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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初蔡元培先生对云冈石窟保护的关注

朱孟麟 2017-6-1

“云冈石刻 为世所珍严饬保护 而示来叶”——上世纪初蔡元培先生对云冈石窟保护的关注

去岁初夏时节,我离同飞抵上海,应邀出席6月6日开幕的“赵凯、赵璧如父女水墨作品展”。6月6日上午,在申城刘海粟美术馆贵宾室,我又一次见到了海粟大师的小女儿、国画家刘蟾老师。在愉快的交谈中,刘蟾老师回忆了访问大同的情景,特别是云冈石窟雕刻带给她的震撼,使她至今难以忘怀。同时,刘蟾老师也对云冈石窟在露天中如何保护表示了深切的关注和忧虑。我向刘蟾老师报告了大同两年多来的巨大变化和云冈大景区的综合治理工程情况。交谈中,刘蟾老师告诉我,上个世纪初,蔡元培先生和她的父亲刘海粟先生曾向政府和有关部门呼吁过保护好云冈石窟,使其免遭破坏。 我身在大同,关注云冈石窟多年,也搜集了诸多有关云冈石窟历史沿革的资料,在我的记忆中,从未听闻过蔡元培先生和刘海粟大师也曾关注过云冈石窟。我当即向刘蟾老师请教,从哪里可以找到相关资料,刘蟾老师告诉我,你可以从蔡元培先生年谱中去查找。


       数日后,我飞返大同,即从高平叔先生编纂的四卷本《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开始查询。在该书第三卷、第四卷中找到了蔡元培先生关于保护云冈石窟的三处有关内容。
  一、《蔡元培年谱长编》第三卷313页,时间为1928年12月16日,内容是:“商请行政院令行各省,保护各石窟古迹,如敦煌、大同、龙门,天麢(ling)山等。”此时,蔡元培先生的职务是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至于当时为何提出要商请行政院令行各省对数处石窟进行保护,其背景和原因因案头无相关资料,近年出版的《云冈石窟大事记》、《云冈石窟编年史》中均未见有关记载,详情不得而知。
  二、在《蔡元培年谱长编》第三卷376页上,则记录了蔡元培先生于1929年10月15日从南京发出的两封电报。第一封致阎锡山先生的电报内容是:“山西大同云冈石像,工程伟大,雕刻瑰奇;出龙门造像之前,集北朝美术之粹,久为世界有识者所称美。近闻被匪偷割,售诸市肆,名迹因以毁损,国宝日就消亡。我公关心国粹,扶翼文明,想亦同深愤惜也。务恳电令地方文武长官先行负责防护,并妥商永久保存之法,以维现状,而示来叶,幸甚。”第二封致北平古物保存委员会张继的电报内容是:“山西大同云冈石像,近闻被匪偷割,售诸市肆,国宝消亡,至深愤惜。除电阎公百川迅饬地方文武长官先行负责防护外,务恳贵会妥筹永久保存之法,以维现状 ,而示来叶,幸甚。”

       从以上两封电报内容中得知,1929年,云冈石窟曾经遭劫。《云冈石窟大事记》1929年、1930年及1931年条目也均对云冈石窟遭劫的情况有所简述。1929年7月11日,经调查,云冈石窟惨遭破坏,佛头损失了300多尊,卖价大洋三百元至一千年不等;1930年,上海某报刊文,大同云冈石佛为我国古代文化艺术之胜迹,从当年4月至8月竞被一些无知流氓将佛头凿下90余尊后卖给了外国人及学术团体,至为痛惜;1931年,丰子恺先生游览大同,撰写了《云冈石窟》一书,并在书中列举了被盗凿的91尊佛头的洞窟的位置。据此看来,1929年至1930年期间,云冈石窟不止一次地遭到过人为盗凿的破坏。蔡元培先生一日内连发两封电报,致电山西最高地方长官阎锡山先生和北平文物保护单位的有关人士,恳求妥筹对云冈石窟的永久保存,事出有因。那么,从1929年至1930年期间,云冈石窟的佛像被何人所盗凿,到底丢失了多少尊佛像?《云冈石窟编年史》1929年条目中,当年古物保管委员会常惠先生对云冈石窟佛头被盗事件的调查报告《云冈石窟之厄运》一文较为详细地统计出被盗凿数为91尊;赵邦彦先生《调查云冈造像小记》则统计了137尊被盗凿的佛头;而付振伦先生《雁北考古日记》统计的被盗凿的佛头竞达300多尊。我认为常惠先生的调查结果91尊应为准确数字。盗凿者中即有外地军队中的副官、士兵,也有古董商和当地百姓。


       三、1933年5月14日,由蔡元培先生任主席的中华(国)考古会成立。9月12日,蔡元培先生、叶恭绰先生、刘海粟先生就云冈石窟被当地守军因建房而毁损一事,以中华(国)考古会的名义,联名致电时任山西绥靖公署主任的阎锡山先生,电文内容如下:“太原阎百川先生鉴:各报载大同云冈石刻,为赵司令承绶部下毁损。以驰名世界古物,如此摧残,实堪痛惜!乞严饬保护复旧,不准侵害,盼甚。中华[国]考古会蔡元培、叶恭绰、刘海粟等叩。文。”
  该电文内容直指大同骑兵司令赵承绶。那么事实果真像蔡元培等先生在电文中所谈及的,是赵承绶的部下为修建云冈别墅而毁损了云冈石窟吗?九天之后的9月21日,阎锡山将调查结果以电报形式回复中华[国]考古会蔡元培等诸位先生,电文内容是:“咸[15日]参电计达。兹据派员复称:查勘云冈寺内外各洞石刻,均无新近毁损形迹。云冈别墅,在寺东侧,计房十间,亭一座;现修围墙,系由寺西山脚起石,并无损及石刻之事。据赵司令称:因云冈事迹,近年中外人士前往游览者甚多,惜均以该寺荒芜窄狭、无处休息为缺点,前年颜大使往游,议修旅社,由此动机,故筑数椽,并修通汽(车)路。原为爱护古迹,便利交通,何至反加毁损。报载已函请更正等语。查所称尚属实在情形等情,特电奉达。阎锡山。”
  从以上电文可以看出,阎锡山先生经过调查,认为赵承绶先生是为了方便游客休息而在云冈石窟东侧,具体的位置在今云冈石窟编号为第5窟前面的东南侧,修建了一处中国建筑形式的院落,包括十间平房和一座凉亭,名为名冈别墅。这座规模不大的院落支云冈石窟本身没有任何的破坏之举。阎锡山的电文在国内外发表后,误会消除并澄清了之前的不实之说,此风波随之平息。
  1934年7月,谢冰心夫妇(一片冰心在玉壶——八十二年前的云冈日记)、顾颉刚先生、郑振铎先生(《云冈》——郑振铎)等八位著名学者组成“平绥沿线旅行团”前往大同,他们参观云冈石窟时,便受邀居住在了赵承绶先生修建一新的云冈别墅中。39年后,1973年9月15日,一代伟人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先生参观云冈石窟时,也曾在云冈别墅中作短暂的休息。(周总理关怀云冈石窟)并在云冈别墅北屋外的台阶上共同会见了180多位中外记者。从1934年建成到今天,已有76年历史的云冈别墅的数间平房和凉亭,迎来送往了一批又一批到访云冈石窟的中外嘉宾。这里不仅留下了许多伟人的足迹,简朴的小院也见证了云冈石窟的历史变迁。

而今我们可以自豪地告慰被毛泽东主席赞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蔡元培先生、叶恭绰先生和刘海粟大师的是,1949年以后,为世所珍的云冈石窟已经得到了政府和人民最好的保护。特别是今天,千年皇都大同正在发生着六百年来从未有过的巨大变革,云冈石窟已成为全人类最珍贵的文化遗产。随着2010年云冈石窟大景区综合治理工程的竣工,国人引为骄傲的云冈石窟将以盛装出现在世人面前,无与伦比的云冈石窟将世世代代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言:“幸甚也”!


  庚寅初春
  二0一0年三月十二日凌晨于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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