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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供养人的缘起、供具及供养目的 (一)

员小中 12/29/2017

佛教艺术中的供养人题材早于佛像出现,以后又随佛像的传播一直延续,他们是各个历史时期现实社会的人物形象在佛教艺术中的直接反映。研究供养人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以及他们的主观愿望,通过这一纽带,还可以更好地理解宗教艺术与现实世界的相互作用关系。近几年,我们通过对云冈石窟所有供养人雕像的调查,掌握了比较详细的第一手资料,在这一题材链上做了有益的补充。本文仅从缘起、形式和目的等三个侧面谈一下云冈石窟中的供养人情况,通过供养人的来源和表现形式,分析供养人反映出的宗教信仰及其供养目的。

 一、供养的缘起及传播

(一)佛教中的供养

佛教中的供养是指用饮食、香、花等供养佛、法、僧三宝的行为。佛曾经对诸比丘说,供养对象有三种人,即如来、如来弟子、转轮圣王。并讲了供养这三种人的原因:“如来所应供养,自利利他圆满而为世之最尊者。阿罗汉所应供养,既尽生死之因而为世之福田者。转轮圣王所应供养,以正法治天下,为四海之父母者”《佛本行集经》中讲佛得到的供养为四事供养,即饮食、衣服、床铺、汤药等,此为佛供养。“法供养”指修学佛法。“有法供养,最尊无极……。世尊告曰,法供养者,顺如来所说经典,开化一切,是为法之供养。……若以华涂香衣服及汤药,以此供养佛,不名为真供,如来坐道场,所得微妙法,若能修行者,是为真供养,应知供养法华,为最供养而已”。“法之供养胜诸供养……若闻如是等经,信解受持读诵,以方便力,为诸众生分别解说,显示分明,守护法故,是名法之供养。……是诸去、来、现在佛得道者,皆说是法。若是,天帝!欲得供养去、来、现在诸佛世尊,当受是法,持诵自清,宣示同学”。以上有关法供养的定义及原因,也都宣示了《法华经》和《维摩经》各自的重要性。鸠摩罗什曾说供养《法华经》要备十种供物:一华,二香,三璎珞,四抹香,五涂香,六烧香,七缯盖幢幡,八衣服,九妓乐,十合掌。这十种供物比供养佛的供物豪华了许多,其中有关香的供养具就有4种。“僧供养”即供养僧侣之物,为何要供养僧人?“三宝既同义须齐敬。不得偏尊佛法顿弃僧尼。故法不自弘之在人。人能弘道故须齐敬也”。除供养少数僧人外,还有百僧供、千僧供,甚至万僧供。“释尊之时,频婆娑罗王曾供养千位比丘。又佛陀入灭之后,摩诃迦叶亦曾招集千人,举行经藏之结集大会。我国自南北朝以来,即甚为盛行,王侯贵族常举行之”。大型僧供养活动中,多加以法会。如何供养三宝呢?“如地持论云:菩萨供养如来,略说十种。一身供养,二支提供养,三现前供养,四不现前供养,五自作供养,六他作供养,七财物供养,八胜供养,九不染污供养,十至处道供养。……如是十事名菩萨一切种供养如来,法僧亦尔。当知于此三宝作十种供养。”

文中的菩萨可理解为广义的大乘修行者。

现在我们常以香炉、花瓶、烛台摆在佛前,这三种供具被称为“三具足”(意即尊重佛、法、僧三宝,灵性已开,决心向佛)。

 (二)供养人的发展轨迹

在佛教中,具备上述供养行为的人,称为供养人,他们通过提供资金、物品或劳力,制作圣像、开凿石窟、修建宗教场所等形式弘扬教义的虔诚信徒供养人供养行为起源很早,在印度和中亚许多大塔、佛寺中可寻找到他们稀疏的踪影。佛像产生之前,位于中印度的早期佛塔就有供养题记。如巴尔胡特大塔(约建于公元前150-100年间)上,已有捐修人的发愿文出现。稍晚的菩提伽耶大塔(约公元前1世纪后半叶)栏楯上也刻有施主的姓名。山奇大塔南门(约公元1世纪初),也刻有施主供养铭。在西印度的早期的石窟中,规模最大的卡尔拉石窟(约公元100年)殿门上方有供养人姓名,正壁3个门两侧均雕有男女供养人(图1)。坎黑利石窟窟门两侧也有男女供养人形象。以上各处的供养人形象都是当时印度人真实写照。佛像产生之后,中亚犍陀罗艺术也有供养人雕刻,反映了贵霜人现实生活。如阿富汗绍托拉克寺院(约公元2-3世纪)和据其8公里的贝格拉姆寺院均有供养人画像。巴米扬石窟东大立佛龛内壁画有带头光,装饰华丽的王族供养人8身。西大立佛龛内也有供养人像。另外,在拉合尔博物馆、白沙瓦博物馆、柏林国立美术馆、东京国立博物馆、马图拉博物馆、拉库诺乌博物馆、新德里博物馆等馆藏的犍陀罗时期的出土石雕坐佛像台座前,可以看到供养人胡跪或站立的雕刻(图2)。阿姆河以北,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境内的佛教遗址中,贵霜时期的卡拉·特佩寺院(公元2-4世纪),中院南面回廊墙壁上绘有有男女贵族供养人礼佛图。时代相同的法雅孜·特佩寺院的佛堂正壁大幅壁画,现存有2身供养人像。中亚地区现存最早的一座佛教寺院遗址——达维尔津·特佩寺院(约公元1世纪)出现了供养人泥塑像。

在中国新疆,一些寺院建设延续时间较长,泥塑壁画早晚年代交叉。龟兹境内典型的克孜尔石窟中,供养人形象众多,有个别早期窟有4-5世纪供养人作品,其余为6世纪以后形象。新疆博物馆贾应逸总结了克孜尔石窟供养人的特点:首先,供养人在洞窟中的位置,随着时代不同而变换。最初出现的供养人像绘于主室前壁或画面下方,地位较低者呈跪姿。国王、王子等为立像。如第38、171窟。随后,进到主室甬道内侧壁,即主尊两侧,形象越来越高大。如第114、175窟。这种布局一直沿袭至公元7-8世纪。其次,供养人姿势和排列顺序与其它地方男女分列不同。而是不论男女,按社会地位、长幼顺序依次站立。如第171、199、205窟。甚至连比丘、比丘尼的供养像,也可能按等级地位排列,如第227窟。在世俗供养人前绘有比丘,如第205窟。衣冠服饰表明他们各自的社会地位。再次,衣冠服饰具有时代特点。

甘肃炳灵寺石窟和麦积山石窟中,分别有西秦时期和北魏时期供养人画像。炳灵寺169窟有三处西秦时期供养人画像。一是11龛禅定图右侧,有供养人画像4身,首位为导引僧,着袒右肩袈裟,后有3身女性供养人,由大渐小,着宽袖裙襦,高髻。二是13龛东侧,有2身男供养人画像,头戴帽,着斜领宽袖上衣,双手举莲。三是6龛北壁下方,有1身女供养人画像,高髻,斜领大衣,双手持莲。麦积山有三处北魏时期供养人画像。78窟有男供养人画像数身,巾帻包头,束带,上身交领窄袖大衣,腰束带,下身宽腿扎口长裤,足蹬尖头靴。161窟东壁有供养比丘尼和女供养人。比丘尼手捧香炉,身披宽领袈裟。女供养人高髻、交领宽袖袍服,一手持长茎莲花。127窟南壁有数身供养比丘,身着袈裟,双手捧物。

在敦煌早期石窟第275窟(北凉时期)北壁下层,绘有供养人队列,现存39身,皆为男性,身向右侧,高约19-22.5厘米。前面8身,手执各种乐器。第9身为后来加高的比丘形象,第10身也较特殊。其余均双手合掌于胸前,夹持忍冬花枝。供养人衣着为头裹巾帻,身着内衣,外穿交领窄袖裤褶装,腰束带,下着宽腿裤,足蹬履。(图3)

北魏早期至迁都洛阳前的单体石造像和金铜佛像上也有供养人形象。现列举如下:


 

以上列举北魏迁都的有明确纪年的十件具有供养人的石雕像,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有发愿文。其中六处为亡人祈福(1、3、5、6、7、9),两处单纯供养(2、4),一处为皇帝(8),一处为兴隆佛法(10)。佛像为说法相的三通(4、7、9、10),禅定相的三通(2、3、6),塔两通(1、5),立像一通(8)。

     

    以上三尊铜鎏金像的共同特点是:①均有发愿文,且都为亡父母或亡人祈福。②供养人位置均在方足座前面,左右分置。③均举长茎莲花供养。另外有几尊太和年间的造像,在供养人位置上出现了供养菩萨形象,是一种供养演变形式。

    此外,敦煌文物研究所《新发现的北魏刺绣》一文中,公布了敦煌莫高窟第125-126窟前发掘时发现的刺绣残片。残片的位置在原作的右下角,可见主尊莲台座,右胁侍局部,题记,以及题记左、右侧供养人。题记落款时间为“□□十一年四月八日”,“广阳王惠安”。左侧可见1身比丘,2身鲜卑服饰男性供养人。右侧可见1身比丘,4身鲜卑装女性供养人。右侧5身供养人均有榜题,前面僧为“师法智”,其后分别为“广阳王母”、“妻普贤”、“息女僧赐”、“息女灯明”。这里的供养人服饰具典型鲜卑服风格,女性上衣有忍冬纹及心形纹样,这是西来植物纹样在服饰上的应运,是多元文化交融的反映。因史书上无“广阳王惠安”,文章认为题记主人应是太和九年为广阳王的元嘉。(图5)

至此,我们可以知道,供养人形象是世俗人在佛教造像里的反映,它早于佛像出现。起源于印度,经过犍陀罗、西域、河西等地向东发展。与佛像、佛教寺院、佛教石窟东延伸路线一致。平城(大同)以西,供养人形象现存数量不多。龟兹地区壁画中出现的供养形象较多,是因唐代在西域设立都护府之后,受中原逆传的供养人形象影响,那是6世纪以后的事了。在平城及河北地区,一些早于云冈石窟的单体金石造像,对云冈石窟中的佛教造像有较大的影响。例如我们可以看到定州常山鲍篡造石浮图和朱微业石造像,都是太武帝灭佛(444)前的造像样式,时间在《魏书》记载的昙曜主持云冈石窟开凿时间(453-460)前。北魏建都平城前,在太行山以东、黄河以北的河北平原地区,是影响北魏建国初期佛教的主流之地,在此先后存在的十六国时期后赵、后燕政权都崇奉佛教,佛图澄、道安、僧朗、法果、昙曜等高僧都曾在这片区域修行传法。随着北魏政权在平城的建立,主张“帝佛合一”的赵郡沙门法果被太祖(道武帝)招至朝廷效力,并担任僧统。又“天兴元年(398),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河、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万余口。以充京师”(《魏书·太祖纪》),太行山以东的一些早期单体金石造像中的供养人形象,势必会影响到云冈石窟中供养人形象。反之,云冈造像模式形成后对平城之外造像也有广泛的影响。

 二、云冈石窟供养的形式和特点

(一)人物

云冈石窟供养人是石窟造像龛下方的世俗阶层人的供养形象。他们是出资开龛造像的个人活集体。云冈石窟供养人形式由人物和供物组成。人物一般出现在龛(或塔)下供器或铭石两侧,面向中央。身份构成有男、女、僧侣三类,数量少则一人,多则四、五十人。组合形式有4种:全男性、全女性、全僧侣、引导僧+男女等。最后一种数量众多,且引导僧后男左女右分列,有极少数为女左男右。供养人姿态绝大多数为站立,少数为五体投地和胡跪。人物服饰有僧装、鲜卑服、汉服等。这些形式在上文所列举早期的单体金石佛像中有过不同程度的体现,两者存在互相影响的关系。

近几年,我们对云冈石窟中的供养人形象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调查统计,结果显示,云冈石窟254个编号窟中,有62个窟有供养人,造像360组,共2712身。根据供养人所在龛像和供养人服饰着装的特点,我们将供养人按出现时间的先后分为二期,第一期又分前、后段。第一期供养人相当于云冈中期石窟开凿的前后阶段出现,第二期相当于云冈晚期石窟开凿阶段出现。分期后的统计结果是:第一期前段共27组,第一期后段共87组,第二期共196组。另有50组风化辨识不清,不便分期。

第一期前段供养人主要出现在第17窟、第18窟、第19窟附窟。供养人每组人数不等,前段27组中供养人总数共约214身(含14身未分辨身份),其中僧(包括尼)约50身,男性约73身、女性约77身。僧占总数约23%,男女性数量相当,占总数约70%。

第一期后段的供养人主要出现在第11窟、第13窟、第16窟、第17窟、第18窟、第19窟等窟壁面和第1窟、第13窟、第5、6窟、第7、8窟、第9、10窟等窟下层或诵经道。在第11窟较集中的29组中,供养人总数有约270身,其中僧尼约99身,男性约78身,女性约89身。僧尼约占总数约37%,男女性占总数约62%,女性略多于男性。有7处龛下供养全为僧尼,约占有供养人龛数的四分之一。另较分散的58组中,总供养人数约473身,僧尼约185身,男性约148身,女性约140身,男女数量大致相等。僧尼占总数比例约39%,男女约占61%。有约12处龛下供养全为僧尼,约占有供养人龛数的五分之一。第一期前后段共有供养人约957人,占总供养人数的35%。

第二期供养人一部分出现在早、中期窟中,大多数供养人出现在晚期小窟龛中。第二期供养人总数约1755身,占总供养人数的65%。其中僧尼约250身,男女约1505身。僧尼约占二期比例为14%,男女约占86%,僧尼的比例减少,俗男女比例增加。

出现在早期大像窟里的第一期供养人,并不是早期造像统一规划的内容。有少量“太和”时期的造像龛出现在早期窟中,比如第17窟明窗上的“太和十三年(489)比丘尼惠定”龛。其出现的时间大约在云冈早期窟体完成而中期窟大规模开始之时。相对应的历史阶段,约在北魏献文帝拓跋弘传皇位给儿子拓跋宏的北魏皇兴末、延兴初的471年左右。这时冯太后再次佐政,政治气候的改变带来石窟营造的变化。中期窟前段第7、8窟最早开凿,并首先出现了供养人形象。之后的“太和”、“景明”、“正始”、“延昌”年间的造像龛均有供养人形象,最晚出现的有供养人造像龛在北魏正光(520-524)年间。有关供养人物,着装样式为其重点,因前人另有专论,这里不再涉及。

就云冈石窟中世俗供养人供具来说,只有“华”和“烧香”两种主要形式,其他种类供具主体均为天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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