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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平城时代的丝绸之路

徐国栋 06/04/2018

在中外交流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上承秦汉、下启隋唐的重要历史阶段,也是一个开放的、传播与吸收并举的对外交流的活跃时期。这一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有着密切关系,为以后隋唐时期更加开放的中外文化的交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丝绸之路从汉代开始到这个时代一直是沟通中西方交流与联系的桥梁。目前,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所做的工作较多,也取得了许多成果,但北魏平城时代的丝绸之路还是一个模糊的话题。因北魏平城时代丝绸之路的具体路线还不甚清楚,所以本文试图通过近几年的考古发现来研究这一问题。

淝水之战后,中国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方兴未艾,被前秦击溃的拓跋鲜卑代国在塞北再度兴起,并趁中原各族政权相互厮杀之机长驱直入,建立起了北魏政权。北魏皇始三年七月,拓跋珪定都平城,把大量鲜卑部落解散,将部落民众安置在以平城为中心方圆千里的地区内,营建宫殿和宗庙社稷,制定官制律令及朝廷礼仪。从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天兴元年(398)至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北魏王朝是以平城为统治中心的,后来的历史研究中常常称其为北魏平城政权,并将与之相对应的时代称之为北魏平城时代李凭,《北魏平城时代》,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作为一个没有文化典籍的民族,北魏的统治者们在建立政权之后便开始注意吸收汉文化。尽管北魏的汉化是个艰难而曲折的过程,但却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其中丝绸之路的畅通就体现了这一点。丝绸之路不仅体现了北魏王朝在西方国家人民心目中的权威,而且从丝绸之路传入的西方物品对当时的北魏统治者们也是一个诱惑。

北魏的统治者们一直就很注重西方传来的物品,并视其为不可多得的财富。《洛阳伽蓝记》中有关于元琛的记载:“琛常会宗室,陈诸宝器,金瓶银瓮百余口,欧擎盘盒称是。自余酒器,有水晶钵、玛瑙()、琉璃碗、赤玉卮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另外,《南齐书·魏虏传》中也对北魏官廷的陈设和用具进行了描写:“坐施氍毹褥,前施金香炉,琉璃杯、金碗、盛杂口食器,设客长盘一尺,御馔圆盘广一丈。”(《南齐书·魏虏传》,北京: 中华书局,1972)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有中亚的毛织品、大秦的琉璃器、萨珊波斯的金银器皿等,这些都是当时贵族们奢侈生活的代表物品。从另一个方面,这也反映了当时贵族们对这些外来物品的珍视。

北魏的势力在当时到达了新疆。太武帝拓跋焘在中原扩张势力的同时,即着眼于西域。太延年间(435-439),北魏王朝陆续派出使者前往西域,要求各地统治者归属,鄯善、疏勒、焉耆等都遣使回报,表示归顺。虽然柔然的势力在当时很大,使得北魏对西域的统治并不巩固,但北魏一直把西域归入自己的版图范围,直到北魏末年这种影响还存在着。据《通鉴·宋纪》载:“永初三年……初,魏主闻高祖克长安,大惧,遣使请和,自是每岁交聘不绝。”从这条史料中可以看出当时北魏太武帝对通往西域的关中地区地理位置的重视。北魏这种对西域的重视,使得西方与中国的联系在南北朝时期相当一部分限于中国北方。

北魏的这种对西域的开拓除了其政治上的需求外,在中外交流方面也是一个原因。西汉以来的丝绸之路对中国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到了北魏时代仍然得到了重视。当时西方国家尤其是罗马对来自东方的丝绸有着迫切的需求,这种迫切需求使得当时中国与西方的交流不可能停止。

平城时代的丝绸之路继承了西汉时期的发展状况。这个时期的丝绸之路可分为三段,即东段、中段、西段( 罗丰,《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北京: 文物出版社,2004)。因都城在平城,所以东段的起始位置应为平城至玉门关;中段依然为玉门关至巴尔喀什池;西段为巴尔喀什池至地中海。这三段路中,因西段涉及的因素比较复杂,有相当多的部分遗存在国外,所以暂时避开,希望以后通过各国的努力能够弄清楚事情的真实情况。中段除西汉时所谓的南北两道继续使用外,东汉明帝窦故破匈奴开辟的新道也在使用,这三条道路都是畅通无阻的。中段的丝绸之路因延续时间较长,最近几年做的研究也较多。而东段的道路却不其明了,存在着许多争议。下面就平城时代东段丝绸之路,从考古学上进行一些探讨。

对平城至玉门关这段丝绸之路的探讨和研究,除了文献记载外,分析考古发现也是很重要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其中关于中外交流方面的内容也有所发现,尘封千年的古丝绸之路在考古工作中渐渐得到了复原。

先从平城说起,北魏时的都城平城也就是现在的大同,位于山西省北部与内蒙古交界处。1970年,大同市博物馆在大同市南郊工农路北侧清理了一座北魏建筑遗址,发现八曲银洗一件,刻花银碗一件、鎏金高足铜杯三件,还有石雕方砚一件。八曲银洗高4.5厘米,口径23.8厘米X14.5厘米,纹饰朴素,形制独具特色,八曲每一曲都在器腹凹入较深,在口沿处又向器内侧深深盘曲,形成小弯,弯口处饰忍冬纹。该器可定为萨珊器物,因同一类型器物在欧洲还有几件。鎏金刻花银碗可能为安息之后的萨珊朝的物品。三件高足铜杯与刻花银碗属于同一流派的制作,器物上的连珠纹、葡萄纹为典型的西方纹饰。石砚的特点体现了汉代艺术与外来形式的融合,砚面、砚侧以连珠纹饰和莲瓣纹为缘饰,力士肥壮身躯的表现手法与云冈石窟和司马金龙墓【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等,《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3)】的石刻如出一辙,又显示了伊朗和中亚艺术的影响。其年代可明确断定为北魏平城时代后期,约为献文帝与孝文帝时期。这五件金属工艺品与石砚在同一建筑遗址上出,足以证明其传入平城之时不晚于北魏迁洛之年【孙培良,《略谈大同市南郊出士的几件银器和铜器》,文物,1997 (9)】。

1981年在大同市西五公里处发掘的北魏平城时的封和突墓,基中出土有鎏金波斯银盘一件、耳杯、高足银杯【马玉基,《大同市小站村花圪塔台北魏基清理简报》,文物,1983.(8)】。其中基金银盘是用捶压法制出凸纹,再加刻划线而成。这是萨珊波斯金属制造技术的习惯做法,凸纹是其典型特点。

从这两项考古发掘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北魏平城时代,北魏王朝与西方的交流是存在的,而且有一定的规模。

为了解从平城出发的丝绸之路的路线,对大同周围一些地区的探索是必要的。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考古发现,这方面的信息还是有迹可寻的。1959年,在呼和浩特市以西的一座水库的建设过程中,发掘出了一具人骨架,并在尸骨处发现拜占庭金币一枚。金币直径1.4厘米,重2克,已剪边,仅余中心部分,是东罗马帝国君坦丁大帝币制改革以后的金币“索里得(solidus) 原重4.4~4.5克。从金币图像花纹及铭文残字看,当为东罗马皇帝列奥一世(Leo 457-474)时所铸,它的时代相当于我国北魏文成帝至孝文帝初期。发现金币的尸骨处还发现了其他遗物,其中有两件高足银杯,与隋李静训墓出士的高足银杯形制很相近。尸骨旁没有发现棺椁等葬具的痕迹,故推测其可能为一个商队的商人,因暴死于路,而掩埋在此【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博物馆,《呼和浩特市附近出土的外国金银币》,考古,1975,(3)】。

1965年在呼和浩特市西北的坝口子发现萨珊王朝的银币四枚,银币上有丝绸痕迹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博物馆,《呼和浩特市附近出土的外国金银币》,考古,1975,(3)】。

此外,内蒙古敖汉旅李家营子曾出土一件单柄高圈足银胡瓶【敖汉旗文化馆。《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的金银器》,考古,1978,(2)】,经考证,该器物为粟特器物。其制作年代以在萨珊波斯灭亡之后【孙机,《建国以来西方古器物在我国的发现与研究》,文物,1999,(10)】。

呼和浩特位于大青山南麓,在魏晋南北朝时为重要的关口。从以上两次考古发掘中,我们发现,在千年之前有一条商路曾通过这里。从时间上判断,应为北魏时期。我们可以推测,在北魏平城时代,丝绸之路从内蒙古经过,它穿过内蒙古南部,向西到达了宁夏固原。

宁夏固原在古代是个很重要的地方,固原在北朝时是通往河西地区的重要枢纽,不仅在军事上,在中外交流的商路上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关于宁夏固原的各方面研究已有所深入,考古方面尤其如此。

固原地区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虽然目前没有发现平城时代的具体遗存,但发现了一些与平城时代相近时期的遗存,这对了解平城时代该地区的状况同样重要。其中北周李贤夫妇墓为研究北朝时的中外交流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线索。北周李贤夫妇墓发掘于19839月至12 月,出土有两件骆驼佣,双峰,身负白色口袋金银器10件,其中鎏金银壶一件,壶上为典型波斯图像,栩栩如生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11)】; 另外还有玻璃碗一件,淡黄绿色,内含小气泡,原料纯净,含铁量低,熔制温度高,器型和年代与伊朗高原的玻璃碗相似,经鉴定为萨珊朝的玻璃碗【安家瑶,《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萨珊玻璃器的发现与研究》,考古,1986,(2)】。

从最近的研究中似乎可以看出,当时的固原可能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而且这种作为丝路驿站的功用从北朝开始到北朝结束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从遥远的西方来的商队到固原后,便开始取道东北,渡过黄河,沿着阴山下的大草原,最后到达了当时的都城平城。而满载丝绸货物的商队到达固原后则开始向西,过玉门关、敦煌,然后继续向西。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迁都到了洛阳,此后从固原到平城的丝路逐渐冷清,而从固原到洛阳的丝路则开始繁盛起来。

从文献上来看,也有诸多相关记载。如《魏书》: 明元帝泰常四年四月,“享东庙,远番助祭者数百国”;《北史·魏本纪第二》载,太延元年“八月丙戌,行幸河西,粟特国遣使朝贡”,外国的使团频繁来到平城,建立了双方的联系,还带来了许多西方的特产和文化。从目前的研究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这些来自西方的使者有商人兼使者的双重身份(张庆捷,《北朝隋唐的胡商俑、胡商图与胡商文书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4)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北魏平城时代,丝绸之路的东段可能穿过了内蒙古草原南部地区。当然,揭开平城时代丝绸之路的本来面貌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发掘和更深入的研究。然而,不管怎样,从已有的材料看,丝绸之路在当时政治情况下是存在的,它并没有因中国大地上出现的混乱而中断,它仍继续发展,在中外交流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原文刊《沧桑》2009年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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