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穹庐与窟形 ——以云冈和麦积山石窟为例谈草原居住设施对石窟形制的影响

董广强 07/27/2018


一、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思路

众所周知,石窟寺是由建筑、塑像(或雕像)、壁画三种基本元素构成的艺术整体。但是,在目前的研究中,对于塑像和壁画的研究是很深入、很广泛。而对于洞窟形制的研究是偏薄弱一些。在这些洞窟形制研究成果中,绝大多数都是以考古学的方法从类型学方法入手对洞窟形制进行分期、分区等工作。对于石窟洞窟形制的源流、发展等研究方面也仅仅是局限于石窟寺的范围之内进行。

但是,洞窟作为一种特殊的建筑形式,在发展的过程中自然地就会融合了多种文化元素,而且是佛教发展越成熟,在洞窟形制中融入的其他建筑文化因素就越多。在很多石窟中,在发展的盛期,自身的特点就越明显,而传承性的因素就越少。这个过程中,很多种洞窟形制带有很大的区域原创性,这个源流基本是外来或其他地区的洞窟形制没有太多的关系。所以,我们就需要把佛教发展和区域性的建筑文化结合在一起来看待洞窟形制的研究,以建筑学的视角来把洞窟形制放置到建筑史、建筑空间的架构内进行研究。

不同的建筑空间各自所代表的是不同地区民族不同的居住空间,而这些不同的建筑空间形式不但属于建筑学的范畴,和建筑材料、建筑样式等有直接的关系;同时是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生活习惯、风俗礼仪、审美等方面都有紧密的联系,是地区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所以,讨论洞窟形制的相关问题,不能仅从石窟考古的角度讨论洞窟的形式,而是要从建筑学、建筑文化心理、建筑文化交流等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将洞窟形制作为一种建筑形态分析研究。

本文就是出于这种研究观点和方法,以云冈和麦积山石窟为例讨论不同的居住设施对洞窟形制的影响,不妥之处,请方家批评。

二、云冈造像形式以及洞窟形式来源

有关云冈模式、洞窟分期等,宿白先生做过深入的研究,奠定了以后研究工作的基础。属于云冈早期的1620窟,比较引人注目的就是20窟的露天大佛,虽然造像在整体风格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艺术特点的影响,但是该工程属于皇室工程,在前道人统法果曾言道:“太祖明叡好道,是当今如来,沙门宜进礼,遂常致拜。谓人曰:‘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另外师贤为道人统时“是年,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两任道人统这种天子即如来的佛教思想奠定了当时平城佛教发展基本方向,当时佛教艺术的审美特点必须符合当时以鲜卑族为主皇室的审美特点,造像样式在可能的情况下最大程度地改造从西域或者是其他地区传播到平成地区的佛教美术样式。就云冈一期洞窟开凿而言,正如张焯先生而言,作为皇家工程:“其所依凭的佛像、画本及其造像法则,无论直接地还是间接第模仿西域,但设计蓝图必定是经过北魏皇帝、有司会审批准的,鲜卑与汉民族的审美愿望自然渗透其中……越往后来,中华传统的份量越重,自主创新的意识越强。”[1]在这里提出的“自主创新的意识”在云冈早期发展中至关重要。

20窟的洞窟形制平面半圆形、穹窿顶。这种形制和河西地区方形平面、中心柱的基本形制无任何相同之处,仅在这一点上是和河西地区的洞窟形制没有任何联系的,在更西的新疆地区也是找不到这样的痕迹。这样的洞窟形制就是属于“原创性”的洞窟形制,它的产生和发展源流我们就需要从当地的佛教发展和建筑文化中寻觅。

从新疆、河西等地区的佛教艺术发展情况看,石窟形制的发展本无定规,各个地区的各个的特点很强,相对于造像和壁画艺术而言,洞窟形制的变化速度更快、更为明显。如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各个地区的佛教信徒在洞窟形制的选择上有很大的自主性和原创性,都是据各自地区建筑文化特点和审美习俗对洞窟形制进行改造,就云冈石窟的开凿而言,当然也就是选择鲜卑族所熟悉和所欣赏的建筑形式。

穹庐作为草原民族最基本的生活设施,不但凝聚着以浑圆特点为审美情趣,更为重要的是还包含着草原民族天地宇宙观念,这种观念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很难在文化交流中转变。而在石窟开凿之前,佛教已经在游牧民族中发展开凿,一些供佛行为自然是在穹庐之中进行的,因为游牧民族不可能因为佛教信仰而改变自己的居住模式、生产方式以及宇宙观念等,只不过是在日常活动中增加了一种宗教活动而已。所以,穹庐作为一种日常居住设施和佛教之间产生间接的关系是很自然的。

鲜卑族接触到佛教也是比较早的,据《魏书·释老志》记载:“魏先建国于玄朔,风俗淳一,无为以自守,与西域殊绝,莫能往来。故浮图之教,未之得闻,或闻而未信也。及神元与魏、晋通聘,文帝又在洛阳,昭成又至襄国,乃备究南夏佛法之事。太祖平中山,经略燕赵,所迳郡国佛寺,见诸沙门、道士,皆致精敬,禁军旅无有所犯。帝好黄老,颇览佛经。但天下初定,戎车屡动,庶事草创,未建图宇,招延僧众也,然时时旁求。”[2]但是在这个时期鲜卑族并没有城郭之设,逐水草而居,“昭成初欲定都于灅源川,筑城郭,起宫室,议不决。后闻之,曰‘国自上世,迁徙为业。今事难之后,基业未固。若城郭而居,一旦寇来,难卒迁动。’乃止。”[3]可以看出,在这个时期已经有比较频繁的佛教活动,但由于游牧的特点和“但天下初定,戎车屡动,庶事草创”的历史形势,并没有“建图宇,招延僧众也”,而“时时旁求”来的僧众也必然是在当时的穹庐中开展的。而在以后的时期,虽然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北魏王朝立城郭、建宫室,但是皇室仍保持着庐居习俗,如“(太和十四年冬十月)庚辰,帝居庐,引见群僚于太和殿。”[4]

昙耀五窟开凿时,对这几个代表皇室气度的大型洞窟以及佛像的基本模式或者是审美原则在前期的佛教发展中已经奠定,就是必须符合以皇室为代表的鲜卑民族的审美。佛像所处的空间背景自然也就应该是鲜卑民族所熟悉和亲切的穹庐。

关于穹庐,历史典籍中出现颇多,其形制和现今的蒙古包相差无几,平面圆形、穹窿顶。作为一种建筑形态,和内地汉民族的平面方形、前后两坡顶的建筑形态有比较大的区别。这种作为帝王的穹庐自然会比一般民众的大的多,在隋代的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能坐千人的大型穹庐,“(隋文)帝法驾御千人大帐,享启民及其部落酋长三千五百人,赐物二十万段,其下各有差。”[5]“炀帝即位,迁都洛阳,以恺为营东都副监,寻迁将作大匠。恺揣帝心在宏侈,于是东京制度穷极壮丽。帝大悦之,进位开府,拜工部尚书。及长城之役,诏恺规度之。时帝北巡,欲夸戎狄,令恺为大帐,其下坐数千人。”[6]这样的规模在现今也是惊人的。而在北魏时期,虽不能确定有这样规模的大型穹庐,但是帝王所居之庐比一般民众大的多。

以穹庐来作为洞窟建筑形制,从审美角度看自然是没有问题,但是,这种洞窟形制对于造像内部的配置却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在洞窟内部的造像组合等日渐丰富的时候,这样的空间形式的弊端就会显现,所以,第二期洞窟内容要比昙耀五窟中的内容丰富的多、但是却没有采用穹庐形洞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后来随着平城城市的发展,佛教建寺立宇,中原地区的佛寺形制包括佛塔等也逐步地在平城发展开来,云冈第二期的洞窟样式平面方形、中心塔柱的模式也就是在这一种背景下产生的。

三、麦积山石窟所受到了草原文化影响


图1 麦积山第78窟内景

在麦积山石窟,也可以看见穹庐对洞窟形式的影响,限于历史背景的不同,具体在表现形式和出现时间上,和云冈是有差异的。

麦积山的74、78、90等窟是公认的现存最早的一批洞窟,但是对其具体的年代现在学界争论比起大,有北魏说、后秦说等。多数研究者赞同北魏说,但持后秦说的学者也是寸土不让,本人赞同北魏说。

这几个洞窟的基本形制都是平面近于方圆之间、穹窿顶的形态(图1),从平面看,两侧壁基本是平直的,后壁则略带弧度,壁面的交接则是弧形,窟顶则表现出更明显的穹窿形。如果我们在早期石窟寺中对比话,这种形制只有和云冈早期洞窟类似。云冈早期洞窟形制向中洞窟形制演变的方向是从圆形向平面方形的形制演变,麦积山初期洞窟和略晚一点的洞窟也是这个特点。如果讲云冈早期洞窟是直接模仿穹庐的形态而开凿的,那么麦积山74、78等窟的形制则是在穹庐和平面方形建筑之间的一种过渡状态。从这个角度看,麦积山早期洞窟的时代应该是在云冈一期之后,是通过文化交流来影响麦积山石窟的。

麦积山初期洞窟之后,从100128等洞窟开始,就转变为平面方形或者是攒尖顶的洞窟形制,一直是贯穿整个北朝时期。但是到了隋代,麦积山的洞窟形制发生了突变,从平面方形突然变化为平面椭圆形、穹窿顶的形制。在这两种形制之间没有任何的过渡形态,我们称这段时期为突变时期。

隋代的代表性洞窟有2434455等,基本形制都是平面马蹄形、穹隆顶的形制(图2、图3)。前壁开圆券顶的窟门,内部为宽敞的空间,一般都在正壁设须弥座,并沿窟内边缘凿弧形低坛基,弟子、菩萨等人物侍立在弧形低坛基上。对于这样一种窟型,很明显是直接模仿草原民族的帐庐而开凿的,平面和空间形态都方形洞窟有很大的差异。

麦积山在隋代突然出现这种平面圆形、穹隆顶的洞窟形制,而且贯穿着整个隋代,这种情况在各地石窟中并不普遍存在,唯独在麦积山石窟存在着这种现象。这不是一个时代性的背景。探索这个问题还需要从麦积山石窟自身的地域文化中找出原因。


图2 麦积山第24窟平面复原图



图3 麦积山第24窟立面图

我们先讨论一些引起隋代洞窟形制变化基本性的原因:

第一,建筑的基本形态是服从于建筑功能的需要,有什么样的需要,就建造什么样的建筑。同样,洞窟形制应该是服从于洞窟内部尊像布置的需要,根据所需要塑造塑像的内容、组合等来开凿不同的洞窟形式。在北朝时期所信仰的一般是三佛(北魏、西魏时期)和七佛(北周时期),而到了隋代,就麦积山石窟而言,信仰的内容产生了变化,以一佛信仰为主,如24343745等窟,都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的组合;而5窟虽然是三佛,但是在洞窟空间、塑像体量、胁侍组合等方面都很明显地突出了中间的主尊。对于产生这种信仰内容转变的原因不属于本文的讨论范围,但是这种变化必然要求洞窟形制也要产生变化,如果沿用原有的洞窟形制,则无法使变化后的佛像布置产生一种良好的效果。

第二,北周时期的信佛习俗充满了一种繁缛、华丽,在洞窟形制和塑像风格等方面都有明显的表现,如北周时期的4262614162等窟,无论是塑像人物的装饰还是洞窟建筑的装饰,都是极尽华丽。石窟中的这种状况应该是整个社会奢华崇佛习俗的反映,但是到了隋代,由于隋文帝崇尚节俭,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

从历史资料看,隋文帝杨坚本人比较节俭朴素,如:每旦听朝,日昃忘倦,居处服玩,务存节俭,令行禁止,上下化之。开皇、仁寿之间,丈夫不衣绫绮,而无金玉之饰,常服率多布帛,装带不过以铜铁骨角而已。[7],隋文帝不但严格要求自己,而且对诸位皇子也是如此,杨勇为太子时,曾由于将身穿的铠甲饰以纹彩受到了文帝的批评:上性节俭,勇尝文饰蜀铠,上见而不悦,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长者。汝为储后,当以俭约为先,乃能奉承宗庙。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时复观之以自警戒。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忘昔时之事,故赐汝以我旧所带刀一枚,并菹酱一合,汝昔作上士时常所食也。若存记前事,应知我心’”  [8]而杨广正是在杨坚和独孤皇后跟前伪装节俭才取代了杨勇登上了皇太子的位子。由于皇帝推崇节俭并身体力行,自然地就形成了一种崇尚节俭、朴素质朴的社会风气,这种风气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而北周时期奢华的供佛习俗也会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得到改变,这种习俗的改变也必然反映在石窟的开凿方面。

前面提到,北周时期麦积山石窟的洞窟形制都是以帐形洞窟为主,这种洞窟形式在北魏时期就已经出现,但在北周时期,愈加强调对洞窟形式的装饰。而在隋代,这种风气在崇尚节俭的社会背景下,也促使洞窟的开凿者重新选择一种新的窟形来适应时代的需要。

以上所提到的两点只是属于基本性的原因,即在当时的宗教以及社会背景下,麦积山石窟需要一种新的洞窟形制出现,但是,对于窟形的选择会有很多种,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平面圆形、穹隆顶的洞窟形制呢!并且这种窟形会成为隋代主流性的窟形而贯穿始终呢?

我们先分析引起洞窟形制产生突变的原因。在一般情况下,一个地区民众在各方面的审美习俗是不会发生突然的变化的,如果有新的文化因素传播到这个地区,这种文化因素还需要被接受、理解、消化、融合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应该是逐步被体现出来的,从麦积山石窟的现状看却是在洞窟形制方面形成了这种突然的改变,那么我们分析,引起这种变化的思想必然是非常强势,并且还要有持续不断的推动力,否则无法形成文化的突变和持续一朝的局面。而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符合这个条件的只有是皇族思想,并且是和麦积山或秦州地区佛教有关系的皇族思想。

隋唐时期整个社会存在着很浓重的“胡化”风气,这一点是个不争的话题。这种“胡化”的风气被整个社会所接受,上至帝王、下至普通百姓都对各种来自于西域、更多地是来自于草原少数民族的风俗乐此不疲。隋代开国皇帝杨坚家族虽然郡望在弘农郡华阴(今陕西境内),但却是长期生活在北朝时期的武川镇(今内蒙古境内)。《隋书》记载:高祖文皇帝,姓杨氏,讳坚,弘农郡华阴人也。汉太尉震八代孙铉,仕燕为北平太守。铉生元寿,后魏代为武川镇司马,子孙因家焉 [9] 

武川镇是北朝时期有名的北方军镇“北魏六镇”之一,在这些军镇中,原本是以鲜卑等少数民族为主,后来迁居了大量内地的汉民族,这样,各民族之间的文化相互交流,形成了“胡化的汉人和汉化的胡人”这样特殊的群体,而杨坚和独孤皇后家族长期生活在这样的地理和文化环境中,草原文化习俗自然就成为其家族思想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更重要的是:“皇考从周太祖起义关西,赐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国、大司空、隋国公。薨,赠太保,谥曰桓。……大定元年春二月壬子,令曰:已前赐姓,皆复其旧[10]杨坚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使用普六茹这个少数民族的姓氏,所以,少数民族的审美习惯包括一些信仰也就根深蒂固地渗入到杨坚家族的思想中。

草原文化在居住方面的代表自然是“天似穹庐”的毡帐,在耳熏目染的情况下,杨坚家族对这种居住形式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并且是非常的喜爱,从一些考古学的资料上我们也可以证明这一点。2005年,陕西省考古所在潼关县税村发掘一隋代壁画墓,该墓系长斜坡墓道带天井和壁龛的单室砖墓, 坐北朝南,全长63.8米,深16.4 米,由斜坡墓道7个过洞6个天井4个壁龛以及砖券甬道和墓室组成。墓道宽2.3米,东、西、北三壁绘有壁画,保存情况较好。墓道东西二壁绘出行仪仗的场面,布局基本对称,各有人物46人、马1匹、列戟1架。墓室平面呈圆形,直径5.9米左右。双层砖券弯隆顶, 内层高5.6米、外层高8.2米。这便是一个仿穹庐的墓葬形式,可惜墓葬被盗严重,无法了解墓主人的具体情况,但是,考古工作者“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品与石棺线刻画的风格判断, 该墓系隋代墓葬, 墓主人系杨隋皇室成员, 最低身份为亲王,也不排除生前做过太子或身后追赠太子的可能。撞关税村隋代壁画墓是迄今发掘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隋代墓葬, 为探索杨隋皇族墓地提供了线索。出土的壁画和石棺为隋代美术、葬俗等研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实物资料,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11]

这个墓葬为我们了解杨坚家族在居住方面的文化心理提供了良好的佐证资料,因为古人是非常地关注自己的身后世界,总是精心地为自己营造一个理想的身后世界,所以,选择什么样的墓葬形式便可表示出墓主人对何种建筑形式的偏爱,我们把这个穹庐形的墓葬形式和前面论述的资料结合在一起分析,便可以知道杨坚家族对少数民族的毡帐形式是非常喜爱的。杨坚家族对草原文化的毡帐很喜爱,必然会通过各种手段表现出来,在帝王的喜好之下,这种模仿草原毡帐浑圆的空间形态对当时的建筑艺术产生了影响,至少是对一些和皇族直接相关的建筑产生了影响。麦积山石窟隋代穹庐形的洞窟形式作为一种建筑形式,也就是受到这种建筑思想的影响。

但是这种建筑思想为何对其他石窟寺没有产生影响,而单独对麦积山石窟产生了影响?这应该是隋文帝的第三子杨俊有直接的关系。《隋书》记载:

秦孝王俊字阿祗,高祖第三子也。开皇元年立为秦王。二年春,拜上柱国、河南道行台尚书令、洛州刺史,时年十二。加右武卫大将军,领关东兵。三年,迁秦州总管,陇右诸州尽隶焉。俊仁恕慈爱,崇敬佛道,请为沙门,上不许。六年,迁山南道行台尚书令。[12]

杨俊在秦州任上有三年时间,同时还深度信仰佛教,麦积山是隋文帝时期敕建女尼智仙舍利宝塔在秦州的唯一地点,杨俊无论是从佛教信仰还是朝拜智仙舍利等因素,都应该在麦积山有所建树,麦积山第5窟作为这个时期的大型洞窟极有可能和杨俊有关,但是这一点还需要深度的研究来进行证明。而这种大型洞窟所体系出来的穹庐形洞窟形制对同时期洞窟所产生的影响不言而喻,同云冈石窟早期洞窟一样,它代表着皇室的审美特点和意志,就必然会在一般信众中产生指导性的影响。

四、方形穹庐对云冈窟形的影响

穹庐除了圆形之外,当时还有一种平面呈方形的穹庐,使用的基本材料和圆形的穹庐没有差异,但是方形的穹庐相对于圆形的穹庐制作方面难度要略微大一点。首先要在地面上建立一个大小适合的方形木框架,然后再将毡布蒙覆其上,而这种方形的穹庐应该是来源于车庐。这种“车庐”屡有记载,如:“及军到,入其境,蠕蠕先不设备,于是分军搜讨,东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所虏及获畜产车庐数百万。高车杀蠕蠕种类归降者三十余万落。[13]“(太康八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复率种落大小万一千五百口,牛二万二千头,羊十万五千口,车庐什物不可胜纪,来降,并贡其方物,帝并抚纳之。[14]这种车庐是原本是直接安置在车上的,便于游牧迁徙。因为古代双轮车一般都是方形或长方形的, 而方形的穹庐应该是适应这种车的形制而发明的,后来也用于安置在地面,在考古发现中也见到这样穹庐模型。

在云冈西方诸洞中,就有很多这样的洞窟类型,平面方形、立面高耸,顶部呈弧形向内倾斜并交接在一起,顶部呈穹窿形,和四壁之间的交接呈弧形,其中一部分的平面转角也呈弧形,这就是对方形穹庐的模仿。在窟顶的图案中,我们看到飞天、莲花等平綦图案,边沿也可见三角形的垂帐纹。从这些特点,我们也可以看出方形的穹庐和当时的方形帐以及其他平顶洞窟的平綦等元素相结合而成。

五、结语

我们通过上述的讨论,我们对云冈和麦积山石窟受到穹庐影响的洞窟形制做了梳理,虽然地域不同、时代不同,但总的而言,都是草原居住文化对石窟形制的影响。这种石窟不限于麦积山和云冈,在其他石窟中也可看到其踪迹。另外,有时候这种影响不是单一的,而是和其他因素综合在一起,所以,对各种洞窟形制从建筑学的角度进行综合研究是一个需要广泛深入的课题。

 

(云冈石窟研究院跨文化亚洲佛教艺术工作会议论文)

 

参考文献:

[1]张焯《东方佛教的第一圣地》(A),《云冈》,江苏美术出版社,2011年。

[2]魏收《魏书·释老志》(M),中华书局,1974年。

[3]魏收《魏书·皇后列传》(M),中华书局,1974年。

[4]魏收《魏书·高祖记》(M),中华书局,1974年。

[5]魏征等《隋书·北狄列传》(M),中华书局,1973年。

[6]魏征等《隋书·宇文恺列传》(M),中华书局,1973年。

[7]魏征等《隋书·高祖纪》(M),中华书局,1973年。

[8]司马光《资治通鉴·隋纪》(M),中华书局,1956年。

[9]魏征等《隋书·高祖纪》(M),中华书局,1973年。

[10]魏征等《隋书·高祖纪》(M),中华书局,1973年。

[1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潼关税村壁画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8第5期。

[12]魏征等《隋书·杨俊》(M),中华书局,1973年。

[13]魏收《魏书·崔浩》(M),中华书局,1974年。

[14]房玄龄等《晋书·匈奴》(M),中华书局,1974年。

 

[作者: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副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王雁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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