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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中国大同·北魏文化论坛发言摘要

08/18/2018

山西近年北朝考古重要发现

山西省考古所原所长、博士生导师 张庆捷

  近年来北朝考古有三个重要发现,分别是云冈石窟窟顶一区北魏佛教寺院遗址、云冈石窟窟顶二区北魏辽金佛教寺院遗址和山西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
  云冈石窟窟顶一区北魏佛教寺院遗址是一个北魏寺庙遗址,原来布局是有塔有院,是塔院式结合的建筑,应是北魏迁都前的寺庙遗址,也应该是中国北方现存最早的佛教寺庙遗址。北廊房和西廊房均为前廊后室结构,有的房间有土炕,有的墙面涂有朱红颜色,说明房间装饰等级较高,但是没有大件佛像残片,证明该遗址不是低等级人所在区域和礼佛场所,而可能是译经场所或者高级僧侣生活区。它是北魏云冈寺院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现有助于了解北魏云冈寺院的布局和范围。
  云冈石窟窟顶二区北魏辽金佛教寺院遗址是一个北魏至辽金的佛教寺院遗址,现存辽金遗物多于北魏,可见在辽金这里比较繁盛。铸造工场的发现很有意义,它应与辽金寺院建设有密切关系。熔铁炉和铸造井台的结合以前没有见过,对研究冶金铸造有重要价值。该遗址与一区寺院遗
  址一样,同样是北魏云冈寺院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现有助于了解北魏云冈寺院在不同时代的布局和范围。塔基是该遗址最重要遗迹,内部正方夯土是北魏遗物,外部八角是辽金补建,形状不一,成为北魏至辽金寺院佛塔演变的物证。
  山西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位于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兰村乡下社村东北约600米。经过五个月的考古工作,共清理壁画约240平方米,出土数十件随葬品(陶俑、陶器、瓷器、金属制品)。该墓是忻州市发现的首座北朝晚期墓葬,填补了忻州无北朝墓葬的空白。北朝后期,秀荣地方军事力量非常活跃,比如尔朱荣与刘贵,可惜一直没有相关的考古发现,该墓地的发现,将扭转这种情况,可以与史书起到互相补证的作用。该墓的建造有独特之处,最典型的有两处,一是墓道两侧砌筑土坯墙的做法,没有见过前例,反映出古代营造墓葬技术的地方性或多样性,二是在甬道上方修筑门墙,绘画门楼的做法颇为醒目。如此修建门墙专门绘制大型门楼的式样,是首次发现,值得探讨。

北朝孝子图的历史价值

美国堡垒州立学院历史系 南恺时

  最近二十年有考古学家发掘了一些北朝石床,也有私人藏的北朝石床进入了博物馆。目前大概有50个石棺和石棺床,其中有18个北朝石头做的葬具带孝子图,所以孝子图应该是当时丧家特地要求所做,而非工匠自己决定。大部分有孝子图的石棺和石床出土于洛阳,除了司马金龙漆画屏风以外,所有的在大同出土的石床并没有孝子图。因此有孝子图的石床和石棺跟北魏汉化的政策有密切关系。
  东汉孝子图都在墓室的墙壁上,在画像石和画像砖,离尸体有一点距离。北朝孝子图在石棺或石床,离尸体非常近。东汉壁画墓和画像石墓不但会有孝子,也会有烈女、忠臣、智者,以及圣人图,会表扬不同的高尚道德,北朝石棺和石床只有孝子,可见当时洛阳上层人士认为孝是最重要的美德。但是,司马金龙漆画屏风有烈女、忠臣、智者,我觉得那是因为司马金龙父亲属于很有名的南方世家,司马金龙保持南方的传统,继承东汉魏晋的传统。
  东汉时,孝子图每个故事只有一个画面,很重要的变化是北朝孝子图常常有几个画面,很多有两三个,多画面孝子图故事的记叙性更明显,观众会更容易注意和记住故事所有情节,而用来强调天地会保佑孝子的说明文字也较多。大部分东汉壁画和画像石只用来辨认画面的人物,北朝用文字来辨认故事画面。
  北朝孝子图不但有形式上的变化,内容也有变化,这些变化让我们知道北朝上流人士看重孝的哪些方面,也显示孝子图的观众产生了改变。一些东汉的故事不见了,有了新的孝子图,例如郭巨、舜、蔡顺、眉间赤、董黯。有的东汉孝子图还是很受欢迎,比如说董永、丁兰、老来、原谷、闵子骞、伯奇等。东汉孝子图强调供养父母,没有奇迹,北朝对天地怎么保佑孝行很感兴趣。北朝孝子图很极端,孝子常常为了父母而死。在东汉孝子图常常跟儿子孝顺父亲有关,北朝孝子图,有比较多是关于孝顺母亲的。也就是说,在北朝母亲的地位比较高。

谶纬与北朝文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吕宗力

  北朝文学作品留存于世的虽然远不及魏晋南朝丰富,文采亦稍逊,但其深受谶纬之影响,亦正如魏晋南朝之文学。
  文学史家一般认为,十六国至北魏初,北方文学“极为寂寥”。至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汉化政策,文学逐渐受到重视,北魏后期也出现了几位比较著名的文人,如“北地三才”等,但他们的作品都明显受到南朝文风的影响,成就较低。南北朝后期,许多南朝的著名文人,如庾信、王褒,纷纷流入北方,受到北人的高度推崇,南朝文风愈益北渐。至于北朝文学作品自身的特色,较显著的是辞义贞刚、文风质朴,偏重实用和社会功能。在这样一个社会、文化脉络下,北朝文学作品留存于世的虽然远不及魏晋南朝丰富,文采亦稍逊,但其深受谶纬影响,也在情理之中。例如北朝文士撰文重实用,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墓志文字。
  魏晋南北朝时期,谶言信仰走向社会、走向民间,强化了社会各阶层
  对汉字汉语神秘本质和预言功能的信仰及敏感心态,催生了大量谜语谶、名号谶、年号谶、诗谶、谶谣等,令汉字的符号功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以拆字、隐喻、联想等加密技巧,植入预言信息,暗示新天子姓名的谶言,改朝换代之际极受欢迎。颜之推在《书证》篇讨论汉字构造,指出“春秋说以人十四心为德,诗说以二在天下为酉,汉书以货泉为白水真人,新论以金昆为银,国志以天上有口为吴,晋书以黄头小人为恭,宋书以召刀为邵,参同契以人负告为造:如此之例,盖数术谬语,假借依附,杂以戏笑耳。”所谓春秋说、诗说,即春秋纬、诗纬。其他史籍、子书中的例子,都是当时流行的谶语。
  北朝的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中,谶纬影响颇深。被后世史家认为匪夷所思、难以置信的现象,在当时的社会政治语境中其实很可能是自然不过、顺理成章的流行话语和论述范式。

士族谱系的变奏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 范兆飞

  谱系和郡望是中古士族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唐人柳芳曾经论及谱牒对于六朝士族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于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因此,谱系构成士族研究的重要内容。关于中古士族的谱系情况,学人甄别和辨识谱系的虚实和错乱,去伪存真,力求复原真实的大族世系是士族谱系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成果丰富。
  士族谱系的研究不应该就此停留在“去伪存真”的层面,士族谱系中的“舛误”和“虚像”中可能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换言之,在考察中古士族谱系的虚实真伪之外,士族谱系构成的背后所蕴含的意识结构,及其透露的政治文化意义,应该成为士族研究的重要内容。基于这种思路的转变,学人近年对士人攀附郡望的情形,进行较为有益的探索。但对于士族祖先的伪冒及其意义,则措意不足。华夏式的姓名(“姓氏+名字”)系统,包含着丰富的尊卑、统属观念。因此,与郡望攀附相伴随者,就是士族在祖先上的伪冒和附会。颜师古已经批评当时的风气云,“近代谱牒妄相托附,乃云望之萧何之后,追次昭穆,流俗学者共祖述焉。”同理,这种“托附”祖
  先的“流俗”,也是中古以降的传统。最典型的评论莫如清人辅德所论,“大率皆推原远年君王将相一人,共为始祖,如周姓则祖后稷,吴姓则祖泰伯,姜姓则祖太公望,袁姓则祖袁绍。”
  当然,任何时期任何家族历史上的祖先都客观存在,不曾断裂,并蝉联延续,犹如连绵不绝的河流,但不是所有的祖先人物,都能被其后裔深刻记忆,由于祖先的历史千差万别,而史家、谱牒家或碑志作者出于种种因素,进行人为的增加或删减,从而使中古士族的谱系形象产生种种扭曲、变形和差异。谱系情况乃至中古士人的谱系观念,在理解中古士族社会变迁方面,是不可多得的重要面相。太原白氏是中古时期名不见经传的次等士族,其族属极可能是西域的龟兹族,但数据集中,与其他汉人士族比较而言,其谱系记忆及其观念颇能折射中古士族谱系的重要侧面。故拟以白氏为线索,辅以其他士族的谱系情况,对中古谱系构成的特征及本质进行系统的考察。

论北魏孝文帝爵制改革后王爵的继承

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张鹤泉

  北魏太和十六年,孝文帝实行爵制改革,使北魏国家的封爵制度发生很大变化。对王爵而言,也是如此。孝文帝将王爵的封授限制在道武帝直系子孙的范围内,并且,孝明帝时,开始封授庶子为王,也就是支子王,而且,还使原来的王爵由虚封爵改为可以领有食邑的实封爵。在爵制改革的同时,孝文帝大力推行汉化措施。可是说,孝文帝的这些做法,都影响王爵的继承。因此,从王爵的传袭来看,选择继承王爵的世子,也就是为拥有王爵者立“后”,开始由爵制改革前的长子改为嫡长子充任。这种改变的出现,是与孝文帝实行汉化政策后,使汉族家族内部子孙严格区分为嫡、庶的理念为拓跋鲜卑贵族家族接受的情况密切联系的。
  因为孝文帝爵位改革后,王爵传袭的中断仍然是重要的问题,因而,为了体现对拓跋鲜卑贵族的优待,所以依然沿袭了爵制改革前立过继子为“后”以及绍封、复爵的做法。对立过继子为“后”和绍封而言,都要与拥有王爵者具有很近的血缘联系。尤其是,以过继子为“后”继承王爵,必须要依据“相后之义”。对于复爵来说,则是对王爵的恢复,因此,拥有王爵者本人被恢复爵位,并不属于继承,但在后世子孙之世恢复王爵,就应该是变化方式的王爵继承。这就是说,孝文帝爵制改革后,由于实行立过继子为“后”、绍封、复封的做法,因而,也就使传袭中断的王爵能够继续沿续。
  孝文帝爵制改革后,对继承王爵者,实行了蕃王制。也就是将继承王爵者区分为始蕃王、二蕃王、三蕃王,进而与始封王(亲王)相区别。实行蕃王制所依据的是体现汉族血亲联系的丧服制的“四世而缌,服之穷也”的规定。这种蕃王制,不只是要表现继承王爵者传袭的世次,而且,也影响对食邑数量和王爵品级的继承。孝文帝爵制改革后实行的蕃王制,就使王爵的继承所具有独特性得到很明显的体现。

分组讨论发言要点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杨昕沫在《鲜卑部落联盟国家兴废的原因与影响分析》中认为,鲜卑部落联盟国家的兴亡都与武力相关,其对于我国民族融合、女性地位、佛教造像等方面都有重要影响。
  宁波大学杨懿在《偏见与认同:从“索头”称谓论拓跋氏的族别抉择》中认为,由“索头”称谓体现出的族际偏见促使拓跋氏加强自身族群认同,增强凝聚力,为北魏王朝的建立奠定基础。
  北京大学倪润安在《檀石槐鲜卑的文化建设与帝国意图(提要)》中认为,檀石槐鲜卑通过创新具有鲜卑特色的文化因素增强了部落联盟间的认同感,这种文化因素被拓跋部继承,对后来北魏王朝建立有重要作用。
  韩国国立大田大学崔珍烈在《平城定都与鲜卑人保持的草原政治文化》中认为,平城位于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界处,北魏定都平城而得以保留较多草原传统,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多民族、多文化的国际性大都市。
  河南师范大学王仁磊在《道武帝平定河北与北魏在北方的迅速崛起》中认为,道武帝平定河北最终确立了北魏皇权,使北魏经济、文化等方面大幅提升,为太武帝统一北方奠定了坚实基础。
  大同大学马志强和聊城大学徐美莉在《平城宫殿与北魏前期政治》中认为,都城的宫殿是国家政治的重要舞台,将宫殿与政治相结合的研究,既可凭借政治事件考证宫殿布局,也可显现政治活动的地理空间。
  中国人民大学牛润珍在《邺城与北魏政治》中认为,邺城一直对于北魏政治改革有重要影响,邺城的归属和政治变动一直与北魏王朝的走向息息相关。
  大同平城北朝研究会许孝堂在《崇光宫与献文帝》中认为,崇光宫宫名的变动与献文帝的政治生涯和个人心路历程相互印证。
  泉州师范学院王万盈在《北魏财政与政府治理论析》中认为,北魏后期财政的增强使财政管理体制趋于成熟。管理机构和执行机构的分离提高了北魏政府治理能力大幅提高,有利于加强皇帝权力。
  大理大学何畏在《北魏后期经略南中考》中认为,北魏曾在多方因素作用下经略过南中地区,但并未实现直接统治。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苗霖霖在《北魏后宫丧礼考》中认为,以谥法、赠官为中心的丧礼制度是北魏后宫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了解后宫人员的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实证。
  大同大学李小瑞和赵敏在《成败皆女德——论北魏皇族女性干政》中认为,女德是北魏女性走近并参与政治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北魏女性干政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大同大学闫晓磊在《北魏与早期拜占庭帝国检查制度比较》中认为,北魏与早期拜占庭国家的监察制度虽存在诸多差异,但在各自国家都发挥了整顿吏治、巩固统治、维护国家稳定的积极作用。
  北京服装学院刘芳在《北魏服饰制度初探》中认为,北魏服饰介于胡汉之间,是各民族在以汉族服饰文化为主体的基础上互相融合,创造的具有新的特色和时代气息的硕果。
  河南科技大学王东洋在《“夷狄不足为君”:两晋时期夷夏君臣观的政治宣扬及其影响》中认为,“夷狄不足为君”具有魏晋五胡内迁的鲜明时代特征,对两晋政权与五胡首领建国称帝进程产生了不同影响。
  大同古城保护和修复研究会安大钧、马维平、宋志强在《5世纪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的印记——以云冈石窟为中心的具象考察》中认为,丝绸之路是人类历史上诸种文明的穿行与交流之路,并始终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程。
  大同市三晋文化研究会要子瑾在《魏都平城遗址试探》中认为,就如浑西水、汉平城与魏平城关系、鹿苑墙与外郭墙部和魏都平城近郊展开探讨,勾勒出北魏平城的大体样貌。
  河西学院贾小军在《魏晋十六国北朝时期河西走廊内部道路交通考——以僧侣、客商的活动为中心》中认为,通过考察僧侣、客商的活动,仍可见北朝时期河西走廊在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并可进一步认识分裂割据时期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的历史特点。
  许昌学院罗操在《北朝时期的民间组织与地方自治——以造像记为中心》中认为,北朝造像记反映了以寺院、村落或家族为中心的信仰共同体在公共建设和社会福利事业的作为。而民间组织主动参与社会公共建设事业和社会福利事业,与官府之间存在一定张力。
  吉林大学邵正坤在《郭双欢等十七人造像记研究》中认为,《郭双欢等十七人造像记》记载了北周天和元年的一次造像活动,根据题名来看,成员大多具有血缘和亲缘关系,可以归结为若干个家庭,呈现出有别于其他佛教义邑的独特特征。
  安阳师范学院刘东升在《东魏张琼墓志考释》中认为,《张琼墓志》史料价值丰富,为学界深入研究北镇之乱以及东魏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增添了一手资料。
  扬州大学周鼎在《北魏〈元妙墓志〉三题》中就“长乐王拔”、上党尧氏事迹、卒葬地及相关问题展开研究。
  明止堂中国字砖文化研究与保护中心朱明歧在《明止堂藏太安四年乙弗氏砖献疑》中,考辨了落款第三行的“代”、墓志的避讳问题与北魏汉化、墓主人身份信息。
  大同魏碑书画院杜鹃华在《北魏平城福流万世瓦当考》中认为,文字瓦当文字寓意吉祥、写法古拙,也体现出北魏平城时期鲜卑贵族在走向汉化文明的路上更进一步。
  山西财经大学朱林芳在《北朝贵族的日常文化——以山西地区的墓壁画为例》中认为,根据墓壁画和文献资料,可知北朝贵族阶级的宴饮等生活场景既体现了本民族特色,也融合了汉文化的生活方式,为贵族阶层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西安石油大学张利亚在《浅论北朝歌舞戏在晋阳地区的发展》中认为,通过结合河西地区出土的魏晋墓壁画砖和山西晋阳地区出土北齐壁画、墓主宴乐图,可看出歌舞戏在中古时期传播的区域与演变历史。
  左云三晋文化研究会刘溢海在《北魏与后燕参合陂之战遗址考》中认为,当年燕魏大战的主战场正是在阳高至天镇云门南坡到参合陂这一狭长地带进行,战争之惨烈被史书铭记。
  河北省临漳县文物保管所张子欣在《邺都附近北齐几个王府留下的村民》中,就咸阳王斛律明月宅、武威昭景王段荣府第、安德郡王韩轨府第等问题进行了考辨。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尚永琪在《提婆达多“善知识”造像考(纲要)对甘肃金塔寺石窟东窟反身菩萨像的认定》中,就甘肃河西走廊金塔寺石窟东窟中心柱上的一位反身而立的菩萨的图像与文献两方面展开考述。
  台湾大学周伯戡在《北魏僧曹制度考》中认为,北魏僧曹制度始于皇帝私人神职化的需要,体现了草原游牧民族的天子义,这一制度在后来被北齐继承,成为中国佛教特色。
  大同市考古所张志忠在《大同北魏墓葬佛教图像浅议》中认为,南北朝时期,神仙思想进一步衰落,墓葬中仙禽瑞兽等图像数量明显减少,反映现实生活图像开始流行并增加。
  安阳师范学院马爱民在《国师大德稠禅师与少林寺和少林武功——兼析北魏跋陀大师随帝南迁与嵩山少林寺》中认为,稠禅师是有文献可考的少林寺最早武僧。北朝时期的稠禅师幼年习武是在邺,他是带着一身武艺到的少林寺。
  大同大学孙瑜、王超永在《龙泉寺石窟调查研究》中,通过实地调查、资料整理及研究详细地记录了龙泉寺石窟的形制、遗存病害以及窟前寺庙的部分遗迹现状。
  浙江大学卫军英在《北魏同期的东南佛国人物简述》中认为,东南佛国之胜,根本在于有寺院、僧迹以及佛教文化氛围,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和谐。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冯金忠在《新见唐代裴光庭墓志及其相关问题》中,利用此墓志,结合其他文献记载,对裴光庭的题衔和谥号、世系、仕历、著述等问题进行探讨。
  扬州大学曹万青在《走马楼吴简与魏晋南北朝经济史研究20年》中认为,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出土,为魏晋南北朝的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彬在《湖南长沙五广场东汉简J1③: 325-32考释:二世纪初临湘县司法运作一瞥》中认为,通过考察此牍,还可以复原围绕具体个案形成的司法程序。
  湖南大学陶新华在《南北朝时期阴阳学的几个问题》中认为,天文历法之学“废于”东晋,与魏晋以后玄学在南方取得统治地位的学术环境有关。
  华南师范大学吴羽在《崔浩的星占学运用考释——兼谈南北朝星占学的相类》中认为,北魏平城时期,星占学从未缺席当时的军国大事,崔浩起到了举重若轻的作用。
  大同大学孙小梅、姚国群、姚玮在《北魏高允著述考释》中认为,作为北魏平城时期文坛的典型代表,高允著述充分体现了拓跋鲜卑统治下的民族文学风貌。
  大同大学刘世明在《论北魏诗歌中的儒道观》中认为,北魏王朝诗歌大多反映了著作者的儒家思想与道家观念,诗人们将儒家思想内化为人世间最淳朴的真情。
  大同大学王志芳、李娜在《云冈石窟佛教供养人研究》中,通过阐述云冈石窟中供养人的雕刻位置、分类、服饰、发式四方面的内容,概述了云冈石窟供养人的整体概况及其与社会变迁的某些联系。
  大同大学杨俊芳在《云冈石窟佛像服饰样式及成因》中,通过分析云冈石窟雕凿的时代背景,认为云冈石窟佛像服饰是拓跋鲜卑文化自信的表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范子烨在《云冈石窟佛教造像中与中古时代的“指啸”艺术——兼论阮籍长啸与呼麦之关系》中,结合最新的考古发现资料,对影响深远的南朝砖印壁画《竹林七贤图》重新进行了解读。
  大同大学吴巧云在《魏鼓声声 胡风烈烈》中论述了龟兹鼓乐在北魏的存在形态,以及龟兹乐中的鼓乐器从北魏到隋唐的取舍衍变。
  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杨恩玉在《何承天〈鼓吹铙歌〉的内容与创作时间考辩》中认为,十五首《鼓吹铙歌》是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是认识东晋晚期的政治与社会的珍贵史料。
  东莞理工学院徐海容在《论初盛唐碑志创作的骈散之争与文体革新》中认为,初盛唐碑志创作的骈散之争,起于文体流变与时代需求的角力,伴随着帝唐建设的大幕而展开。
  大同大学云冈文化研究中心张月琴、刘殿祥在《建筑·制度·文化:北魏平城的国学价值》中认为,以鲜卑为核心的北魏社会和历代定都中原的农耕社会在生存环境、经济形态、政治制度、文化形态等方面具有明显差别,这些差别正是平城作为都城的文化其国学价值产生的历史根基。
  左云三晋文化研究会刘志尧在《左云北魏文化》中认为,北魏帝国从盛乐到平城,是一个伟大的转折,而左云地处盛乐与平城中间,留下了不少北魏文化遗迹。
  大同大学张安娜在《灵丘北魏文化遗存探究》中认为,北魏时期,灵丘成为拓跋政权南控中原的战略要地,频繁的政治和军事活动,为灵丘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址。
  大同大学云冈文化研究中心胡婷婷在《心理学视野下的北魏道武帝晚年行事探究》中认为,道武帝拓跋珪凭借过人的胆识与才能创建北魏王朝,然而其晚年心理、行为发生了极大变化。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黄文仪在《北魏平城时期语言沟通问题探究(摘要)》中认为,平城是一个外国人聚集的国际大都会,人口最高峰时有百万人,其中包括了来自不同国家、文化、宗教、阶级的移民。
  大同大学李海林在《略谈云冈堡修建历史》中,从明蒙关系着手,重点阐释有明一代对云冈堡的四次修建,进而探究缘何在不到三十年的短时间内,明廷四次修建云冈堡的原因。
  大同广播电视台张小泉在《关于政协在历史文化研究成果转化中所起作用的认识》中认为,政协完全可以与高校及社科联等机构进行合作,从而实现社科研究成果的有效转化。
  (陈杰张诗珩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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