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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第20窟原始窟形初探

殷宪 刘俊喜

殷 宪           刘俊喜
大同市职业技术学院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

云冈石窟第20窟,即世所谓昙曜五窟之最左面的洞窟,不仅在昙曜五窟中,而且在云冈石窟现存四十五个有编号的洞窟中,都是惟一的大佛而暴露于窟外者。过去,中外研究者都认为20窟与其他四个大窟一样,大佛原本是在洞窟中的,只是在五六百年后的辽代因地震或别的什么原因前壁和西壁坍塌而外露的。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起,这种成说开始为一些学者所怀疑。杭侃先生从第20窟西壁立佛残存的头光被两个尚余轮廓的小龛的打破关系,以及这两个小龛又明显带有云冈石窟第二期工程即太和年间工程的特征,从而指出:“20窟的西壁,应该在第一期西壁胁侍佛完成不久就开始坍塌了”。(1)从1995~1996年北魏太和十五年(491)所建明堂遗址出土后,人们将明堂周围辟雍河砌石的砂岩质地、特别是被称作竖向错缝与水平错缝相结合的累结方法,与云冈20窟台、阶的石质和砌法相对照,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云冈20窟前的台、阶及石墙是北魏时所砌,甚至与明堂同样都成于太和年间,而不是辽代补修石窟时所建。(2)从台、阶和石墙的累砌时间,人们不能不想到20窟前沿的坍塌时间及初期形制。
       我们认为,如果20窟初造时与昙曜五窟中其他四窟一样有前壁的话,那么前壁的坍塌时间应与西壁胁佛在同一时期。因为西壁那么大块头大佛的倒塌,势必会波及到前壁和前沿。或者还可能是前壁、前沿的坍塌造成了西胁佛和西壁的部分坍塌。而自和平年间的第一期开凿工程进行当中西壁和前沿坍塌后,20窟便被重新设计和改造成为一座龛形露佛大窟,或者设计者原本就是把此窟设计成一座有别于其他四窟的龛形大窟。正是因为这种龛形大窟在力学上不及穹庐形洞窟科学,从而导致其前沿崩塌而累及西壁及胁侍佛。

一、礼佛台的格局决定了20窟初期的龛窟形制
       在云冈所有洞窟中,真正有礼佛台〔过去人们都称其为石台、石墙,究其功用姑以此称之〕和踏步的只有20窟。另外就是第3窟,此窟有台有陛但不及20窟规范、典型。20窟前礼佛台呈凸字形,经实地测量,台石八层,高1.35米,东西宽12.55米,其中间是踏步,宽4.02米,两肩宽分别是,东部4.27米,西部4.26米。台面东部较深而规整,为2.86米,西部略浅且不甚规整,最浅处2.30米。踏步九级,除两边外,三阶二面,两两相间。底长2.86米,斜长约4米。礼佛台东西与窟前护墙相接,护墙石质和砌结方法与礼佛台相同。东部较长,先是八层与台同高,长5.9米,靠东则减为五层,想是后世所损,大约3.1米。西部护墙九层,比礼佛台和东部护墙高了一层,但长却只有3.6米。这就是说20窟前不仅是中部19.4米的开间,而且西起21窟东界,东至19窟西界凡27.6米的砌石都是北魏原物。如果当时有前壁,是窟室形制,窟前怎么会有这么长与窟体相连的砌石和台陛?
       那么这些砌石和台陛是如何形成的呢?
       第一,坍塌后加固改造。假令第20窟是昙曜五窟中首先开凿的洞窟,假令这个洞窟原设计为窟式形制,正如杭侃先生所言,因设计师和工匠们对武州山的地质情况特别是其开凿后的受力情况还不甚了解,洞窟尚未完全告竣便已塌损。西胁佛坍残了,前壁垮掉了,开凿者只好采取补救措施。西边业已残破的胁佛干脆凿去,而不另凿新佛。因为如果再向西重新凿佛〔当时西部诸窟尚未开凿,甚至连山壁都未斩修〕,势必破坏洞窟的平衡,致使大佛偏离尊者之位,于是只好改刻些小龛加以补救。前壁亦只能凿平残墙,随形就势,改成龛形。下部则垒石结台,一者加固,再者可供礼佛之用,也算是失之桑榆而得之东隅了。
       第二,礼佛台原本就是龛形大窟的一部分。从大的布局看,第18、19、20窟3个洞窟共处于一个斩齐的山体平面上,但是19窟形制颇为特殊。其窟门宽3.80米,向外呈簸箕状张开,南至山壁6米左右,向南张口至整体山面,东西宽17.5米。就像现在一些单位张开的大门。两个胁佛洞则分处于簸箕口的东西两侧。窟底面比现在云冈石窟的地平面高出4.2米,虽然佛身高仅8米,但头髻顶部高于20窟东胁佛(9.6米)而略低于主佛。主窟进深10米,其中佛座至门1.70—3.18米。10米的窟深,加上3.5米厚的南壁,有13.5米厚的山体可供雕造。这样既可雕成高16.8米高的主佛,而且可以在上部游刃有余地雕凿磨琢成几乎是圆形的穹庐顶。如果从南面的山体口算起,向北至主窟后壁,其深将近20米,这位尊者真可谓深藏其身了。
       比之19窟,20窟可谓浅处其表了。此窟北壁至南沿进深6.45米,加上窟南沿至南壁砌石0.76—1.1米,其深只有7.5米左右。实际上当初铲平的岩面还到不了砌石的南沿。我们在考察中找到了南壁几处未曾坍塌的原岩面。20窟南壁岩面尚可找到的最南点在东下部与19窟西耳洞相接处距东南壁角1.47米处,此点与可参照的砌石南沿相较,不是向外突出,而是向内回缩0.28米,而20窟东胁佛东下未曾坍毁的原龛壁比上指东南突出点又向北回收0.42米。这就是说20窟初始南界在与礼佛台相接的砌石内,而不是砌石外。即便是以南砌石为南壁外沿,7米多的进深,主佛占去约5.5米,剩余2米,地面占去1米左右,仅存的1米左右的距离绝难雕成前壁,更不要说顶部还须开成圆形或椭圆形藻井了。这样说并非主观臆断。调查中我们发现,在昙曜五窟有前壁的洞窟中,除上述19窟前壁厚为3.5米外,18窟是1.6米,17窟是1.97米,16窟是2.3米。按这样的尺寸,20窟雕不了前壁是显而易见的。于是便有了这样的可能:20窟最初的设计图纸就是龛形的,中间和左右的三世佛当初就是外露的。而其前方开阔、齐整、简洁、大气的礼佛台,包括设计新颖、做工考究,堪与平城宫太华殿、太极殿阶陛媲美的九层之阶,是与外露的大佛、大方精美而遍布千佛的龛沿相配套的。我们想,这样的台子是不是专为文成帝〔或文明太后和孝文帝〕佛事活动修筑的台陛呢?此种可能是存在的。
       我们再将20窟与18窟作一比较。18窟与20窟共处同一山面,山面只比20窟向南0.2米。窟门宽2.9米,进深7.45米,主佛立姿,体厚3.58米,佛脚至门3.87米,前壁厚1.60米。这样算来此窟自南壁岩面至窟内北壁也有9米,完全可以上凿藻井〔虽然是椭圆形的〕,下雕足以支撑窟顶的前壁和明窗。这是原本就设计为穹庐形窟的实例,这种窟形一般不会坍塌,更不会因坍塌而改变形制。
       综上述,云冈20窟无论是坍塌后改建龛形、加建礼佛台,抑或原本就是为方便帝后礼佛之便开龛形露佛窟和礼佛台,都是北魏开凿时造就的。我们今天看到的20窟露天大佛居所,应与1500余年前相差无几,区别仅仅是龛面和龛顶更残了,佛身更加显露了。

二、龛形窟是云冈石窟中的习见形制
       佛教信徒们开凿石窟,大抵与释迦牟尼在石室、石窟中修道成佛有关。《水经注》记下了法显和尚《西域记》中所及阿育王城附近的几处石窟和石室。小孤石山的石室在山头,“石室南向,佛昔坐其中”。耆闍崛山佛坐禅处,不在山头,而是“未至顶三里有石窟,南向”。佛修菩萨果并最终悟而得道,是在一处“西向”的石窟中“结跏趺坐”的。这些石窟、石室到底是什么样子,今天我们已经很难想见了。幸好《水经注》对文殊菩萨曾经居处的石室描述较详:“山下作石室,长三丈,广二丈,高丈余”。(3)石窟、石室实际上是被称作西天的天竺人居住的石洞穴和石房子。这些石壁窟室原本就无定式,窟高一点门小一些是穹庐形,洞浅而门大的是龛形。反映在石窟群这样的佛教世界里,也应该是多种形式的。以大同附近的几处石窟为例,献文帝坐禅的鹿野苑石窟以及云冈石窟西的鲁班窑石窟、吴官屯石窟、焦山寺石窟,因其体量较小,所以多为龛形窟,有的甚至是嵌在山体上的浮雕龛。
       在云冈石窟中,无论在窟外的崖面上,还是窟内的壁面上,大大小小的佛龛随处可见。除云冈石窟东部和西部的小形窟雕作龛形外,中部第13窟西部的几个附窟、第11窟的许多附窟也都是佛龛。最典型的是11窟壁外东侧,佛龛可谓层层叠叠,鳞次栉比,丰富多采。总体看这些龛佛属于二期略晚或三期的风格,但是其东沿中部却插入一座具有一期稍晚至二期早期风格的佛龛。细审龛中佛像,面部、手印、身姿与19窟西胁佛十分相似。而其面目、背光、衣纹与龛形则更像20窟大佛,这是不是20窟开凿之前工匠们在新斩的岩面上试凿的小样,反映“太安初,有师子国胡沙门邪奢遗多、浮陀难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都”,“咸遣工匠,摹写其容,莫能及难提所造者”(4)的蛛丝马迹呢?如果真是这样,20窟龛形的看法就落实了。如果不是当时工匠们凿刻的小样,就应当是后来、可能是太和后期的复制品了。倘若云冈石窟中真的存在后期复制或缩小复制早期大窟佛像,那就值得我们注意了。因为这种现象极有可能给研究者确定石窟开凿分期带来麻烦,换言之,单凭龛像风格分期就不够了。这是题外话,而且仅及此一例,还很难说明问题,姑存此备忘。
       在石窟内壁上,佛像多数是龛形的。龛在云冈石窟开凿时还被称为“庙”。第十一窟东侧上部太和七年(483)《五十四人造像题记》(因记前有“邑师法宗”题名,故亦称《邑师法宗题记》),有“是以共相劝合,为国兴福,敬造石庙形像九十五区及诸菩萨”之语。九十五区石庙形像、五六尊菩萨、五十四位供养人,清清楚楚地写照在壁面上。石庙形像原来就是石龛形象。龛就是庙,庙是什么?按照辞书典籍释义,《诗·大雅》 :“雝雝在宫,肃肃在庙。”这庙是“旧时供祀祖先神位的房舍”。《尔雅·释宫》 :“室有东西厢曰庙。”这庙“古代指结构完整的成套大房”。《晋书·何准传》 :“不及人事,唯诵佛经,修营塔庙而已。”这庙是“供祀神、佛或前代贤哲的房舍”。(5)
       这就是说,龛与窟、庙一样,都有窟穴、房舍的含义。那么20窟也可能像其他石窟及云冈石窟内外小形石龛一样是龛,是试作的一处大型龛。可惜这种试验并未达到预想的目的,因此后来再无效尤者。

三、关于昙曜五窟
       在讨论20窟形制时,我们涉及到了18窟、19窟以至16、17窟的形制和相关数据。在初步的考察、分析过程中,我们更觉昙曜五窟依然是疑云密布,有必要在专家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和引深。
       应当说,现在指第16窟至20窟为昙曜参与下有司开凿的五个石窟并命名为昙曜五窟大致不错。这也是中外学者多年来于云冈石窟研究中的一项重要成果。然而近年来也有研究者指出18、19、20窟主佛与16、17窟主佛有许多不一致、不协调的地方。宿白先生就将五窟分成了两组。18、19、20窟一组,16、17窟一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不同并从而产生这样那样的疑问呢?原因只能从开凿的时间和石窟的分期上去找,即相连的五大窟是否属于同期工程?
       这里不妨再将昙曜的话复述一遍:
       “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原名道人统)。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衔曜衣,时以为马识善人。帝后奉以师礼。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6)
       昙曜五窟不管是“复佛法之明年”即兴安二年(453)始凿,还是“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其为沙门统后始凿,也不管“昙曜白帝”是石窟开凿前的预想,还是石窟凿成之后的汇报,总而言之在昙曜参与下是开过五所佛窟。当然此项工程与“兴光元年(454年)秋,敕有司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十五万斤”(7)本非一事。与“师贤仍为道人统。是年(兴光元年),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论者以为纯诚所感”,(8)是否一事,也待做深入研究和考证的工夫。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文成帝复法之后佛事与皇权的结合更为紧密了,其重要标志即是石窟的大规模开凿和照着皇帝的形象铸金铜像、雕石佛像。但铜像是在五级大寺内,石像在不在武州山,也无明证。从现在掌握的考古和文献资料还很难断定云冈石窟现在命名的昙曜五窟就是以“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或“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的”帝王形象。如今大家都认同的五窟与五帝相比照的说法,实际上还只能是一种穿凿附会。
       但无论如何,18、19、20窟主佛的丰面慈颜,着僧祇支而右袒左衽的特征,与17窟主尊的菩萨衣冠、16窟立佛的清削面目,褒衣薄带并多少有些世俗化,体现着完全不同的创作主旨和价值取向。我们可以找出千条万条理由去解释这种不同,但这些不同与五窟对应五帝有何关系,迄今为止尚未找到令人信服的根据。16、17窟主佛的风格,也反映于窟内四壁诸佛龛。17窟明窗东侧的下部释迦、多宝并坐龛、上部的弥勒龛三像,有比丘尼惠定太和十三年(489)的造像题记在。而这三尊小像与主佛及窟内胁侍菩萨、供养天的相同风格,正好证明其为云冈二期作品。而16窟随处可见的体现太和特征的二佛并坐龛及东门壁颇为繁复的帷幔龛,更证明其雕刻时间在二期的后段以至三期,即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之际或以后。
       依着宿白先生昙曜五窟分为两组的思路再向前跨一步,我们在这里斗胆提出一个连自己都难以置信的看法:所谓昙曜五窟是不是18、19、20这三个窟呢?宿白先生说19窟是中心,既是中心就应处于中心位置。令人生奇的是,19窟并非三佛共处于一个单窟中,而是三佛三窟,各有所居。那么这三窟加上西侧的20窟、东侧的18窟,不就是五窟了吗?这样五窟的布局就出来了:19窟深进而居中,窟形,佛高16.8米,魏尺每尺以30.23厘米计,合55.6尺。两个附窟高举而对称,高各8米,加上高出水平面的4.2米,大体上在12.2米左右,合魏制41.01尺。东18窟,窟形,三世佛,与西之20窟处于同一山面,主佛高15.5米,合魏制51.27尺。西部20窟,龛形,三世佛,主佛高13.8米,合魏制45.65尺,如果加上台陛的高度,在50尺以上。这是北魏时的大尺长度,即使以中尺换算,也达不到昙曜所白“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的高度,更见其“白帝”为开凿前预想,极可能是在山体斩削以后。过去读到《释老志》“凿山石壁,开窟五所”总觉有点别扭。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想,昙曜向文成帝汇报时强调凿山石壁,是说已在武州山削山为石壁,并在石壁上开五座窟……那意思似乎是山壁已斩齐,方案已敲定,请皇帝认可这个设计。如果把18、19、20窟及19窟旁两耳窟看作昙曜“白帝”“开窟五所”的话,其布局较现指昙曜五窟更合理。最大的特点是对称,由中部向左依次是:窟最深佛最高、窟次深佛最低、窟最浅佛次高。向右也是这样。其次在教义上是统一的,五窟都是佛,而且都是三世佛,或各居其所,或共处一窟。在开凿时间上基本是一致的,五个窟都是第一期工程,造像风格统一,而16、17窟的形制和风格,感觉上总有些“隔”。我们还可以作一点生发,19窟会令人想到高深莫测、佛法无边。两侧胁佛与主佛的位置层次关系,是否有道法久远,亿劫不灭的意思呢?而东部的立佛、袈裟、千佛壁、弟子像,是否象征佛无处不在,善男子、善女人造像诵经、福德无量呢?20窟则更体现佛法和皇权的结合、交流、沟通、和谐相处、共生共荣。

(1)杭侃《云冈第20窟西壁坍塌的时间与昙曜五窟最初的布局设计》 ,《文物》1994年第10期。
      (2)王银田《北魏平城明堂遗址再研究》 ,《北朝研究》第2辑。
      (3)王先谦校:《水经注·水一》53~54页。
      (4)《魏书·释老志》第八册第3036页。
      (5)《汉语大词典》 。
      (6)《魏书·释老志》第八册第3037页。
      (7)《魏书·释老志》第八册第3036页。
      (8)《魏书·释老志》第八册第30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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