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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供养人图像样式调查

李雪芹 11/01/2017

所谓供养人图像,是指出资开凿石窟、敬造佛像的功德主个人或家族(团队)的造像。多位于窟内四壁下层或佛龛下部,以彰显自己开窟造像的功德。云冈石窟供养人雕刻是云冈石窟造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雕刻贯穿石窟开凿的始终,雕刻样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变化。本文是在云冈石窟供养人调查的基础上撰写的,试图梳理云冈石窟供养人雕刻的基本形态的变化。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通过对云冈石窟现存供养人的调查与研究,我们将云冈石窟供养人所在龛像和供养人着装服饰的特点将云冈石窟供养人分为二期 ,与石窟总体分期不一致。第一期的时间大约在465—494年,第二期的时间是北魏迁都洛阳后到正光年间。其中的第一期又分为2小段,第一段的时间约为465—470年,正是云冈石窟的开凿由早期向中期过度之时,供养人图像最早出现在昙曜五窟中,但它出现的时间明显晚于石窟主像。在石窟开凿之初,开窟造大像是主要目的,壁面佛龛的雕刻相对滞后。此时出现的供养人基本位于佛龛下部的四足方座内。第二段时间为471—494年,是云冈石窟供养人图像雕刻最丰富的一个阶段。第二期由于迁都,平城的政治地位有所下降,但留居平城的达官贵人及信众依然热衷于开龛造像,只是规模多有缩减。因此供养人的雕刻依然进行,表现形式亦有变化。

一、第一期第一段供养人图像的形式

1、供养人图像的样式

从目前调查情况来看,早期开凿的石窟中保存有一定数量的供养人图像,通过甄别,选出其中的27组进行论述。它们是云冈石窟最早出现的供养人样式。图像形式较简单,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⑴、中雕博山炉,两侧雕僧人+供养人(图1)。位于佛龛下,以四足方座为典型龛座,也有龛座被后期追刻小龛打破或无龛座的现象出现。以1僧或2僧为导引,后接著鲜卑装的供养人,男左女右分列。出现多组导引僧手伸向博山炉添加香料的造型,表现了焚香供养的瞬间。18—(19出现了递进关系,左侧男性雕刻的体量大体相当,右侧的女性则出现了前大后小的递进关系。首位为僧人,双手执莲花状供物抗于肩上,第2位雕的高度略高于僧人,帽顶下凹、垂裙向后飞扬,其后的3人个体越来越小,呈递减之势。同时造像的下部被下层佛龛雕刻所打破。中央的博山炉与左右两侧的前2位供养人脚部均被打破,左侧后3位则保存完整。从打破关系来看,中央4身供养人的脚部大致位于一个水平线上、均被下层小龛打破,应该是同时出现的作品。而女性后3身造像明显形体较小,且脚部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应该是利用下层开龛后留存的空白,仿同侧供养人并与左侧对称、线刻了3身造像。其雕刻时间有可能略晚于左侧的供养人。18—(21)的雕刻亦较有特色,中央的博山炉样式新颖,雕刻细致。首位为僧人导引,左侧僧人著田相衣,男性衣饰雕刻粗糙。右侧女性最后一位雕为儿童,形体较小,身份明确,显然是有意之作。


⑵、中雕博山炉,供养人男左女右雕刻(图2)。位于龛下四足方座的两足间内或佛龛下,以博山炉中心,两侧著鲜卑装的供养人均为立式。

⑶、特殊的供养人行列。由于佛龛被打破、未完工、残损等原因,原有的供养人行列出现变化,有以下4种表现形式:①、未完工(图3)。有4组,其中18—(10)的供养形式较为特殊(照一)。位于第18窟东壁上层,千佛龛的中央雕较大圆拱龛,供养人位于千佛壁龛的最下层(左侧未完工),其上雕刻了一排禅定坐佛,坐佛的两端各雕1身胡跪式供养人形象,左侧像的后面还雕了一株菩提树,供养人双手捧于胸前,胡跪面向中央呈供养状。同时在下排的右侧最后1位亦雕了1身胡跪式供养像。千佛壁的左右两端各雕1身胡跪式供养人像,现存19身。形成千佛壁周围的供养序列。这有可能是云冈多层供养形式的雏形。②、打破关系。有3组。供养行列被后期小龛所取代,仅存部分造像。20—(6)组(照二)供养人位于第20窟西壁圆拱龛的左侧,从壁面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圆拱龛打破立佛背光的痕迹,说明该圆拱龛晚于西壁立佛的雕刻。据研究,第20窟南壁在石窟开凿后不久就坍塌了,并且佛龛的南半部也随之而去,因而此龛形的雕凿不会离大像雕凿时间太远,可能是云冈石窟开凿最早的圆拱龛。龛左侧雕2像,第1位具菩萨特征,在其前方有短册榜题。第2位为著鲜卑服的供养人,头戴圆帽垂裙,著交领窄袖衣,头部前伸、低下,眼睛低垂,表情安详,手抱供品,胡跪于佛侧。其身前方雕有“佛弟子菩师为七世父母所生父母造像”,造像目的十分明确。他的神态及表情显示出对佛的敬畏。这种形态虽然不是供养人的主要形态,却有可能是云冈最早出现的供养人样式。③、残存痕迹。18—(12)位于第18窟南壁窟门东侧圆拱龛下,由于风化剥蚀,只辨的中央博山炉上部及左侧的一身男性供养人,其余无存。④、胡跪供养人。20—(7)位于单尊禅定坐佛下,中央为博山炉,左侧雕1身、右侧雕2身胡跪式供养人像。雕饰简单,无细部刻画。





2、供养人雕刻的分布位置

以南壁为主,东、西壁次之,北壁因雕刻巨大主像而没有出现供养人的雕刻,且基本都在壁面的中部或中偏上部区域。从现统计的27组图像来看,南壁有16组,东壁有6组、西壁有5组。就供养人的具体位置来看,全部位于龛下。其中位于方足龛座内的有15组,无龛座下的10组,龛下情况不详的1组,位于龛外左侧的1组。说明此时佛龛座较流行四足方座。这种龛座可能来源于单体佛像的佛座与墓室中的方榻

3、造像组合。

造像组合相对简单,有2种组合形式。一是僧人+世俗供养人的组合形式,以1名或2名僧人为导引,后随穿鲜卑装的男女供养人,突出了僧人的社会地位及在供养活动中的主导作用。是这一时期最主要的组合形式。二是单纯的穿鲜卑装的供养人,男左女右分列。这种组合形式相对较少。

4、供养人服饰。

分僧人与世俗供养人2种。僧人服饰有2种,一种是半袒右肩式袈裟,与佛像的服饰样式基本相同,但雕刻要简单的多,出现田相衣。第2种是搭肘式袈裟,仅出现一组,后期曾在身上涂色。

鲜卑服饰。男性供养人,均头戴圆帽垂裙,帽顶浑圆、或帽顶向后下拖,帽口饰宽带,垂裙呈直线下垂肩下,上著交领窄袖衣,下穿裤、裤腿较细直,脚穿靴。女性供养人,头戴圆帽垂裙、多数出现帽顶中央下凹的样式(意在表现帽顶是由四块材料缝合而成),上穿交领窄袖衣,下着间色裙(或百折)呈直筒或略向后拖,不露足。

5、行列中间饰物。以博山炉为中心,个别博山炉下出现力士托抗的形象。

二、第一期第二段供养人图像的形式

此段供养人数量较第一段有了较大的增长,其雕刻的位置亦有变化,新出现了位于窟内四壁下层、佛塔周围、龛柱或造像下及双层供养的新样式。初步统计,目前保存有87组,分布在云冈早、中期开凿的石窟中,是云冈石窟供养人雕刻样式最丰富的一个时期,具特别重要的意义。

1、供养人图像的样式

⑴、中雕博山炉,两侧雕僧人+供养人。延续了先前的样式,博山炉的雕刻更为精美,新出现化生童子(或力士)托举的样式(图4)。僧人作为导引僧,双手合掌或一手伸向博山炉。供养人著鲜卑服,男左女右分列。供养人的身姿已无弓腰之态,显得自信起来。表现形式大致有以下几种:①、供养人数左右对称。以5—(2)为例,位于明窗西壁下层,中雕硕大的博山炉,左侧雕1僧7男供养人,僧人著袈裟,右手伸向博山炉,男供养人著鲜卑装,双手合掌、侧面向中央。右侧雕1僧7女供养人。显示出对称的布局。②、供养人数对称,但僧人与供养人的配比左右不同。以11—(21)为例,位于东壁盝形龛下,中雕博山炉,雕饰华丽。左侧前2位为僧人,双手捧物供养,后雕8身鲜卑男性双手合掌。右侧雕8身僧人,前2身双手捧物、其余6身袖手,后2身为鲜卑女性。③、左右人数不对称。以11—(53)为例,左侧雕2身鲜卑男性,前后留有空白。右侧雕2僧2鲜卑女性供养人。④、出现僧人+供养人+力士的供养组合关系。以16—(7)为例,化生童子双手高举博山炉于头顶。左侧雕2僧4鲜卑男性供养人,其后雕一力士、双手托举龛座。右侧雕2僧4鲜卑女性及力士,左右对称统一。⑤、纯僧人供养行列。共有7组。组合形式有多种变化,沿袭胡跪式供养,出现僧人+力士的组合。16—(9)龛下的供养僧人身后各雕1身托举力士像,且形体健硕。16—(10)中雕化生童子双手举博山炉。两侧各雕3僧供养。其后各雕2身力士像,他们回头顾盼,双手奋力向上举起,双腿跨步,生动活沷,其形态与司马金龙墓石棺床上的力士像极为相近


⑵、中雕博山炉,供养人男左女右雕刻。存18—(17)一例,雕轮廓或未完工。说明这种形式已被其它形式所取代。

⑶、中雕铭刻石,两侧雕僧人+鲜卑装供养人(图5)。是流行样式,现存22组。铭刻石的雕刻显现了浓郁的汉风,且有取代博山炉的趋势。出现了榜题与僧+供养人+狮子的新样式。僧人出现手托宝珠、长柄香炉的造型,极大地丰富了供养形式。有以下不同的表现形式:①、供养人数左右对称。是最基本的形态。共有10组,以11—(39)为例,位于南壁明窗东侧最上层圆拱龛下,左右各雕2僧2供养人,男女对称分列。②、供养人数相同,但僧人与供养人的配比左右不同。以11—(35)为例,位于南壁中部盝形龛下,铭刻石为纵长方形,左侧雕4人,首位僧人,一手托博山炉、另一手提香袋,后雕3身男性鲜卑人,右雕4身女性鲜卑供养人。③、左右人数不对称。以11—(25)为例,铭刻石为横长方形,两侧的供养人特别是前4位僧人供养前出现通底的榜题预留(或许表现的是一种间隔),其后雕8身著鲜卑装的供养人前有短册榜题。右侧已被后世泥塑遮挡。这种形式显然受汉代画像石雕刻的影响,反映了北魏云冈太和以后社会提倡汉化的历史。从左侧看与太和七年题记龛存有打破关系,其时间应晚于太和七年,因此僧人的袈裟绕臂下垂后呈飘逸状,有汉风之影。④、出现多层供养。以11—(26)为例(照片3),位于东壁南侧上层“太和七年碑”左右。该组供养人共有3层(或4个小层),左右各雕数量不等的供养人像,男左女右分立。僧人雕刻较高大,显示其显赫的宗教地位。且有明确的纪年,为分期断代的提供可信的依据。⑤、出现僧人+供养人+狮子的供养组合关系。以18—(3)为例,中雕方形铭刻石,两侧各雕3身供养人像。首位为僧人,后雕著鲜卑装的供养人,男左女右分列。最后雕一只雄狮。⑥、男女位置出现对调。这种样式仅出现在第19窟附1窟中,男女位置互换,也许是工匠有意为之。19—1—(4)位于壁面下层,铭刻石两侧各雕3身供养人,在僧人引导下供养,只是左侧雕为女性,右侧雕为男性,与一般惯例不同。⑦、单纯的僧人供养。存有7组,可见僧人供养是当时流行的趋势,首位僧人手执博山炉或长柄香炉、或与狮子构成组合,反映了平城地区佛事活动的盛行及僧人较高的社会政治地位。出现了五体投地式供养形式(图6),十分虔诚。13—(9)在铭刻石两侧各雕一只蹲狮,狮后雕2身僧人,左侧首位双手执长茎莲蕾,右侧首位双手执莲花式长柄香炉(图7)。假如这真是一只莲花式长柄香炉,则开创其样式的先河,对唐代的长柄香炉有直接影响。该列组合出现了狮子+僧人的新样式,别具一格。17—(2)位于第17窟明窗东壁(照4)。由于发愿人为比丘尼惠定,因此两侧的供养人均为僧尼,其造像内容与愿文中所述相同“造释迦、多宝、弥勒像三区”表达了自己的诉求。有意思的是该碑文并未刻满,留了大半部空白,是什么原因使身患重疾的惠定在此追刻佛像又没有将自己的愿望刻满碑面,是工匠的疏忽还是另有隐情,不得而知。第11—(31)中左侧2位僧人,前者手执长柄香炉,后者手捧博山炉(或摩尼宝珠),右侧首位双手捧供品呈供养状,仅有4人的供养行列,其中有3人手中捧物,供养之虔诚令人感慨。


⑷、中雕铭刻石,两侧雕供养人。现存5组。以11—(50)为例,左侧雕4身男性鲜卑供养人,右侧雕4身女性鲜卑供养人,最后1身只有线刻轮廓,十分简单。反映了平民的供养形式。

⑸、双层供养人。这是新出现的一种供养形式,均位于龛下。现存3组,表现各不相同,富有创意。以11—(55)为例(图8),下层雕7人,以双手合掌者为中心,均头梳逆发,袒胸鼓腹,下着裤,跪姿各异,双手上举托上层隔板。上层以著鲜卑装供养人为中心,男性右手举博山炉,左臂屈肘置于腹间(或手提香袋),身后有3身头梳逆发的供养人,一手上举一手置胯上或腿上,姿态自由。右侧首位为著鲜卑装的女性供养人,双手捧圆形供养物,与男性供养者相响应。之后的2身头梳逆发者与前述相同。这样的供养人雕刻在云冈石窟仅此一例。第11—(52)的下层以方形铭刻石为中心,两侧各雕3身供养人,首位均为僧人,后2身均著鲜卑装男左女右分立。上层的供养共8身,均头梳高髻,斜披络腋,双手合掌,中间的两位线刻头光,显示了不同的供养身份。




⑹、窟壁四周下层供养人。

这是供养人雕刻的新形式,雕在窟内四壁的最下层,以窟内主尊造像为供奉对象,显示了开窟造像的整体性以及功德主极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涉及第1567910137座洞窟。第7窟后室四壁下层应该是出现时间最早的一组,但风化严重。第910窟隧道中的两组造像均位于北壁,手中持长茎莲花。第1窟东壁残存的供养人著汉装,是北魏政治制度改革在石窟中的具体反映,可惜风化严重。对研究北魏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13窟内下层的供养人是目前保存相对最好的,特别是南壁窟门两侧的造像(图9),共计14身著鲜卑装的男性供养人,高度在1.5米左右,他们面向窟门,形成以窟内主像和窟门为轴的供养中心,这样的雕刻仅此一例。应该说,窟内四壁下层出现供养人的洞窟,基本上是按统一规划完工的。这种形式,一直延续到北魏晚期、甚至影响到周边的其它石窟。


⑺、特殊的供养人行列。情况较为复杂。有以下几种情况:①、有打破、破损、风化情况的存在,使原有造像布局发生变化。②、特殊的人物造型。11—(22)位于东壁第3层第3单元下层北龛,须弥座前正中雕童子双手托举博山炉,两侧各雕2身供养人,头梳高髻,著通肩式大衣,双手捧物于胸,胡跪式。身后雕一狮子。这样的造型如果不是出现在此位置,可能会定名为供养天人。11—(56)与11—(57)是相邻的两组佛龛下的供养,二龛造像内容与布局相同,均在交脚菩萨脚侧各雕1名弟子胡跪供养,龛外两侧各雕3身著鲜卑装的供养人,男女分列。13—(4)位于东壁中层盝形龛下,座前正中雕横长方形铭刻石,两侧上部雕莲瓣纹,下部的供养人均雕为跪式(坐式?),左侧首位还托举博山炉。可惜的是原雕刻太小、不清晰,下部还被下层佛龛打破。出现五体投地式供养形式。佛龛均较小,供养人位于龛下。13—(10)的供养人位于龛座下铭刻石两侧,而13—(12)则雕于佛龛下四足方座内、博山炉两侧。③、不同位置上的供养人雕刻。一是龛柱上雕供养人、均位于第13窟。13—(13)位于东壁上层,圆拱龛置于千佛龛间,龛柱上分别雕男女著鲜卑装的供养人形式,取代了原来的菩萨或力士像的位置,说明其身份地位相对较高。13—(18)位于南壁明窗西侧(照5),与另一圆拱龛并列,龛柱上各雕2身供养人像,内侧均为导引僧,外侧雕1身著鲜卑装的供养人、男左女右分列。龛下原本雕供养人的位置上,雕一排供养天人,头戴冠,上身斜披络腋,飘带绕臂而下,正中的2位,左侧者右手托盘底,左手拎香袋;右侧者双手执长柄香炉、上置一八棱形供器,造型十分奇特,是云冈石窟中仅有的一例。这种组合关系表达了强烈的供养意愿。二是佛龛外侧雕供养人。17—(26)位于南壁明窗东侧盝形龛外左侧,头部残,身躯保存完好,线刻,为鲜卑男性。11—(40)中供养人所在的位置,应该是胁侍(供养)菩萨,但在此刻了著袈裟的僧人供养像,说明该龛的功德主地位相对较高。利用机遇将自己的形象刻在龛外两侧,其中左侧像未完工,残存的粗坯判断,首位僧人手中所执为长柄香炉,更说明其地位的显贵。④、特殊的组合关系。13—(5)位于东壁第3层南段佛龛下(照6),方形铭刻石被凿,左侧雕1鲜卑男性+狮子+赑屃,右侧雕2僧+狮子+赑屃的新样式。特别是赑屃的出现,十分罕见。13—(17)位于南壁窟门东侧上层小龛下,铭刻石左侧雕2身鲜卑女性+狮子,右侧雕2僧人+狮子。没有出现男性供养人,也许此龛的功德主为女性。⑤、一侧雕像、另一侧剔平。现存2组,16—(3)位于明窗东壁下层,铭刻石左侧剔平,右侧雕1僧2鲜卑女性供养人。17—(17)位于南壁第3层窟门东侧,铭刻石左侧雕3僧呈长跪式,右侧则剔平。这种造像只有一侧,左右并不对称,应该是故意剔平,背后有我们不知的故事。



2、供养人雕刻的分布位置。

此段的供养人雕刻多集中在没有按计划完成的洞窟内。按统一规划完成的洞窟中,供养人均雕刻在窟内四壁的下层,其它位置雕刻的供养人数量极为有限(且多为后期追刻)。从雕刻数量来看,西、南壁最多,东壁次之。北壁则雕在诵经道内。第1113窟是此时雕刻供养人数量最多的洞窟。

大型供养人行列首先出现在第78窟内,位于窟壁东、西、南三壁下层,表达了强烈的供养意愿。第910窟北壁的诵经道内出现几乎与现代人等高的供养人像,排列整齐有序,面向窟门呈供养状。

大部分供养人行列均雕刻在佛龛下,个别雕刻在佛塔基座或周围,表现了起塔供养的历史史实。首次出现供养人置于佛龛龛柱位置上的情况,虽然仅有2例,但值得关注。

3、造像组合。

这一时期的供养人雕像与前期相比数量明显增加,其造像组合沿袭了前期的形式,新出现单纯的僧人供养行列、僧人+世俗供养人+狮子的供养形式。也有个别将狮子雕刻在供养人的前位,出现狮子+僧人的组合关系。

以博山炉为中心的供养行列中,以导引僧+世俗供养人的雕刻所占比例最大,新出现僧人+世俗供养人+力士的组合、单纯的僧人供养行列、僧人+力士的组合、跪式或五体投地式供养人的组合关系。供养人行列中出现不对称的表现方式。

以铭刻石为中心的供养人行列的造像组合基本同于以博山炉为中心的。到太和后期,以铭刻石为中心的供养行列形式逐渐取代了以博山炉为中心的表现形式,说明平城地区汉化程度的不断深入。同时这种以铭刻石为中心的形式,因其有明确的纪年,对于佛龛开凿的具体年代可谓是一个标准样式。同时也为我们判断功德主的身份有所帮助。

出现双层供养的新形式。集中在第11窟内。出现的大体时间应在太和十年颁布服制改革后到十八年迁都洛阳前这一段时间内。

4、供养人服饰。

僧人袈裟的样式沿续了前段的半袒右肩式,同时大量地雕刻为搭肘式,与佛像的服饰大体接近,只是雕刻相对简化。

男性世俗供养人:身躯变魁梧,服饰样式基本同前期,但上衣明显加长,呈现出时间越晚上衣越长的趋势。裤腿变肥,已不见前期那种细长腿的雕刻,取而代之的是宽腿裤或小口裤。女性服饰:上衣明显加长已过膝下,甚至更长,裙子露出部分越来越短。或许在稍晚的时候出现鲜卑装与汉装共用的一个时期。

5、行列中间饰物。博山炉的样式依然流行,但呈减少趋势。方形铭刻石的雕刻大量流行,出现了有题记的铭刻石,为断代提供准确的文字资料。

6、手中持物:出现了僧人手持博山炉与长柄香炉的造像新样式,是当时佛教供养瞬间的真实描述。世俗供养人新出现执长茎莲花供养的样式。

三、第二期供养人图像的形式

494年北魏迁都洛阳,平城成为北都。由于政治中心的南移,导致大规模的石窟开凿工程告一段落。但滞留平城的达官显贵及僧侣信众,面对日益尖锐的阶级与民族矛盾,依然醉心于佛教,寄希望佛教能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因此云冈石窟晚期供养人造像雕刻除沿袭前期样式外,亦出现了一些变化。四壁三龛式及四壁重龛式窟形的流行,导致窟内四壁下层供养人雕刻的流行,新出现贵族(帝后礼佛图的雏形)供养行列的图像样式。

1、供养人图像的样式

从洞窟调查的统计数字来看,此段的供养人雕刻无论是组数还是造像数量都是最多的,初步统计现存供养人雕刻近200组,约占云冈供养人现存图像组数的55﹪。供养人图像雕刻大致有以下几种样式:



⑴、中为方形铭刻石,两侧雕供养人图像。是这一阶段流行的样式,造像组合有僧人+供养人行列、单纯的供养人行列2种。

就僧人+供养人行列而言,有3种不同的表现形式。①、僧人+汉装供养人。此类是雕刻、保存数量较多的一种形式,初步统计约有40余组。僧人作为导引僧位居行列首位,亦有2位出现;其后雕身著宽袖大袍衣的男女左右分列。行列中出现身高的变化、以此来表现供养者不同的身份。13—4—(1)位于东壁上层南侧圆拱龛下(图10),中雕方形铭刻石,左侧雕3身供养人,首位僧人,著袈裟。第2位男性,头戴小冠,身著宽袖大衫。第3位头梳双髻,个头较矮,显然是侍者。右侧雕5身供养人像,前2位一高一低均为僧人。后3身女性,头梳高髻,身著汉衣。双手合掌。②、僧+鲜卑装供养人。僧人居首位,其后著鲜卑装的供养人男左女右分列。个别僧人手中持有长柄香炉或博山炉,以彰显其较高的政治地位及显赫的宗教身份。出现男女位置互换的情况。位置大多居于20窟以东,多以补龛的形式出现。以11—(10)为例(照7),位于第11窟明窗东壁下层,方形铭石上有太和十九年题记,两侧各雕4身供养人像。左侧2位为僧人,仅雕出衣饰轮廓,首位前刻“比丘惠空侍佛”,第2位前刻“比丘道忍”字样,表明其身份。后2位为男性供养人,著鲜卑装。第3位前刻有“比丘田文连”字。北侧前2位为僧人,著搭肘式袈裟。首位前刻“比丘尼□子”,第2位前刻“比丘尼吉□□”,后2位为女性供养人,著鲜卑装。其中第3位前刻有“比丘周代”,第4位前刻有“比丘可道”。首次明确了位居男性前的导引僧为比丘,居女性供养人前的导引僧为比后尼,为僧尼身份的确认提供了依据。位于此龛之上的11—(11)龛中,导引僧手中托博山炉,以显其身份地位的高贵显赫。③、僧+女供养人行列。仅出现1组,是个案,也许功德主为女性。编号为11—(5)。位于中心塔柱西面圆拱龛下,方形铭石两侧各有供养人3身,首位为僧人,身材较大,手持物(或为长柄香炉),后2位为女性,头梳发髻,著宽袖衣。

就单纯的供养人行列而言,大约有5种不同的情况出现。①、著汉装的供养行列,男左女右分列。雕刻数量较多,反映了此时汉装为日常服式,说明北魏汉化政策的深入推进。以23—(2)为例,铭刻石两侧各雕3身供养人,左侧为男性,头戴小冠,著宽袖大衫,双手合十。右侧为女性,头梳高髻,著宽袖大襦、下著长裙。②、著鲜卑装的供养行列,依然遵循男左女右的原则。集中在第19窟及附窟中。以19—(2)为例,中雕方形铭刻石,两侧各雕1身著鲜卑装的男女供养人,服饰无细部描述。③、单纯的僧人供养行列。雕刻相对较多。以19—1—(2)为例,铭刻石两侧各雕4身僧人造像,首位手举博山炉,显示其较高的地位,也有可能此龛的功德主为僧团。④、单纯的女性供养行列。⑤、单纯的男性供养行列。

⑵、中为博山炉,两侧雕供养人。这是云冈石窟贯穿始终的供养行列形式。晚期雕刻中数量极为有限,有3种不同的表现形式。雕刻位置仅限于第1—20窟。①、僧+鲜卑装供养人。5—(15)位于第5窟南壁第4层西塔右侧下层圆拱龛下,正中雕化生童子双手托博山炉,两侧各雕3身供养人像。首位僧人,著袈裟。后2位男左女右分立,均著鲜卑装。②、僧+汉装供养人。有2组。11—13—(1)位于北壁下层,博山炉与人等高、且炉体浑圆。两侧供养人以导引僧为首,男左女右分列,均著汉装。19—1—(3)位于窟口右侧的复合龛下,博山炉样式与前述相近,只是形体较小。右侧导引僧手中托举供品,两侧均为男性供养人。③、单纯的僧人供养。16—(11)位于第16窟南壁第2层大龛下,是补刻小龛。正中雕力士双手托举博山炉于头顶,两侧各雕2身僧人侧向中央。

⑶、窟内四壁下层的供养行列,以北壁为中心或四壁各自为中心,最终形成以北壁为中心的供养关系。调查约有40多组,涉及15座洞窟。是这一时期较为流行的供养人样式。多座洞窟中出现贵族(帝后供养的雏形)供养的图像,开启大型帝后礼佛图的先河。①、以北壁为中心,中央雕博山炉,两侧供养人为僧+贵族(帝后)礼佛图。以32—15窟为例,虽然风化严重,但还可辨认。左侧供养人首位僧人,第2位较高大,第3位为其打伞盖。右侧残存打羽葆的图像。西壁保存相对较好(照8)。首位为女性,著宽袖短襦,下著长裙。第2位打伞盖,第3位执羽葆,二者均梳双髻,个头相对较矮。队列中还有打伞盖者,说明其供养功德主的身份地位较高。或许是帝后礼佛图的雏形。该类雕刻仅出现在此窟。②、以北壁为中心,中雕方形铭刻石,两侧雕僧+供养人行列,男左女右分列。这种组合关系雕刻涉及9座洞窟,所占比例较高。僧人出现手托博山炉或前伸的样式,表现了持物供养的场面。第11—16窟中不但在主要供养者身后出现打伞盖的侍者,同时人物前还雕有榜题。可惜风化不辨文字。应该是供养人具体身份的表现。第5—40—(1)窟中,铭刻石上有明确纪年为“正光元年”(520),为断定年代提供可信依据。另外第36—3窟出现变异,铭刻石两侧均为女性供养人、面向北方,形成以北壁为中心的供养关系。有可能该窟的功德主为女性。③、帐式龛下,中雕铭刻石,两侧雕供养人。此类样式中没有出现导引僧的形象,单纯男左女右雕刻。第34窟北壁中央铭刻石上补刻屋形龛,左侧首位男性手托博山炉,气宇轩昂,身后雕侍者打伞盖。第36—2窟出现双伞盖的形式,表明其身份更加高贵。第38窟是此类造像中的佼佼者,这是一座由世袭贵族吴忠伟为亡儿吴天恩“长辞苦海”、“腾神净土”而开凿的洞窟,因此洞窟内容丰富、精彩,龛下的供养人雕刻亦是云冈供养人雕刻中的精品(图11),表达了贵族供养的场景,豪华气派,是大型帝后礼佛图的浓缩版。


⑷、双层供养行列。发端于太和年间,迁都洛阳后开凿的洞窟中表现较多。均雕刻在佛龛下。①、上排为坐佛,下排雕供养人行列。31—(2)位于前室北壁窟门之(图12)上,上排左右各雕5尊禅定坐佛。下排左侧首位僧人,著袈裟,执长柄香炉,后随一位男性供养人,著汉装。右侧首位为僧人,其后跟随3身女性供养人。供养人呈现不对称的样式,突出了男性的社会地位。19—2—(3)局部残,上排雕一列千佛10龛,下排仅存左侧,首位僧人,第2位形体高大,随后的侍者执华盖、形体呈递减趋势。该龛有延昌四年题记,十分重要。有意思的是这种类型的雕刻,共有3组,上排均雕10尊坐佛,它的宗教意义有待探讨。②、上、下排均为供养人。有2种不同的表现形式。第1种以13—4—(4)为例,位于南壁立柱北面,均为男性,著汉装,双手合十呈立姿供养。第2种以40—1窟北壁为例,佛座下中雕博山炉,左右两侧各雕4身著汉装的供养人半身像,男左女右分列。下排位于佛龛下,中为方形铭刻石,左右两侧各雕著汉装的供养人,男左女右在导引僧的引导下供养。③、上排为供养人行列,下排雕力士托举。仅有一例,位于第35—1窟北壁。上排中为方形铭刻石,左侧共雕7身,前2位为僧人,第3位男性形体与僧人等高,随后的4位供养人,前2位为侍者,为第3位执打伞盖与羽葆,后2位为男性供养人。右侧为女性。出现双僧人并执伞盖与羽葆的侍从,说明其身份较高。下排雕一列力士像,现可辨5身,均呈下蹲式,双手奋力托举。双层供养形式的出现说明开窟的功德主,社会地位及经济实力均较强,为了供奉佛教,他们采用了不同于一般的雕刻形式。



⑸、特殊类型的供养行列。①、左右不对称。左右人数不对等或人物身份不对称。也许是工匠追求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②、多层供养人行列。仅存一例,位于第13—9窟的南壁,满壁雕6排供养人像,最上一排首位为僧人,著袈裟,其余均为著汉装的男性供养人,有可能是云冈供养人雕刻层数最多的一组造像。表现了强烈的供养意识。③、须弥座内雕供养人行列。有2组。3—6—(1)虽然风化,但造像轮廓清晰。中为铭刻石,首位僧人,之后男左女右分立,最后雕狮子。④、铭刻石中央雕1尊交脚菩萨像,左雕2僧人,右雕2男性供养人。仅11—(18)一例。⑤、五体投地+立姿供养人。位于第20窟北壁大佛左侧下部。线刻。⑥、第35—1窟的供养人雕刻十分罕见,北壁雕双层供养,上为供养人行列、下为力士托举。其东、西两壁的供养没有出现供养人,而以二象托宝珠为中心,两侧雕狮子与托举的力士,构成象宝+狮子+力士的组合,其力士与北壁下排力士相统一,是按计划有目的雕凿的。在此将象宝与摩尼宝珠相叠加,突出了佛的威力与象征。

2、供养人图像的分布位置

从统计来看,此阶段保存下来的供养人雕刻组数最多,多位于龛下,流行在窟内四壁下层雕供养行列的做法,并以北壁为中心,形成供养关系。从雕刻壁面来看,北壁较少,多集中在东、南、西三壁上。

3、造像组合。

此阶段基本沿袭前期的组合。仅有一组五体投地+立姿供养人的新造像组合关系出现,特别流行中为铭刻石,两侧雕供养人的样式。四壁下层的供养人,或以北壁为中心形成整窟的供养关系,或四壁各自为阵、中雕铭刻石,但人物形象均侧向北方,依然形成以北壁为中心的供养组合关系。

双层组合中,流行上排雕坐佛、下雕供养人行列,与前期的样式不同。

4、供养人服饰

僧人的袈裟已鲜见半袒右肩式,基本为搭肘式,大多袈裟的雕刻十分简化,无细部雕刻,显现了图案化的倾向。

男性供养人依然有鲜卑装的雕刻,但大多数为汉式服饰。汉装:首服以小冠、进贤冠为主。服装均为交领宽袖大衫及地、略呈喇叭形,露履。多数人物比例修长,加上无细部描述,因此衣饰细节不明。女性供养人的头饰较为丰富,贵妇中流行博鬓高髻,其余供养人大多梳高髻,侍者梳双髻。服饰亦为交领宽袖长襦、下着长裙,出现宽袖短襦的样式,长裙拖地、且向后扬。

5、行列中间饰物。方形铭刻石的雕刻是主流,这一时期,铭刻石流行纵长方形,而横长方形上题记雕刻保存的较多,有太和十九年、太和二十年、景明元年、景明四年、正始四年、延昌三年、延昌四年、正光元年、正光年间等,为断代提供准确的文字资料。偶有博山炉的雕刻,样式较为简单,基本上沿用了前期的样式,几乎没有装饰纹样。

6、手中持物:有长柄香炉、博山炉、长茎莲花3种,长柄香炉与博山炉没有出现新样式,基本与前期相同。

结束语

通过对云冈石窟供养人图像样式的分析得知:云冈石窟供养人与石窟开凿、主佛雕刻不是同时进行的,供养人的雕刻略晚于主像。其出现的时间大约在465年以后或470年左右,即云冈第一期向第二期过渡时期。最早出现于昙曜五窟中,在最初开凿的洞窟中,仅有主尊造像及壁面上部的千佛是按时完成的;中部以下的佛龛大多是主尊造像完成之后追刻的,因此供养人最早的图像形式是雕刻在佛龛下的。以博山炉为中心,男女分列左右。多以僧人为导引,同时也有单纯的世俗供养行列。以立式供养为主要姿态,同时出现胡跪式供养。世俗供养人均著鲜卑服,身材苗条,身躯微向前倾,显得十分谦恭。它的出现是当时北魏国势强大、佛教兴盛、文化繁荣的客观反映。

开窟造像是统治者借佛教的力量加强对国人思想统治的一种手段,皇帝是当今如来,礼佛就是拜皇帝。皇帝既是佛也是最大的功德主,他们不可能将自己屈尊成为供养人。因此供养人的出现是统治者逐渐放松对石窟开凿监管的一种表现。供养人的雕刻最初表达的就是信仰者礼佛、敬佛的一种供养形态,是将他们日常礼佛的形式与用具一同表现在石窟龛像中,因此供养图像简单、人物形象单一、雕刻缺少细腻。

公元470年到迁都洛阳前是云冈石窟供养人雕刻形式最丰富的一个阶段,多种形式、各种组合共同构成此时云冈供养人的特点,就雕刻位置而言,新出现了窟壁下层雕供养人的形式,反映了洞窟开凿的统一性与完整性。在大型洞窟中,社会上的佛教信仰者、达官贵人,利用统治者放松对工程开凿监管的间隙,开凿了数量众多的佛龛,同时雕刻了大量的供养人形象,以表达他们强烈的供养心愿。博山炉雕刻较早前样式更丰富,雕刻更精美,大多数的体量与供养人等高。新出现中央雕方形铭刻石的样式,保存有题记的铭刻石为分期断代提供依据。且呈增多趋势,有取代博山炉之意。

迁都洛阳后的平城,石窟大规模的开凿告一段落,但中小型石窟盛行,因此是云冈石窟供养人雕刻及保存数量最多的一个时期。图像再也没有前期那种形体高大的样式,而以30—50公分左右的形象居多。流行窟内四壁下层雕供养人的做法,出现贵族(帝后)礼佛图的新样式,多雕刻在窟内四壁下层、或双层供养形式中。以第38窟中的帝后礼佛图最为奢华及具代表性。

从石窟调查来看,供养人的服饰,由单纯的鲜卑服演变为鲜卑与汉服共用,到最后全部雕为汉装。这个过程正是佛教艺术中国化的过程,供养人图像的雕刻客观纪录了这一历史进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世俗供养人所著的鲜卑服最晚在太和十九年的题记两侧出现,甚至更晚还有。就云冈石窟雕刻的位置而言,晚期著鲜卑装的供养人形象均出现在第120窟间补刻的小窟小龛内,而西部开凿的洞窟中无一例著鲜卑装的供养人。从侧面说明北魏孝文帝进行的汉化改革在旧都平城进展相对滞后,特别是迁都以后,平城的政治地位下降迅速,很多旧贵依然坚守传统、沿袭鲜卑装,因为这种服装更适合北方寒冷、风大的自然环境。同时他们心有顾虑,因此选择在已有洞窟内或主窟附近的小窟内雕刻穿鲜卑装的供养人,而大面积新开凿的洞窟中则无。

云冈石窟供养人图像的形式对后世及周边石窟供养人的雕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山西省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研究课题《云冈石窟供养人图像调查与研究》2012KG29。课题组成员有李雪芹、员小中、崔晓霞、兰静、员新华。本文照片由员新华拍摄。插图由员小中、兰静承担。在此向课题组成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注释

1.关于云冈石窟供养人分期研究,另文发表。

2. 云冈石窟分期采用宿白先生的分期法。见《云冈石窟分期试论》发表于《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云冈石窟供养人的分期与宿先生云冈石窟分期存在时间差。供养人的第一期与宿白先生分期中的第二期相吻合,第二期与宿白先生的第三期相吻合。关于云冈石窟供养人分期将另文发表。

3.为了方便调查记录,在实际操作中,对每座洞窟中出现的供养人进行了统一编号,以洞窟编号+供养人分组的形式命名,如134—(1),表示的是第13窟第4附窟中的第1组供养人。

4.杭侃:《云冈第20窟西壁坍塌的时间与昙曜五窟最初的布局设计》、《文物》1994年第10期。

5.沙岭北魏壁画墓中出现墓主人夫妇坐于榻上,时间为太延元年(435)。云波里北魏壁画墓中的主人“分坐在独立的方榻之上,榻立面饰水波纹”。是北魏平城时期的墓葬。智家堡北魏墓石椁壁画中的墓主人并坐于榻上。推断其时间为迁都洛阳之前。由以上3座壁画墓中出现了方榻样式来看,与云冈早期石窟佛龛下的四足方座相似,可知是北魏平城时期流行的座式。

6.搭肘式佛衣(袈裟)是陈悦新先生提出的,见《58世纪汉地佛像着衣法式》,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6月出版。过去学界一般以“褒衣博带”或“裳悬座”来称谓此类佛衣样式。最初主要是描述云冈石窟太和中后期的佛衣,后使用范围扩大到形容南北朝时期的佛衣。此处的样式表示的是僧衣、与佛衣有较大距离,是一种穿着方法,袈裟一角绕右肩经腹前搭左臂后垂下。与太和年间宽博的佛衣样式不同,表现更为简单。

7.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大同石窟寨北魏司马金龙墓》,刊于1972年《文物》第3期。

[作者:云冈石窟研究院文博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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