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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平城“一人二龙”图案的渊源与流变研究

张海蛟 9/25/2018

公元398年至494年,拓跋鲜卑都于平城,历96年,有学者称“平城时代”。随着北魏平城考古事业的发展——尤其是纪年墓葬的不断发现和学术界对北魏平城考古学文化(遗址、墓葬、石窟)研究的不断深入,使得我们有机会对一些考古发现的细节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一人二龙”图案即为其中之一。北魏平城“一人二龙”图案构图多呈圆形或椭圆形,一人居中,处于主导或控制地位,二龙则头相对、足相抵、尾相连,构成圆环,处于辅助或被控制的地位,主要见于云冈石窟、葬具、日用饰品的装饰图案。关于该图案,郭物、长广敏雄、王雁卿、古顺芳等学者均从不同角度进行过论述,但对北魏平城”一人二龙”图案的渊源与流变述及较少,本文拟对该图案在北魏平城的出现和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和考察,求教方家。

需要说明的是:云冈石窟还可见到大量将龛楣表现为二龙返顾或将坐台表现为双狮座、佛像或菩萨像居中的形式,这种形式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一  发现情况及类别

“一人二龙”图案在北魏平城已发现多例,主要见于云冈石窟第6、第10窟,大同南郊窖藏遗址,阳高下深井北魏墓,大同湖东北魏一号墓,大同北朝艺术研究院藏铺首,恒安街北魏墓等处。据其装饰载体的不同,分三类。

(一):见于云冈石窟第二期洞窟装饰图案,图案呈连续状。2例。


1.第10窟窟门南柱东西两侧的装饰

整体呈纵向对波状,主体为尾部缠绕、前爪相抵或做相抵状的二龙,二龙头部上方雕刻游戏坐人物。人物逆发,具头光,裸上身,双臂缠绕飘带,下身着犊鼻裤(图1)。有学者称该人物为“童子”。据其姿态与所处空间来看,似为虚空夜叉。云冈石窟第二期石窟的开凿时间为公元471-494年,第10窟为太和八年至十三年(484-489年)。

(2)第6窟北壁龛楣

整体呈横向连续的椭圆形环状,环由尾部缠绕、前爪相抵的二龙构成,环内二龙头部上方雕刻高髻、着对襟上衣的飞天(图2)。第6窟时代晚于第10窟,其设计可能在太和十年(486年)之后。




(二):葬具装饰。装饰于铺首犄角内或衔环,为单体图案。10例。

1.大同南郊窖藏遗址出土的铜鎏金铺首及衔环2件。南郊窖藏Ⅱ式铺首,犄角内饰相缠绕的二龙,中间蹲坐一夜叉(3。南郊窖藏Ⅲ式铺首,残,仅见一骑凤鸟的夜叉,逆发,上身赤裸,下身着犊鼻裤。南郊窖藏Ⅱ式衔环,仅见相对二龙(图4)。

2.下深井北魏墓出土的铜鎏金衔环1件。整体呈椭圆形,环身为头部相对、尾部相接的二龙,二龙口吐三叶忍冬,并各出一爪将之捧住;二龙之间、忍冬之上立一人物,双手高举握龙后爪肘毛,双腿分立于龙角之上;人物逆发,上身赤裸,缠斜向十字装饰,双臂戴钏,下身着犊鼻裤(图5)。下深井衔环的人物,发掘者认为是武士。今从其形象和衣着来看,当是夜叉,其上身的斜向十字装饰在云冈石窟第7窟主室东壁第三层南柱下方的地夜叉上身亦可见到。该墓葬时代为北魏太和年间。

3.湖东北魏一号墓铜鎏金饰牌1件。形制与下深井衔环相似。整体呈椭圆形,环身为头部相对、尾部相接的二龙,二龙口吐三叶忍冬,并各出一爪将之捧住;二龙之间、忍冬之上交脚坐一夜叉,双手叉腰,龙后爪肘毛垂及其头;夜叉逆发,上身赤裸,双臂戴钏,下身着犊鼻裤(图6)。从其出土位置来看,位于棺椁之间,原先似是装饰在棺外后部的。该墓出土遗物极少,简报发布者将其下限定在太和年间。倪润安认为该墓年代约在献文帝至孝文帝初期(466-476年)。笔者亦认为该墓葬时代不晚于太和初年。该饰牌上夜叉的坐姿与克孜尔石窟第38、17、14等洞窟内的“弥兰本生故事”中的弥兰坐姿相似(图7)。克孜尔本生故事多是依据源于中亚的民间传说绘制而成,所以弥兰的坐姿可能也是流行于中亚一带的坐姿。

4)大同北朝艺术研究院藏铜鎏金铺首衔环共6对,4对完整,形制相同。“一人二龙”图案装饰于衔环,衔环形制与下深井出土者相同。铺首兽面上部犄角内饰相背返顾的二瑞兽,二瑞兽背部各有一夜叉,逆发,上身赤裸,下身着犊鼻裤(图8)。当为南郊窖藏Ⅲ式铺首和下深井铜鎏金衔环的完整形态。

(三)耳饰,单体图案。

大同市恒安街北魏墓金耳饰1件。整体呈圆形,环身为头部相对、尾部相接的二龙,二龙皆张嘴,两嘴之间为一化生。该化生卷发、深目、高鼻,额头似还有一圆形装饰,颈佩莲花项饰,脑后头发自中间梳向两侧(图9)。该墓葬时代为太和以后。从其面部特征和发式来看,与新疆出土的一件南北朝时期头像泥范比较相似(图10)。

二  北魏平城“一人二龙”图案来源蠡测

上文所举诸例当均产于平城本地,人物形象多为夜叉,飞天、化生也有出现;龙也是平城常见的阔嘴、小眼、小耳的形象。这两种题材均为太和以前北魏平城即已流行的素材,但将这二种题材融于同一图案的构图方式应是外来的。郭物先生将这类题材称为“一人二兽”,并对其母题进行过精到的考证。他还指出“一人二兽”母题的特点是“整体或局部的一人居其中(这个人一般具有神的身份),处于主角和控制者的绝对优势地位,一相对或相背的双(禽)兽伴其左右,处于辅助或被控制的境地。”认为这种题材在古代西亚和中亚源远流长,最集中的发现在两河流域的卢里斯坦(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图11)。中国商代、春秋战国出现的这类题材是在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故北魏平城的“一人二龙”图案可能与“一人二兽”题材有着一定的渊源。所以,“一人二兽”题材于何时、从何地传至平城是我们这里考察的重点。


云冈石窟第二期石窟开凿时间为公元471-494年,第10窟为太和八年至十三年(484-489年),第6窟晚于第10窟,其设计可能在太和十年(486年)之后。湖东一号墓时代不晚于太和初年(477年)。其他单位依其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陶器)判断,时代均应晚于云冈石窟第10窟的开凿时间,即太和八年以后。上述诸例中时代较早的为湖东北魏一号墓铜鎏金饰牌(以下简称“湖东饰牌”),但墓葬时代与饰牌的制作年代还要区别看待,制作年代应比墓葬时代更早。因此,从现有资料来看,“一人二兽”题材传至平城不晚于太和初年(477年)。

北魏平城之外(国内),在内蒙古发现2例与湖东饰牌年代接近的“一人二兽”题材,是拓跋鲜卑迁徙过程中的遗物,只是构图上有一定差异。二者分别为内蒙古通辽科尔沁左翼中腰林毛都苏木北哈拉吐出土的金牌饰(图12)、凉城出土的金牌饰(图13)。通辽出土的金牌饰图案为“一人二狮”,中间为一胡人形象,左右各分立一狮。为鲜卑族遗物,时代为公元1世纪。凉城金牌饰为四马形状,金质,四马对角排列,头、颈部刻有鬃毛,身躯连在一起,铸出眼,形成马面上铸直立的人,马眼、人胸有圆孔。牌饰的背面刻凿有“猗㐌金”三字,是拓跋鲜卑始祖力微之子猗㐌的遗物。时代为公元3世纪后期。但是,这种题材在拓跋鲜卑并不占主流,发现数量很少,使用更广的是透雕的双兽或三兽并排的矩形配饰和马蹄状带具,且据目前考古发现,太和之前平城不见“一人二兽”题材,故北魏平城的“一人二龙”图案源于拓跋鲜卑的可能性极小。



据上文,“一人二兽”题材在古代西亚和中亚源远流长。北魏定都平城期间,与西亚、中亚的交流十分频繁,且贯穿平城时代始终,对此张庆捷先生已进行过精到的考证。这种交流主要是通过不同身份的人来实现的,如官员、使节、商人、移民、僧侣等。见于史籍的、早于太和初年抵达平城的西亚和中亚人主要有吐火罗、粟特、波斯、悉万斤、嚈哒等。

嚈哒是继贵霜之后兴起的中亚大国,自太安以后(太安初年455年),每遣使朝魏。公元四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嚈哒征服粟特;五世纪三十年代,击败贵霜残部,入主大夏;公元470至500年左右,占有康居、粟特、吐火罗、富楼沙等地,盛极一时。但嚈哒对这些地区的统治比较松散,在自己积极与北魏交往的同时,也允许落入它势力范围内的中亚国家遣使朝贡。如北魏和平五年(464年)“十有二月,……吐呼罗国遣使朝献。”(《魏书·高宗记》)此时的吐火罗可能是嚈哒人扶植的一个傀儡政权。又如粟特,被嚈哒征服后,仍拥有独立的外交权,多次遣使北魏。故,该时期粟特、吐火罗与北魏的交往当属嚈哒与北魏交往的范畴。

19世纪70年代在阿富汗席巴尔甘发现的“黄金之丘”中便见有多例“一人二兽”题材(图14),该墓地是大月氏人入主大夏时期的墓葬遗存,时代为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体现了其本族的文化艺术(笔者注:双马神崇拜)。嚈哒人占领大夏后,很快被当地的先进文化所同化。这种同化,当然也包括对“一人二兽”题材的接受。中亚图尔克哈尔坟丘曾出土1件双兽黄铜腰扣(图15,腰扣仅见二兽,但与湖东北魏一号墓铜鎏金饰牌中二龙的构图极为相似。图尔克哈尔坟丘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后半期至公元1世纪初。



值得注意的是在印度桑奇大塔西门右柱外侧亦可见到“一人二兽”题材,构图为一人手牵反身相背的一对格里芬(图16),该题材并非印度本土的艺术创作,可能来自伊朗高原,是“一人二兽”图案与佛教相融合的重要例证。桑奇大塔西门的建造时间约为公元前1世纪末至公元1世纪初。

另,在克孜尔石窟第17窟也发现2例与“一人二兽”题材图案构架有关的图像。一为日神密特拉坐于双马之上的图像(图17)。双马神源于古代印欧人的宗教,龙之部落——大月氏崇拜的龙神其实就是双马神。一为第17窟券顶西侧壁的叔伯杀龙济国本生故事(图18),图案整体呈圆形,外圈为首部相对、尾部相连的二龙,二龙嘴部之间有一龟,内圈有三人,中间立者为叔伯,双手各持一匕首。克孜尔石窟第17窟的碳十四测年(经树轮校正)为公元465±65年,下限在公元6世纪。尽管这两例均为表现本生故事的图像,但其在取材和构图上与“一人二兽”题材图案架构联系明显。无疑,克孜尔出现的这两例图案亦当源于中亚,且与佛教融合,或可作为上文所述的旁证。由于克孜尔石窟的年代浮动范围较大,故尚无法确定上述两例图像与北魏平城“一人二龙”图像有无关联。

凡此,从现有材料来看,“一人二兽”题材传入平城的路线自“西方传入”的可能性远大于“北方传入”。“西方传入”似又可分为中亚和印度两条线索,但“一人二兽”题材在印度的使用和发现远不及在中亚普遍,我们认为从嚈哒统治时期的中亚传至北魏平城的可能性更大,且传入之前,已被佛教接受或改造过。

三  “一人二龙”图案在北魏平城的发展

“一人二兽”题材传入北魏平城后被再次改造,这次改造大体完成于太和之前(477年前),其基础是平城当时多元的艺术、开放的思潮和极盛的佛教发展,并迅速风靡一时,俨然成为一种流行元素和风尚。这个过程似可称为“一人二兽”题材的平城化。其平城化后最明显的变化有两点:一是夜叉、飞天、化生等形象的大量使用,并与铺首兽面相结合;二是文化内涵得到了极大地拓展。

北魏平城的“一人二龙”图案主要装饰于中上层人群的棺饰、耳饰及皇家石窟窟门或龛楣上,运用十分广泛,并因装饰载体的不同而进行融合改造。湖东饰牌上的龙已是比较典型的北魏时期的龙,应制作于平城,夜叉的姿势仍带有异域风格,但图案已基本定型。云冈石窟第9、10窟设计时吸纳了“一人二龙”图案,并将其与对波状忍冬纹、横向环状忍冬纹相结合,夜叉的姿势灵动多样。第6窟北壁龛楣图案的设计以第9、10“一人二龙”图案为基础,将灵动的夜叉置换成了飘逸的飞天。大同南郊窖藏铺首衔环、阳高下深井北魏墓铜鎏金衔环和西京博物馆藏铺首衔环,这3“一人二龙”图案如出一辙,均与铺首衔环相结合,只是夜叉形象较呆板。恒安街金耳饰中,人物形象表现为莲花化生,对二龙形象进行了简化,构图也有变化。简言之,“一人二龙”图案在湖东饰牌上,已基本定型;在云冈石窟第9、10窟和第6窟的装饰中,得到了大面积的运用和快速发展,并直接影响了墓葬棺饰中的“一人二龙”图案,出现飞天;之后,“一人二龙”图案逐渐被简化、题材不断被突破,出现凤鸟、化生和“二人二兽”等新题材。


这里还应注意“一人二龙”图案与铺首兽面相结合使用的情况。我们在江苏沛县栖山汉画像石墓(图19)的画像石上可以见到将人物装饰于铺首兽面嘴部下方的情况;在太和元年(477年)的宋绍祖墓(图20)、太和八年(484年)的司马金龙墓(图21)、太和早期的智家堡北砂场石棺床(图22)等处则见到将夜叉、供养天人、莲蕾等佛教题材装饰于兽面阔嘴下方、或装饰于兽面犄角内。显然,“一人二龙”图案与铺首兽面结合使用实为汉代以来已有的装饰传统与平城佛教相结合的产物。至于在衔环处装饰“一人二龙”图案,可能是工匠为追求与铺首兽面装饰的呼应或协调进行的艺术处理。


通过“一人二龙”图案,我们能感受到强烈的征服和控制气息,这是对“一人二兽”题材原始内涵的表达。在北魏平城,这种文化内涵可能还包含着“彰显拓跋鲜卑对其他民族的征服”的含义。平城化后,其文化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其中尤以佛教意义最为突出,是当时社会佛教发展到一定阶段并已渗透到墓葬的重要表现。如夜叉、飞天、化生与二龙等题材的运用。水野清一先生认为夜叉出自《维摩经》,为守卫天城与门閤的侍卫神。该形象出现在墓葬中,当为守卫、守护之义。铺首作为墓葬中的辟邪、守护题材,大量见于汉代画像石,将夜叉与铺首融为一体,守护意义更浓。飞天亦为佛教八部护法之一,与二龙组合被用于龛楣,当也是作护法之用。化生为四生之一,是往生极乐净土的重要途径。敦煌的化生题材出现较早,北凉时的第268、272窟即可见到,杨雄先生认为其与佛教净土思想密切相关,出自净土三大部。云冈石窟最早的化生形象见于第18窟,第二期洞窟中化生题材亦大量出现,可能即与净土思想的流行有关。从恒安街耳饰可以看到,化生居中处于主要地位,二龙处于次要地位。依四生之说,化生形式最高级,龙属湿生,较化生级别为低,这可能是其设计的经典依据之一,这种等级差异,与“一人二兽”的原始内涵十分契合。上述情况,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佛教经典流行情况的变化。

此外,宁夏固原雷祖庙出土的铺首衔环(图23-12)和甘肃省博物馆藏的北魏卜氏石塔(图24)亦有“一人二兽”题材的表现,宁夏固原雷祖庙出土的铺首衔环的时代约为太和十年(486年),甘肃省博物馆藏的北魏卜氏石塔为北魏孝文帝改制后的作品(486年以后)。这两例图案,无论时代还是构图,均可看到平城化的“一人二兽”对其产生的影响。

四  结语

综合上述几方面内容,“一人二龙”图案作为北魏平城与中亚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证,是以平城当时流行的佛教题材对“一人二兽”进行改造的结果,反映了当时社会佛教的发展程度。佛教因素介入墓葬,是传统丧礼让步的结果,也是对佛教本旨的突破。所以“一人二龙”图案也是佛教的中国化和北魏王朝汉化政策推行的表现之一。其母题可能源于嚈哒控制下的中亚,于太和之前传入平城,传入后上级阶层率先接受使用并逐渐向较低阶层传播,且目前来看出现在墓葬中的时间早于石窟。图案出现伊始即表现得比较成熟,夜叉和二龙的组合已基本定型;随后快速发展,夜叉之外出现飞天与二龙的组合;之后图案逐渐被简化,出现凤鸟、化生等新题材。其发展的主要动力当是佛教的不断发展和不同时期内流行的佛教经典的变化。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北魏平城“一人二龙”图案中二龙多相对者,亦有少数相背,这种共存现象在北魏之前的中国、中亚和印度均可见到,目前尚未发现二兽相对或相背所反映的文化内涵或文化系统有何差异,尚有待更为深入的研究。

,1956年,山西太原市西郊出土过1件胡人驯兽青瓷扁壶(图25)。在壶腹中央,有一胡人站立,深目高鼻,身穿开领长衫,腰间系带,足蹬长筒尖头靴,双手抚在两只狮子的头上,狮子均为蹲立状,在面带微笑的胡人的抚摸下,凶相全无,十分温和顺从。原报道将其时代定为唐代,有学者推断可能是北朝时期。笔者以为此件扁壶是北朝时期无疑,可能为北齐时期源自中亚的物品,由此可见该类题材在中亚的流行程度。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王雁卿、刘建军、张志忠、赵瑞民、王炜、王俊、邓星亮等多位老师的指导和帮助,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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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山西彩塑壁画研究保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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