往建康,并遣使求和,金朝不许。在金兵的追击下,宋高宗到处逃窜,由建康到杭州,而越州、明州,不得己,又逃入海中。金兵从明州入海追击300里,不及而返。凭借这些汗马功劳,宗翰的官越做越高,在攻南宋还朝后,建策立太祖孙哈剌(熙宗)为谙班勃极烈。其受命为国论勃极烈,兼都元帅。勃极烈是金初设置的官名,原义为大部长,是金之贵族尊官。国论勃极烈,意为国家诸部统帅勃极烈,参议国政,统军作战。因之,宗翰的势力也越来越大,权力欲也更加急剧膨胀起来。金天辅六年(1122),金在攻取燕京后,即于第二年在广宁(后迁平州,又迁燕京)设立枢密院,以左企弓行枢密院事,这个枢密院的大权掌握在东路军主帅宗望手里。权力欲极强的西路军主帅宗翰岂甘示弱,遂于天会二年(1124)在西京又设立了一个枢密院,史称云中枢密院,以时立爱行枢密院事。时人称燕京、云中两枢密院为东、西朝廷。

宗翰在云中设立的枢密院,得到金太宗的允准,并有任免地方官吏的权力。后来宗望失势,于是燕京枢密院便合并于云中枢密院,这样宗翰的权力进一步扩大。云中枢密院先后由宗翰的心腹时立爱、韩企先、高庆裔等主院事,所以合并后的枢密院掌握在宗翰一派手中。这时的宗翰大权在握,势焰灼天。当时,“凡军国事,以至赏刑斗讼,毋巨细申元帅府取决”。将燕京枢密院合并于云中,实际上是金初东西路军权势之争,是宗翰一派打击东路军的重要步骤。东西枢密院合并后,宗翰为排斥东路军所支持的燕京旧辽人员及新附的赵宋人员,先是命枢密院行磨勘法,剥夺了大批原燕京枢密院所辖官员的权力,以至“多上皆去”。而韩企先及刘宗彦等主枢密院事后,秉承宗翰的意旨,更以“君子”、“小人”为标准来鉴别官员,如蔡松年、曹望之、许霖等,都是精于吏事、颇有才能的官员,但由于亲近东路军的人,因而被斥为小人而被排挤不用。总之,宗翰为扩张自己的势力在云中枢密院大树党羽,排除异己。今山西地区当时即在云中西朝廷的控制之下。

宗翰在云中建立西朝廷后,对山西的汉族人民施以奴隶主式的压迫和掠夺,《山西通史》是这样讲的:

——强行移民,掠夺人口

随着金朝“内地”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更多的土地,也需要掠夺人口充当劳力。金太祖、金太宗不断把新占领区的契丹人、汉人强迫迁移到金朝的“内地”,宗翰在山西也积极推行这一暴政。当时山西州县的居民,被大批迁往金朝的上京和浑河路。

——严刑峻法,镇压人民

宗翰把持的云中西朝廷,采用云中留守高庆裔的建议,用严刑峻法对付汉族百姓,规定盗窃一钱以上者都处以死刑。如云中有一人拾遗钱于市场,高庆裔立即将其杀头。宗翰还采纳高庆裔的建议,在山西各州县设置地牢。地牢深3丈,分3层,死囚居最下层,流徒居中层,笞杖罪人居上层。外面筑夹城,城外还挖了环城深沟。为了防止所谓的奸细入境,下令各路百姓不得擅自离籍。如要出行,必须将人数、行李、要去的地方,申报给五保邻人、百人长、巷长等,并在州府领到“番汉公据”即通行证,才能出行。

——强令削发,变换服装

为了从习俗上、心理上征服汉人,女真贵族强迫汉人接受其习俗,削发易服。《三朝北盟会编》卷115引《宗泽》篇记载:“今河东河西,不随顺蕃贼,虽强为薤头辫发,而自保山泽者,不知其几千万处。”老百姓珍重汉人的习俗,不愿削发易服,纷纷逃亡到深山大泽,结寨自保,抗击金兵。而当时宗翰一伙“下令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死”,想活命,你就得“削发易服”。

——驱民为奴,残害百姓

当时驱民为奴的事也时有发生,如天会八年(1130)宗翰密令各路在同一天内大索两河人民。当时各州县在同一天关闭城门,并在路途中捉拿行人,一共持续了3天。把所抓到的客户在身上刺字,用铁索连锁,押解到云中,标价出卖,变为奴隶。有的则被驱赶到回鹘诸国去换马,有的还被卖到当时的萌骨子、迪烈子、室韦、高丽等国去做奴隶。这些客户被掳到云中城以后,不许出城,许多士大夫在路边讨饭。宗翰又怕人们聚众闹事,就以散米赈济为名,诱使3000人出城,下令金兵把他们全部活埋。宗翰实行驱民为奴的暴政,充分暴露出了金朝统治者的残忍本性。

金天会八年(1130),金与南宋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由金南下侵宋发展为金宋对峙。金熙宗在新的形势下,把对南宋的征战政策转变为进行内部改革。为全面实行改革,金熙宗首先要想方设法铲除来自各方面的强权势力,宗翰及其党羽便成了首当其冲的一个。

首先,金熙宗对宗翰一伙的势力进行限制。他即位后,采用“以相位易兵柄”的办法,明升暗降,剥夺了宗翰的军权。即以国论右勃极烈都元帅宗翰为太保,封晋国王;以尚书令、宋国王宗盘为太师;以宗干为太保,与宗翰并领三省事。宗翰与宗盘本来就矛盾很深,这就为双方的倾轧留下了伏笔。同时,对宗翰的党羽韩企先、高庆裔、萧庆等,也进行了限制利用,以西京留守高庆裔为尚书左丞,平阳尹萧庆为尚书右丞,“不欲用之于外”,以防止其扩展自己的势力。宗翰的另一心腹,元帅左监军完颜希尹也被封为尚书左丞兼侍中。

其次,利用女真贵族的内部矛盾,对宗翰一伙进行铲除,第一个被杀的就是高庆裔。天会十五年(1137)六月,高庆裔被告犯有贪脏罪而处以死刑。宗翰向熙宗请求免去自己的官职,来为高庆裔赎罪,熙宗也不答应。《大金国志》记载,高庆裔临刑前,宗翰去送别,高说:“我公早听某言,事岂至于今日,某今死耳,我公其善保之。”又记载说:“此前庆裔常教宗翰反也。”可见宗翰和金熙宗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在这一案中,山西路转运使刘思被处死,肃州防御使李兴麟被免官。七月,宗翰本人愤郁而死,主持云中枢密院事之时立爱致仕,完颜希尹被罢去左丞相职务,降为兴中尹。

接着,宗翰的余党相继被杀。完颜希尹是宗翰的副手,属于宗翰集团的中坚人物,是皇权强化的一大障碍,金太宗时就想除掉他。《三朝北盟会编》卷166记载:“二猷(宗翰、希尹)在燕云则有众,(吴)乞买(太宗)虽欲易之,不可得也”。金熙宗也畏其智术,深有所忌。尽管在金贵族集团的内部斗争中,金熙宗曾利用宗翰一派的完颜希尹,诛灭了宗翰的政敌宗盘、宗隽,但完颜希尹始终是金熙宗心目中的隐患。天眷二年(1140)九月,都元帅宗弼自军中回,见金熙宗,密奏说:希尹平时就暗地议论皇权的继承问题,现“奸状己萌,心在无君,平居窃议,神器何归,稔于听闻。”于是金熙宗杀完颜希尹、右丞萧庆,以及希尹的两个儿子。

  宗翰所信任的汉臣也先后遭到排斥。韩企先是宗翰信任和依靠的汉臣,田珏是韩企先提拔起来的汉官,任吏部侍郎。宗弼周围的汉官蔡松年、许霖、曹望之等告发田珏等结党谋私,于是田珏被杀。同时被杀的还有左司郎中奚毅、翰林待制邢具瞻及王植、高凤廷等汉官。还有田珏一派的孟浩等34人,也被牵连而迁徙到海上。

西朝廷终于垮台了,宗翰一伙也覆灭了,这个覆灭,其实质是女真贵族在金熙宗实行改革前的一次权利大倾轧的结果(采自《山西通史·宗辽金元卷》第六章)

 

六、宗翰策动建立“大齐”

 

刘豫建立的齐国是金王朝的一个傀儡政权,故一些史书称之为“伪齐”。

刘豫,字彦游,景州阜城人。北宗宣和末年,刘豫任河北西路提刑,宋高宗赵构建炎二年(1128)提任为济南府知府。是年十二月庚申(十)日,金人攻陷东平府(今山东东平),又继攻济南。刘豫在金将挞懒的厚利诱惑下,杀害济南勇将关胜,出降金人。金廷任命刘豫为中奉大夫,“京东东、西、淮南安抚使,知东平府兼诸路马步军都总管,节制河外诸军。以豫子麟知济南府,挞懒屯兵冲要,以镇抚之”。(《金史·刘豫传》)据《宋史》刘豫传载:“豫少时无行,尝盗同舍生白金盂、纱衣。”这样一个品行无端之人,在高官厚禄、荣华富贵的引诱下投靠金王朝也就不足为怪了。

金天会八年(1130)九月,金立刘豫为大齐皇帝。册文曰:“世修子礼,永贡虔诚。锡尔封疆,并从楚旧。”(《大金吊伐录》)都大名,仍号北京。以张孝纯为丞相,李孝杨为左丞,张东为右丞,郑亿年为工部侍郎,李俦为监察御史,王琼为汴京留守,子刘麟为提领诸路兵马兼济南府知府,弟刘益为北京留守,母翟氏为皇太后,妾钱氏为皇后,改明年为阜昌元年。“阜昌二年(1132),豫迁都于汴。(金)睿宗定陕西,太宗以其地赐豫,从张邦昌所受封略故也”。金人之所以要立刘豫为傀儡皇帝,是从战略高度来考虑的,旨在利用伪政权来实现对黄河以南地区的统治,为进一步南下灭宋提供更为有利的条件,正如岳飞所说的“金人所以立刘豫于河南,盖欲荼毒中原,以中国攻中国,彼得以休兵观衅耳”。

刘豫在其辖境内,实行残暴的统治,政治上,依仿金国制度,“乡各为寨,推土豪为寨长。”五家为保,每家凡双丁,则征一人从军。”(《三朝北盟会编》)“刑法太峻,民不聊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经济上,对民众横征暴敛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境内之民“凡含齿戴发,上至耋老,下至龆龀,微至倡优,无不日纳官钱。”(《三朝北盟会编》)军事上,追随金人连年用兵,害苦了境内百姓。

这个残暴的傀儡政权却与大同有着密切的关连。其原由是刘齐的建立,是在金廷权臣、长期驻守西京大同的宗翰和云中留守高庆裔的策动、支持下建立的。

当初,康王赵构处死张邦昌后,金太宗大怒,命令元帅府宗翰、宗弼等攻宋。张邦昌字子能,永静军东光人。他亦曾为金立的傀儡大楚皇帝。

金天会七年(1129)冬,宗弼南侵江浙,迫使宋高宗逃入海上。天会八年(1130)四月,宗弼回师北归。出征前,金主晓告宗翰说:“俟平宋,当援立藩辅,以镇南服,如张邦昌者。”宗弼班师后,这个问题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上。金太宗令议立代理人。诸大臣认为折可求、刘豫是合适人选。刘豫也早有此意,就用重金贿赂挞懒,请求立他。挞懒答应他,并向掌握金朝最高军事权力的宗翰推荐他,极尽美言,当时宗翰并没有马上表态。于是刘豫又用重金贿赂宗翰和云中留守高庆裔,高庆裔这位酷吏是宗翰十分信任的手下和谋士。高庆裔唯恐挞懒急功于先,便对宗翰说:“我家起兵,只想取两河,所以汴京既已取得便立张邦昌为帝。现在河南州郡官之所以容易被制服,难道不是想沿袭张邦昌的先例吗?元帅为什么不早些提出这一建议,而使恩德归于他人。”宗翰听从了这一建议,于是派高庆裔到刘豫的家乡景州(河北景县)和山东的博州(今山东聊城、东平府等地)咨询军民何人可立?众人未来得及回答,刘豫的同乡张浃首先表示拥戴刘豫,此正合宗翰、高庆裔和挞懒之意,于是便不再征求别的看法,确定刘豫为人选。宗翰遂令右监军兀室(完颜希尹)禀告太宗,太宗乃决意册立刘豫。金人即派高庆裔及知制诰韩昉,备玺绶宝册,立刘豫为“大齐皇帝”。(《宋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细说大宋》)

金天会十五年(1137)夏六月,尚书左丞高庆裔等被杀。秋七月,宗翰病故。大齐皇帝刘豫的好日子也就走到了尽头。是年十一月,齐国被金废除,刘豫被降为蜀王,将刘豫的家属迁徙至临潢府(今内蒙巴林左旗林东镇南)。

刘豫之被废,是金王朝政治上的需要。是时金在河东、河北已站稳了脚跟,并取得了统治汉地的经验,军事实力也加强了,而金朝社会的发展也日益要求加强中央集权,其废止也就势在必行了。可以说,刘齐政权的存在时期就是金朝对中原新占区从占领到实施直接统治的过渡时期。在这种背景下,金熙宗便以“道德不修,家室不保,有失从初两获便安之意,岂可坐视生民被困苦”为由,诏令废除齐国。刘豫政权历时凡八年。金皇统六年(1146),刘豫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宋德金:《金史》)

 

七、耶律余睹反叛金廷

 

金天会十年(1132),西京地区发生了一件震动朝野的大事,那就是金右都监耶律余睹,亦即伊都,纠集同伙反叛金廷。

耶律余睹,一名余都姑,辽皇族之近亲,为人慷慨义气,保大初,历官副都统。

他的妻子是辽天祚帝文妃的妹妹,文妃生晋王(敖卢斡),晋王十分贤明,国人对其寄之以厚望。其时,萧奉先的妹妹为天祚帝的元妃,生秦王,萧奉先因元妃受宠于天祚帝,故官至枢密使,封兰陵郡王,为人外宽内忌。萧奉先怕秦王不能立为皇太子,便深深忌恨耶律余睹,欲暗中除去他。恰巧保大元年(1121)春正月,耶律挞葛里的妻子(文妃的姐姐)到军中会见耶律余睹的妻子,萧奉先便派人诬告耶律余睹勾结附马萧昱和耶律挞葛里阴谋立晋王为帝,尊天祚帝为太上皇。做皇帝的人最忌恨的是这种事,昏庸的天祚帝遂听信谗言处死萧昱和耶律挞葛里与他的妻子,赐死文妃。当时耶律余睹正在军中,听到这个消息,害怕不能辩明此事而被杀头,遂“送款于咸州路都统,以所部来降,乞援接于桑林渡”。余睹作书说:“辽主沉湎荒于游畋,不恤政事,好佞人,远忠直,淫刑吝赏,政烦赋重,民不聊生。”“大金疆土日辟,余睹灼知天命,遂自去年春与耶律慎思等定议,约以今夏来降。近闻得里底、高十揑等欲发,仓卒之际不及收合四远,……遂弃辎重,转此至此。所有官吏职位姓名、人户畜产之数,遣韩福奴具録以闻”。金太祖诏令“余睹到日,使与其官属偕来,余众处之便地”。耶律余睹遂与其将吏韩福奴、阿八、谢老、太师奴、萧庆、丑和尚、高佛留、蒲荅、谢家奴、五哥等投靠了金国。(《金史·耶律余睹传》)。金命“余睹以旧官领所部”,“若能为国立功,别当奖用。”耶律余睹逃走后,天祚帝派追兵追杀他,但追杀他的将领们同情余睹的遭遇,众议说:“若擒之,则他日吾辈皆余睹矣。不如纵之”。正值大雨滂沱,道路泥泞,便谎称没有追及,打马而还。(《辽史·耶律余睹传》)。

保大二年春正月,辽天祚帝来到鸳鸯泺。耶律余睹为向导,带领金军将领娄室孛堇杀来。萧奉先乘机又进谗言,说是:“余睹此次带金兵来,是要立他的外甥晋王为帝,为江山社稷着想,不如杀晋王以绝后患”。昏愦至极的辽天祚帝竞将自己亲生的儿子晋王予以赐死。这就更加深了耶律余睹对辽廷的憎恨,他便带领金军一路向西杀来,斩将夺关,攻州陷郡,辽之西京亦落入金手,天祚帝如丧家之犬慌忙带领卫兵逃入夹山。可以说,金军能迅速攻占辽之重地西京地区,耶律余睹功不可没,但他并没有得到金廷的重用,原因估摸是他毕竟是辽之降将,而且还是辽之皇室近亲。

到了天会三年(1125),金兵大举伐宋,宗翰带重兵进围太原,宋兵四万急救太原,这时耶律余睹为元帅右都监,他与屋里海迎击宋军援兵于汾河之北,大败宋军,斩杀万余人,擒获宋军其帅郝仲连、张关索,统制马忠等。天会六年(1128),金兵大举南下,宗翰率军出征,耶律余睹留守云中。天会九年(1131),耶律余睹奉宗翰之命率燕云女真二万骑进攻西河可敦城。

天会十年(1132)九月,金主在燕山与都元帅宗翰、右副元帅宗辅、右监军希尹、左都监宗弼(兀术)相会。留右都监耶律余睹留守西京大同府。耶律余睹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乃与燕山统军萧高六密谋叛金,尽约云中、河东宋郡之契丹、汉儿,诛杀在官在金的女真。但事情不爽,结果被云内节度使耶律奴哥等告发,宗翰遂杀萧高六全家,并命希尹杀余睹。耶律余睹父子发觉后,以游猎为名逃奔西夏。蔚州节度使萧特谋自杀。这就是一时间震动金廷上下的耶律余睹反叛金朝事件。

耶律余睹到了夏国,“夏人问:汝来有兵几何?余睹以二三百对,夏人不纳。”(《辽史·耶律余睹传》)于是他又转投鞑靼,鞑靼先受希尹之命,以诈出迎,宴席中密设伏兵,余睹父子皆被杀。然后“函其首以献”。在平定耶律余睹反叛事件中因告发有功的耶律奴哥晋升为太保加侍中。

耶律余睹因何要反叛金廷,追其原因我以为有两个:一是耶律余睹因战功卓著却久久不得升官,心存怨恨,正如《辽史》本传上说:“余睹在女真为监军,久不调,意不自安”。

二是自投金以来,一直受到怀疑和猜忌,这是问题的本质。据《金史》本传载:“余睹在军中屡乞侍妾及子,太祖疑之,诏咸州路都统司曰:‘余睹家属,善监护之’。复诏曰:‘余睹降时,其民多强率而来者,恐在边生变,宜徙之内地’。”后来,耶律麻者又向金廷上告:“余睹、吴十、铎剌结党谋叛,及其未发宜先收捕。上召余睹等从容谓之曰:‘今闻汝谋叛,诚然邪,其各无隐。若果去,必须鞍马甲胃器械之属,当悉付汝,吾不食言,若再被擒,无祈免死。欲留事我,则无怀异志,吾不汝疑。’余睹等战慄不能对,乃仗铎剌七十,余皆不问”。由是观之,这是耶律余睹叛金的主要和根本原因,并由于此,才会不得重用。

综上述,耶律余睹的一生是坎坷的,凄凉的,一个悲剧式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又何偿止于他?他之叛辽是无奈之举,而叛金也是不得已之为,但毕竟不是正途,最后落了个身首异乡,父子被诛的下场。

 

八、完颜京痴心作帝梦

 

完颜京,又作京,本名忽鲁,因为是金之宗室子弟而累累升官,予以特别提拔。天德二年(1150),即任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加开府仪同三司”。不久即又提拔,历任工部尚书、礼部尚书、兵部尚书,“判大宗正事”(管理皇族政务),封曹王,“除河间尹”。正隆二年(1157),按照惯例封为沈国公,北京留守。正隆六年(1161),因为在立春那一天与徒单贞饮酒作乐,而违反了大金的规章制度,被降职为滦洲刺史。没过多长时间,又改任为绛阳军节度使。海陵王曾经派遣护卫忽鲁到绛州去杀他,他闻讯由小道跑到汾州才躲过这一劫。

金世宗完颜雍继位后,京晋见世宗于桃花坞。世宗又起用他为“判大宗正事”,封为寿王。世宗大定二年(1162)。正月初一发生日食,诏京代世宗行拜礼。世宗惩办海陵王疏忌兄弟之罪,乃更加优待完颜京兄弟,“情若同生”。是时金国对宋连年用兵,用度不足,百官都不给全俸,而对完颜京却照顾有加,考虑到京家有数百口人,财用少,特赏赐金一百五十两、重綵百端、绢五百匹,改任西京留守,并赐给他佩刀和皇厩里的马匹。在金代,西京留守这个职位是非常重要的,只有皇室近亲及朝廷重臣才能担任。可见世宗对其之厚爱重用。

但是完颜京并不懂得知恩图报,因为当了西京留守,个人野心就膨胀起来,想入非非起来。他到了西京(大同)以后,他的妻子曾召来一个占卜家,即算卦的,叫孙邦荣的给完颜京算命。孙邦荣说:“留守(指京)官至太师,爵封王。”完颜京即问,“比此更高一点的,命里有没有?”孙邦荣说“止于此”。完颜京对这一回答十分不满意,接着说:“如果仅止于此,我这官还有啥做头?”。孙邦荣察言观色,揣测到了他的想法,就装模作样地搞了个图谶,作了首诗,诗中有“鹘鲁为”之语,于是献给了京。京说:“后诚如此乎”。遂接受了这首诗,并让孙邦荣再给他算一下命。孙邦荣这回接受了教训,就说:“所得卦有獨权之兆,”意思是说,今后有当皇帝之命。完颜京又使孙邦荣推算世宗有多大的阳寿,迫不及待地想登上皇帝的九五宝座。完颜京有个家人叫孙小哥的也乘机溜须拍马制造谣言,当然是按照孙邦荣所算的卦讲了,所以完颜京也就更相信了这一通鬼话。完颜京的妻子公寿“具知其事”。

本来这个事情是秘密进行的,外人也不会知道,而且也只是个痴心妄想,算命的鬼话岂可当真?坏就坏在孙邦荣身上。大定五年(1165)三月,孙邦荣这个小人把完颜京告了上去,于是世宗派刑部侍郎高德基、户部员外郎完颜兀古来西京调查此案,经查证,确有此事,京也完全认账,案件成立。在封建社会,这可是大逆不道的大罪,不仅本人要被杀头,而且全家甚至九族也要受到株连。世宗接到高德基和完颜兀古查证的结案报告后,对完颜京还是很宽宏大量的,世宗说:“海陵无道,使光英在,朕亦保全之,况京等哉。”法外施恩特免京夫妇一死,杖一百,除名,安置于岚州楼烦县,让奴婢百人跟随,官给上田。世宗派遣“兀古出、刘珫宣谕京,诏曰:‘朕与汝皆太祖之孙。海陵失道,翦灭宗支,朕念兄弟无几,于汝尤为亲爱,汝亦自知之,何为而怀此心。朕念骨肉,不忍尽法,汝若尚不思过,朕虽不加诛,天地岂能容汝也。’”

金大定十二年(1172),京兄德州防御使文谋反,祸及完颜京,再一次将完颜京推到了风口浪尖上,陷入万劫不复境地,世宗向皇太子及宰臣说:“京谋不轨,朕特免死,今复当缘坐,何如。”许多宰臣主张:“今不除之,恐为后患。”但世宗念及完颜京祖辈的功劳,又一次赦免了他。过了很久,世宗“复欲召京,宰臣曰:‘京,不赦之罪也,赦之以为至幸矣,岂可复’上默良久,乃止。”(《金史·京传》)

完颜京虽说是金太祖之孙,但他既无燕王朱棣的实力,又无代宗朱祁钰的机遇,想靠算命当皇帝,只能是痴心妄想,到头来能保住性命已然是不幸中之大幸了。而他也算是很幸运的一个,如果不是碰到世宗这样的好皇帝,恐怕多少个脑袋都搬家了,所以史赞世宗曰“小尧舜”。

 

九、西京军民奋起抗蒙

 

金末,蒙古在北方兴起,频频向金发起进攻。起初蒙古军攻城略地都不以占据地盘为主,多是掠夺金帛子女、财富牲畜,遇有抵抗便屠城屠邑,“杀戮几尽”。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凡破九十余郡,所过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皆席卷而去,屋庐尽毁,城郭丘墟矣。”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三月,忻州城陷落于蒙古军队手中,百姓惨遭屠戮,“死者十余万人”。诗人赵元在《修城去》写道:“一朝敌至任椎击,外无强援中不支。倾城十万户,屠灭无移时。”金末元初大诗人元好问就曾以十分沉痛悲愤的心情控诉了蒙古统治者的这种残暴行为,他在《癸巳五月三日北渡》、《雁门道中书所见》写道:“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沙。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出门览民风,惨惨愁肺腑。”“呼天天不闻,感讽复何补。”真是声声泪,句句血。据史载:金全盛时(1207)有户768万,元灭金时(1235)剩下87万户,下降89%。其所以要这样,“盖蒙古兵不欲后路有居民,而使其有后顾之忧也”。蒙古军的这种残暴行径,必然会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金西京地区的军民在其时就表现出了英勇的反抗精神,留下了一页值得一书的篇章。

据《金史·完颜伯嘉传》载:金贞祐四年(1216)三月,震武军节度使兼宣抚副使完颜伯嘉上奏朝廷说:“西京副统程琢智勇过人,持心忠孝,以私财募集壮士二万,复取浑源、白登,有恢复山西之志,已命驻于弘州矣。臣恐失机会,辄拟琢昭勇大将军,同知西京留守事,兼领一路义军,给以空名勅二十道,许择有谋略者充州县”金廷同意完颜伯嘉的意见,并赐程琢姓完颜氏。在蒙古军的猛烈进攻下,西京地区的各州县纷纷落入蒙军之手,程琢率军数万分别驻防于代州的各险要之处,“拒战甚力”,转战于“忻、代、定襄间。并且招集降人,谋复山西。”

吴僧哥,西南路唐古乙剌乣上沙燕部落人,“拳勇善骑射”。贞祐初,升授万户,权顺义军节度使。朔州被蒙军攻占后,吴僧哥率军收复朔州,因此功,“真授同知节度使事”。贞祐三年(1215)十二月,蒙军再次大举进兵朔州(今朔州市朔城区),当时吴僧哥率领的军队缺乏粮食,请求朝廷拨运军粮50万斛,但金朝廷认为“应州已破,朔为孤城,其势不可守”,决定将朔州九万余口军民南迁,分屯于岚、石、隰、绛、解之间。然而还没来得及实施,蒙古军已打到朔州,吴僧哥率部下迪刺、燕曹儿、马寿儿等与蒙军展开激战,血战昼夜,才退出朔州城。因功,金朝廷遂升任他为“遥授同知太原府事、兼同知节度使事。迪剌为石州刺史,燕曹儿为同知岢岚州防御使事。”贞祐四年(1216),吴僧哥开始率领军民南徙,蒙古军紧追不舍,吴僧哥遂率军民且战且行,才走了数十里,谁知吴僧哥的坐骑已疲惫不堪,便被东西绊倒,吴僧哥突被摔下而亡,时年30岁,“诏赠镇国上将军、顺义军节度使。”

除吴僧哥外,朔州又出了一支杨沃野领导的义军。杨沃野,一名斡烈,赐姓兀林荅,朔州静边官庄人,本属唐括迪刺部族。蒙军大举进攻西京地区时,朝廷命唐括族迁入内地,杨沃野不愿随众南迁,于是率领本部族不愿南迁者进入朔州南山茶杞沟,有众数千,推举杨沃野为招抚使,号其沟曰府。被元兵攻陷的西京地区各镇县乡民听说杨沃野立起了旗杆,便纷纷汇聚到这里,人马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官军不能制”,又屡屡与元兵作战,连获小胜。金官府无奈,只得将他招抚,封为武州刺史。武州(今山西武寨北)此时已经残破不堪,杨沃野去后不久,蒙古大军即来进攻,杨沃野率军与蒙军死战二十七昼夜,蒙军始终未能攻下。这年正是贞祐二年(1214)二月。金朝廷认为“武州终不可守”。命令杨沃野将军民迁到岢岚州,以他为苛岚州防御使,继又升任他为州军节度使。并且下诏褒奖说:“卿于国尽忠,累有劳绩。今特升三品,恩亦厚矣,其益励忠勤,与宣抚司辑睦以安军民”。杨沃野常常对人说:“为人不死王事而死于家,非大丈夫也。”(《金史•杨沃野传》)

后来,杨沃野奉命离开西京地区南调后,当地军民又坚持斗争三年,直至金兴定二年(1218)六月,蒙军大将木华黎集兵于应州、飞孤(今河北蔚县西北),分道南下时,才将这支义军镇压下去。(高海:《朔州简史》)

蒙古窝濶台汗十三年(1241),应州人郭志全率众起义,众达500余人,蒙古统管西京(今山西大同)、河东、陕西诸军,都总管万户刘嶷(黑马),奉命巡视,镇压了这支起义军,义军首领郭志全等被俘,不屈而死。关于这支起义军的活动情况,可惜史无详细记载,但《续资治通鉴》和《元史·刘伯林传》都有提及,说明这支起义军在当时是影响挺大的。

 

十、红巾军攻陷大同路

 

“堂堂”大元,奸佞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

这首《醉太平小令》道出了“开河变钞祸根源”和“人吃人”的元末社会现实。

正是由于元朝统治者残酷地压榨和剥削,终于导致建立大元不到一百年,便爆发了席卷黄河南北、长江上下的元末农民大起义。

元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初,刘福通和韩山童在颖州(今安徽阜阳)聚众三千人发动起义。起义军头裹红巾,称为红巾军,简称为红军。起义军大多信教,烧香奉弥勒佛,故又称香军。刘福通起兵仅四五个月,就击溃了元王朝派来的大军,很快占领了中原大片城镇,掀开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大幕。紧接着是年八月,邳州人李二(芝麻李)、萧县赵钧用等人攻占徐州,也称红巾军。十二月,王权(布王三)等占领邓州(今河南邓县)、南阳,称“北琐红军”。1352年正月,孟海马占领襄县(今湖北襄县),称“南琐红军”。二月定远富豪郭子兴等在濠州起义。他们都接受刘福通的领导,属于北方红巾军系统。1351年8月,彭莹玉(又称彭和尚)、徐寿辉等在南方发动起义,南方各地的弥勒教徒纷纷响应,接受徐寿辉、彭莹玉的领导,属于南方红巾军系统,这样,起义烈火燃遍神州大地。

红巾军起义后,虽经历了许多挫折,但总体来说,发展很快,可以说如风驰电掣,摧枯拉朽,几乎把元朝推翻。从至正十六年(1356)九月开始,刘福通为了扩大战果,派遣军队分路出击,形成了三路北伐的壮观局面,准备一举攻克元大都,推翻元王朝。东路为主攻方向,由毛贵率领,一路高歌猛进,很快攻下山东全省,而后由山东北进,于元至正十八年(1358)三月,直逼元大都(今北京)附近的柳林(今北京通州西南)。中路和西路作为配合东路主攻作战之旅。西路军进攻也很神速,李武、崔德率西路军直入陕西、甘肃、宁夏,所向披靡。中路军刘福通的另一部关先生、破头潘等进攻山西,配合东路军包围元大都。是路军由山西而绥远、察哈尔,直至高丽。但由于各路起义军没有很好互相配合,造成各路势成孤军深入的局面,最后都败退下来。关于刘福通的北伐情况,《明史·刘福通传》是这样记载的:“是年(元至正十七年)六月,福通帅众攻汴梁,且分军三道:关先生、破头潘、冯长舅、沙刘二、王士诚趋晋冀;白不信、大刀李喜喜趋关中;毛贵出山东北犯。势锐盛。”其秋,“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陷兴元,遂入凤翔,屡为察罕帖木儿、李思齐所破,走入蜀。”“元至正十八年,毛贵亦数败元兵,陷清、沧,据长芦镇,寻陷济南,益引兵北,杀宣尉使董博霄于南皮,陷蓟州,犯漷州,略柳林以逼大都,顺帝征四方兵入卫,议欲迁都避其锋,大臣谏乃止。贵旋被元兵击败,还据济南。

而与大同发生过直接关系的是中路军关先生、破头潘、冯长舅、沙刘二这一支。至正十八年(1358)六月,关先生、破头潘等翻越太行山进入晋东南地区,红巾军焚上党(长治),克辽州(左权县)剑指晋宁(临汾),又下绛州(新绛)、沁州(沁县)等地。这时察罕帖木儿留守河东,自率重兵屯于闻喜,于南山(今山西南部中条山)设伏兵大败红巾军,红巾军遂于九月转战河北保定定州等地,河东复归元。其后“关先生、破头潘等又回转山西,攻克太原(太原市)、代州,进入雁北地区,遂进攻大同路和兴和塞外诸郡。“十月,义军攻陷大同路(大同市),达鲁花赤完者帖木儿弃城遁。察罕帖木儿分兵屯上党,塞吾儿峪;屯并州,塞井陉口,以堵太行诸道。民军屡至,守将数血战却之。”(《山西通史大事编年》)。十二月,关先生、破头潘率领的红巾军远出塞外,攻克元上都(内蒙古多伦西北)“毁诸宫殿,转战辽东,直至高丽。”关先生、破头潘、沙刘二从至正十八年九月进入雁北地区,至十二月离开大同进取上都,历时二、三个月。其间,究竟搞了哪些活动?大同地区发展红巾军的情况如何?红巾军的筹粮筹款情况,以及研究制定下一步进军规划的情况又如何?惜史无记载,只能留待史志学者、专家们去研究、探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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