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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窟佛社造像最早出现于云冈石窟

李文生

——云冈第11窟《北魏太和七年邑义信士女造像记》探讨

一、北魏文成帝复兴佛教
       452年,文成帝即位,立即改变太武帝的政策,下诏书恢复佛教,诏书中特别强调佛教“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魏书·释老志》)。北魏朝廷把教化群众的任务委托给佛教僧侣,使复兴起来的佛教作为国家宗教而出现。文成帝恢复佛教的目的,显然是为了维护北魏政权,巩固鲜卑贵族的统治地位。于此同时,还下令诸州县各建佛寺一所,听凭百姓出家,重新修复寺院佛像。兴安元年(452),文成帝“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兴光元年(454)秋,又诏有司在京城(平城,即今大同)“五级大寺内,为太祖以下五帝(即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景穆帝、文成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魏书·释老志》),主张拜天子等于拜佛的欺骗手段,企图来缓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以消弱人民的反抗。文成帝还任昙曜为沙门统,统领全国佛教及僧尼事务,使他成为佛教复兴的领袖。文成帝和平元年(460),昙曜主持开凿了云冈第16-20窟(又名昙曜五窟),把“皇帝即如来”的北魏佛教传统思想造型化。昙曜还设立僧祗户(寺院的佃户)和佛图户(寺院的奴隶),以确保发展佛教事业的财政基础,又召集天竺入华僧人,大规模译经。北魏佛教自道武帝以来,深受尊崇,并被奉为国教。
       二、北魏佛教的社会性发展
       1、北魏佛社产生的时代背景
       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也是佛教信仰民族化和世俗化形成的过程。自北魏文成帝复兴佛法,经献文帝、孝文帝,佛教在京师平城及华北地区得以迅速蔓延。由于帝王、后妃、王公、贵族的狂热奉佛,建寺立塔,开凿造像,在平城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上既崇之,下弥企尚”(《魏书·释老志》),下层百姓竞相出家,信奉者与日俱增。于此同时,平城和华北地区出现了一种以一村、一族,或一城镇、一都邑或数邑,以在家佛教信徒为主和僧尼组成的、以造像活动为主的佛教信仰组织——“邑义”,俗称“佛社”。佛社产生和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北魏统治者基于自身利益而对佛教的大力提倡和扶植,以及佛教和佛教文化迅速向世俗社会广泛渗透和发展的结果。
       2、中国石窟佛社造像最早出现于云冈石窟
       根据目前我国石窟现存的资料来看,云冈石窟佛社出现的时间最早,为孝文帝太和七年(483),即第11窟邑义信士女等54人造石庙形像95躯的题记(以下简称《云冈太和七年造像记》)。10年后,即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北魏迁都洛阳,龙门石窟出现了佛社造像,即古阳洞孙秋生等200人造石像记。这是继云冈石窟之后规模空前的佛社造像记实。这两则造像记是中国石窟中佛社造像的最早实例。
       3、佛社起源于印度
       佛社起源于古代的印度。随着佛教的传入,佛社也传入了中国。昙曜《杂宝藏经》(亦称《杂法藏经》)卷五《外道婆罗门女学佛弟子作斋生天缘》中就有关于佛社的记载:“尔时舍卫国有诸佛弟子,女人作邑会,数数往至佛边,途伴之中,有一婆罗门女。······见诸女人共聚斋食。······婆罗门女言:今非月六日,又非十六日,为谁法作斋?诸女言:我作佛斋。婆罗门女言:汝作佛斋,得何功德?答言:得升天解脱。婆罗门女······生信乐心生欢喜,却后寿尽,得生天上,来向佛边,佛为说法,得须泥洹。”
       佛社自古代印度传入中国后,在中国由少到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步发展。北魏都平城时期,佛社处于初创阶段,迁都洛阳后,趋于全盛,隋唐时,则至鼎盛,五代北宋渐以衰微。华北广大地区现存的造像碑、石经幢,以及《续高僧传》、《颂高僧传》等佛教传记中,多有关于佛社信仰的组织(亦称“邑义”、“义邑”、“社邑”、“邑会”、“邑宜”、“邑仪”、“香火邑义”、“社”、“邑”)的记载,此不一一赘述。
        三、云冈石窟佛社综述
       《云冈太和七年造像记》位于云冈第11窟东壁上部。铭文从略。
       1、 佛社的名称和性质
       由《云冈太和七年造像记》可知,北魏平城时代,佛社称谓“邑义”、“义邑”和“社邑”。
       “邑义”中的“邑”,是我国古代县的别称,亦指城市(大的叫都,小的称邑)。这个“邑”,虽不是指的具体村镇、都邑,但却是佛社结合的地域基础。这里的“邑”,指的是某一地区内的一村、或一族,或指某一都邑域镇(如龙门石窟药方洞即有《北齐都邑师道兴造释迦二菩萨像记》),或指同一个邑(如龙门古阳洞即有《北魏邑师惠感维那乐惠率邑义造像记》),或指数个邑(如龙门石窟古阳洞即有《北魏邑主赵阿欢等三十五人造弥勒像记》,铭云“是以阙口赵阿欢诸邑三十五人,······造弥勒像一躯”)。总之,“邑”是带有某些地域(地缘)概念和地方色彩的。“邑义”中的“义”,指佛教中的佛法和道义,是信奉佛法和道义的僧俗的结义组织,因而义在一定程度上又带有结义、拜义、结盟的性质。在龙门石窟北朝的一些佛社造像记中,还把这种结义关系进一步加深,如在同一佛社的社人(或称社员)相互称为“邑义兄弟”(《北魏邑主赵阿欢等三十五人造像记》、《北魏比丘尼惠澄造像记》),即为具体例证。“邑”和“义”结合起来的意思,就是某一地区内以一村、或一族、或一都邑城镇、或同邑、或数邑,以在家的世俗佛教信徒为主和基层僧侣、官吏自愿竭诚的群众造像组织,并非全部居民都要参加。简而言之,其即同乡信仰佛教的善男信女们以合伙造像为主兼作佛事的联谊团体。
佛社,在敦煌北魏至五代时期,绝大多数叫做“社”,只有极个别的称“邑”;在龙门石窟北魏时期,佛社称“邑”最多,称“邑宜”、“邑仪”、“香火邑义”、“法仪”较少。
       2、佛社的组织机构
       据《云冈太和七年造像记》,该佛社有信士女54人,另有邑师5人。在造像记南侧(左方)刻有四行男供养人像(出钱造像的人),共17人;在造像记北侧(右方),也刻有4行女供养人像,自下至上第一、二、三排各刻10身,第四排刻7身,共37身,男女供养人合计54人。这54人中,信士(男居士)17人,信女(女居士)37人,在造像记里称这54人为“信士女”。信士女是指信仰佛教的在家男子和妇女,男的称信士,女的称信女,亦即通常所说的善男信女。造像记南边(左侧)刻有3身比丘立像,根据题刻的名字,依次为邑师法宗,邑师昙秀、邑师普明。造像记北边(右侧)亦刻有1身比丘立像,同南边的3身比丘立像形体大小相等,根据中国男左女右的传统习俗和佛教重男轻女的理念,应是一位比丘尼像。根据她所处的位置和形体之大,似亦为邑师。造像记南侧上部第一行供养人前边第1人的题刻为“邑师普音。如此看来,该佛社共有5个邑师。“邑师”,是佛社中有修养,德行较高的导师,即巡回于佛社(邑义)中宣传佛法教义,组织佛社活动的寺院比丘和比丘尼。有时亦称邑师为引导僧、教化僧,即领导迷惑的众生进入佛界之意。
       从《云冈太和七年造像记》可以看出,北魏中期佛社初创时期,佛社数量较少,规模不大,仅有59人,  其中信士女54人,邑师5人,不像北魏后期龙门石窟的佛社数量多,规模大,人数多,达二百人(如龙门《北魏新城县功曹孙秋生二百人等造像记》)。云冈佛社成员名称和职务分工也比较简单,佛社仅有邑师(亦叫都邑师)5人,其余54人全是世俗中信仰佛教的善男信女。而在佛社全盛时期的龙门石窟,人员多,分工详细,职务名称繁多,有邑主(包括副邑主、邑正、邑老),佛社的正职负贵人;维那(包括都维那),管理佛社各项事务的寺院僧官,其地位仅次于邑主,是佛社的副职;邑师(亦叫都邑师),巡回于佛社间传教的寺院法师,是佛社里通晓佛经文献,并经常向佛社讲经说法的人;比丘,佛杜中出家的寺院男僧:比丘尼,佛社中出家的寺院女僧;邑子,佛社中的社员;清信女,佛社中皈依佛法的世俗妇女;邑中正,操纵村镇、都邑中政权的豪门世族、地主官僚和有声望的乡绅士人,是佛社中的长者,也是佛社中出钱造像的供佛者;光明者,负责佛社灯明蜡烛者;典座(坐),负责佛社伙食、床座、杂物、清洁的后勤事物的寺院僧人;呗匿,管理佛社的音乐者;香火,负责佛社焚香、灯火者;供养主,佛像造好后,专门负责供养职务的人。在这些佛社名称中,以邑主,维那、邑中正等职为要职,他们是佛社的负责人;以邑子的数量最多,他们多是佛社中的下层贫民。
       3、 佛社的造像目的
      《云冈太和七年造像记》是记述皈依佛教的善男信女们为实现他们造像的目的而作的发愿文。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愿望:一是愿皇帝眷属“国祚永康,十方归伏”;二是愿“七世父母,内外亲族······若生人天,百味天衣,随意餐服。若有宿疾,堕落三途(按:指众生在生死轮回中所经历的路途,即地狱、畜生、饿鬼三恶道),长辞八难(按:难得见佛闻法,修行学佛的八种情况),永与苦别”;三是愿“同邑诸人,从今以往,道心日隆,戒行清洁,······生死永毕,佛性明显,······同第正觉”。
       四、《云冈太和七年造像记》佛社造像的文化意义
       1、佛社是寺院的外围组织和佛教存在发展的社会基础
       北魏中期,云冈佛社的产生和出现,是北魏佛教社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任何宗教都是以捕获广大信徒为目的的,否则将失去其存在的意义。从《云冈太和七年造像记》中可以看出,佛社中有寺院的法师参加,这就说明佛社与寺院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参加佛社的邑师,身为佛社的重要职务,是佛社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是通晓佛法、佛经、文献、并善于讲解的有学识的寺院僧人,是佛社的重要力量和支柱。寺院往往就是通过这些邑师等高僧的名分和威望的影响来团结僧俗大众的,并通过具有结义性质的邑义把他们组成造像的团体,向他们进行佛教说法,指导他们从事各种佛事活动。这就清楚地说明:佛社是佛教寺院的外围组织,佛社的广大信徒是佛教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
       2、佛社造像把崇佛和儒家忠孝思想合而为一
       从《云冈太和七年造像记》中还可以看出,佛社是上为皇帝等祈求“国祚水康,十方归伏”之“忠”和下为“七世父母”祈求来世幸福之“孝”相结合而造像,佛社就是通过造像把崇佛的信念和儒家的忠孝思想合而为一。换言之,即说明佛教向儒家调和与妥协以及佛教的进一步中国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向以忠孝伦理道德为中心,无论是社会秩序,或是家庭关系,无不是以忠孝伦理道德为基础。佛教传入这样的国度,为了发展,根据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就必须解决拜佛与忠君的关系、拜佛与孝顺父母的问题。北魏沙门法果首先解决了拜佛与忠君的关系。他主张拜天子等于拜佛,即帝王就是佛,礼佛就是忠君,为帝王造像就是崇佛。法果主张的“现在的皇帝就是现在的如来”的思想被北魏佛教长期的继承了下来。这样就解决了拜佛与忠君的关系,同时,孝的问题也就顺应解决了。云冈佛社造像以及现存的主要大窟的造像,可以说都是为北魏皇帝祈愿和为祖先祈福相结合而开凿的实例。同时也说明这一时期佛教及佛教艺术已逐渐接受儒家忠孝伦理思想的影响,开始与中国传统的思想相结合,以达到自身的存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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