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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飞来丈六观音——大同观音堂的传奇史

李尔山 2017-4-13

天上飞来丈六观音

——大同观音堂的传奇史

观音堂


观音堂在大同仅算一座小寺。可不,在一个城市及近郊四下列布着云冈石窟寺、大华严寺、善化寺、恒山悬空寺、应县释伽塔佛宫寺,等等"巨无霸"时,它怎么能夠"大"得了呢?但是,谁都不能因为它小而轻视它,或者忽略它。它以其谜一般的传奇历史,异见不休的碑石记载,和在佛教造像史上具有某种开创意义的巨大密宗石雕组合,开启着世人的好奇,摇动着游者的心旌。


建寺因缘

观音堂建在大同城西通往云冈石窟旅游专线北侧"佛"字湾的一座小山上。临河傍路依山,形势涵风养水,寺观雅致清幽。券涵高挑,山门在侧,门前一堵彩色琉璃龙壁,隔断红尘。这座寺的来历非常奇特。

佛字湾的摩崖石刻“佛”字


奇异的传说:观音堂所居之小山,史称水门顶。所临之河,史称武州川(灅水)。武州川水自西向东而来,到达水门,转向东南。夏水滂沱,飞流疾下,迂迴不迭,泛滥成灾。当此之时,山前穿越武州要塞,西出塞外的大道,便遭阻绝。因寺东河水转弯处,有一巨石形似蟾蜍,于是,山下民间盛传是巨石所化蛤蟆精作怪,如此代代相传,世世相因,不知过了多少年月。忽一年夏六月,又遇洪水漫滩,天上忽现观世音菩萨丈六金身,携左右胁侍,八大明王,自西天飞来,落于石门山上。从此,蛤蟆精之患消弥了。为了礼颂和拜祭菩萨镇妖消灾的圣迹,人们在此建起了观音堂,专祀大士。


奇怪的碑记:千万不要以为这是民间口头传播的无稽之谈,也不要以为这是今人出于某种目的凭空杜撰。观音堂的这个奇异来历是真正言之凿凿,为自明至清多块碑石所刊勒的。寺中所藏的明万历三十五年(1608年)《云中城西十五里观音古刹碑记》载:"云中城以西越十五里之遥,有观音古刹,流传原地名,虾蟆石湾。怪物数扰害其间,民用不宁,道路阻塞,金重熙年之六月又九日,忽大士现丈六金身,偕左右菩萨、明王,从秦万佛洞飞住水门顶山头。从此,妖魔降灭,地方寕谧"。又,清顺治八年(1651年)《重修观音堂碑记》中提及:"观音大士显灵丈六之石像......十大明王是从西秦远隅飞来,传云降灭妖魔于是处"。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重修观音堂碑记》则讲得更为祥细:"云郡城西十五里观音堂者,盖古刹也。刹东湾有石形似虾蟆。旧传物曾作祟,居民被扰,非一日矣。忽灵感大士发大慈悲,偕诸菩萨、十大明王,于金淳熙间自西秦万佛洞降临,现像山巅,妖乃降伏。人民顶感,移像于兹,遂建寺焉。"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这些碑记中疑窦重重。尤颇为让人费解者有三:1,诸碑统称观音丈六金身(清碑称石像)自西秦万佛洞飞来。万佛洞坐标不明,言之凿凿中包含着神乎其神的莫名其妙。2,寺中明明只有八尊明王,而清碑都称是十大明王,如睁眼白话。3,诸碑都称是金代建寺移像,明碑曰"重熙",清碑曰"淳熙",而查金朝诸帝年号,既无"重熙",也无"淳熙"。此三奇也。


奇特的造像:在2010年进行的大同古代雕塑普查形成的文论中,对于观音堂造像是这样描写的:“殿内正中,一尊6米高的观音立像,由全石雕成。......菩萨神态端庄秀丽,呈圣观音像;头饰花冠直达殿顶,宝冠正中有阿弥陀佛化佛;左手握拳,右手作说法印;身躯修长舒展,衣着华丽;雕工娴熟精密,通体镀金。......观音立像的两侧有2.8米和2.5米高的胁侍菩萨立像各两尊,面貌丰满圆润,神态虔诚恭敬。殿内东西两侧伫立(呈站姿)着八大明王。明王像高2.5米,手持法器,威武雄壮。这组佛教石刻密宗组合,经轨合度,丰姿伟仪,蕴含着大唐遗风”。


观音堂石刻菩萨像


所谓"观音丈六金身",看来名不虚传。然而,这样大的石雕像,出现在非石窟佛寺中,则是绝少之例。而且,像高殿矮,不成比例。在我国,供奉高大立像的殿阁一般有两种建筑样式:一种是量身定做,起专阁供养,如北京雍和宫大佛阁;另一种是建彻上露明造顶,留出高敞空间,如善化寺三圣殿。而少见观音丈六金身头顶天花之作。其余,四协侍、八明王、(加后世补入的接引菩萨、供养童子、菩萨化降妖神将、二护法,共21尊),挨挨挤挤,明显佛多殿小。

中国佛教造像史是一部先雕后塑的美术史。劈山开窟雕像多在唐以前,宋已是尾声。建寺筑殿塑像兴于南北朝,其后逐渐取代石窟。观音堂中这组大型石雕,若说其并非本地雕造,而是来自国内某个更早于观音堂的石窟,倒是更加合乎情理。

这样的寺,这样的殿,这样的像,这样的因缘,还不够奇特吗?


碑石辨析

观音法驾西来似乎无人置疑。但是关于观音堂建寺的时间,由于碑石记载多有歧意,争论也就难免了。大同本地学者依明万历碑中"重熙(辽兴宗耶律宗真第二个年号)",认为是辽代(1037年)所建,年号前的朝代可能是误置。而2010年应邀到大同帮助做古代雕塑普查的著名学者丁明夷先生(宿白先生弟子),则依清顺治碑中"淳熙(南宋孝宗赵昚第三个年号)",认为是金代(1180年)所建,而朝代后的年号是有意另置。两论相差143年。至于造像时间,则因事涉传说,均未作考证,随建寺而同论了。

丁明夷先生确定金代(1180年),是有他的理由的。他在文论中这样说:"西秦为十六国时期陇右少数民族国家,其地当为今甘肃南部靖远、榆中一带,清碑奉南宋正统年号淳熙(1--16年,公元1174-1189年),而不书该地金大定(1--26年,公元1161-1189年)年号,可以推断,观音堂殿中观世音及诸菩萨像,以及十大明王(误),应为金大定年间,自甘肃一带移至该寺的"。丁先生对于少数民族政权期间古迹创建年号的辨析,符合传统惯例,无可挑剔。但是对观音堂造像不作仪轨分析和风格评介,进而提出断代意见,仅以"移至"二字带过,似觉粗疏。这极易让人笼统误认这组密宗石雕为金大定年间作品,从而掩盖其价值。

首先必须肯定,这是一组完整(由主尊、协侍、明王、护法组成)的大型密宗组合石雕。佛教密宗自唐代"开元三大士"(金刚智、善无畏、不空)于公元8世纪初来华译出《大日经》等密宗经典、创立宗派起,正式进入中国汉地,称为汉密。由中国再传日本,称为东密。公元10世纪末密宗传入吐蕃(今西藏),称为藏密。三大派虽然部是密宗,但造像仪轨却有很大差别。如汉密奉胎藏界五智如来(五方佛),并以毗卢遮那法身佛为中心,而藏密则是以大日如来为主尊的金刚界、胎藏界曼荼罗。汉传密宗在唐时,以长安为中心发展非常迅速,到晚唐形成了独特的"唐密"系统。其中观音崇拜最为耀眼,达到如日中天的地步,圣观音成了汉地寺庙主供。唐密的过度泛滥是导致唐武宗灭佛的主要原因,其后在汉地便差不多销声匿迹了,所剩只有完全世俗化了的"白衣大士"和她的应世化身。到了宋代,四川柳本尊(峨眉山密宗大师)俏然兴起,称为"川密"崛现,代表着偏安一隅的"宋密"。宋密的造像因间接受到藏密的影响已与唐密有了很大区别。多奉所谓三大主尊:大日如来,千手观音和孔雀大明王(藏密也称孔雀佛母)。

特别应当注意的是,唐密和宋密在明王造像上有很大不同。明王是唯密宗所奉之偶像。密教认为,佛和菩萨都有自性轮身、正法轮身、以及教令轮身之分。自性轮身,即诸佛、菩萨真身;正法轮身,即诸佛、菩萨住于自性之法身;教令轮身,即诸佛、菩萨为了调伏"魔障"而显现的威猛忿怒之身。唐时,根据达摩栖那译《大妙金刚大甘露军拿利焰髻炽盛佛顶经》的仪规,主要体现为胎藏界"八大明王",是八位大菩萨显化。因此,“八大”便成了唐密明王造像的重要识别依据。唐武宗灭佛后,汉地"八大明王"造像已难觅踪迹(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出土捧真身菩萨莲座上所錾刻有"八大明王"坐姿像成了重要实物参照)。只有周边少数民族国家仍有建树,且尚存遗迹。如云南大理剑川石窟第六龛发现晚唐南昭国所凿八大明王(坐姿,当属密宗边缘分支"白密"造像),亦为全国所仅见。到了宋时,因法贤译出了《佛说幻化大瑜伽十忿怒大明王观想仪轨经》后,才有所谓"十大明王"造像现世,多以坐姿、蹲踞或骑兽的形式出现(未见有立姿)。如南宋赵智凤在四川大足宝鼎大佛湾所雕十大明王(坐姿,未完工元兵己到)。大足石刻起始时间,正好是丁明夷所说的那个正统年号"淳熙"。



观言堂的石刻明王造像


根据以上分析,大同观音堂这组以"圣观音"+"八大明王"为主要结构的密宗石雕组合,在仪轨上是属于典型的"唐密"遗作。而绝非"淳熙"时代的"宋密"现造。从造像风格看,呈现虔诚平静而远离世俗的特色(宋塑包括辽金塑具有明显的世俗化倾向),菩萨颊面丰满圆润,雕工精美,金装华丽,明王形象夸张,怪谲弛张,雄键巨壮,体现的也是唐代遗风。因此初步可以断定,这是晚唐或者更早,流布于我国甘肃南部的汉传密宗石窟造像。

这组石像中还有两位护法,可能是造成清碑把八大明王误为十大明王的主要原因(其中谜团尚未全解)。这两尊护法应为韦驮天和大功德天,技法与菩萨及明王比,相去甚远。丁明夷先生对此的解释是“观音堂十大明王像,两列各五身,前二者后代改为天王像。”为什么要把十大明王改为八大明王(而且不合宋以后造像仪轨)?在没有任何可考文字的佐证下,做出这样的结论,似有臆断之嫌。我考察了另外一尊石雕,即菩萨所化降妖武士(胯下置蛤蟆),其技法与二天王同拙。这三尊武士像,疑为观音等13尊石像移来时(或后世),为附会民间镇妖之说补刻的。


法源初考

该探讨一下"西秦万佛洞"的问题了。


西秦是"五胡乱华"时代,由鲜卑乞伏氏在中国西北建立的一个弱小政权,立国于公元385~431年,凡47年。其地据"丝绸之路"要冲,时属"五胡"之鲜卑,为"十六国"之一。先后建都苑川(今甘肃榆中县北)、金城(今甘肃兰州市西北)、枹罕(今甘肃临夏市)。公元431年被北凉所灭。后因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北凉,归入北魏,亦因魏亡而再度进入隋朝大一统。隋末乱世时,山西万荣人薛举在此揭竿造反,号称西秦霸王,占领陇西地区,随即称帝于兰州,年号泰兴。后为李世民所败,纳入大唐版图。唐以后,西秦之地渐次沦为西夏、吐蕃、北宋以及靖康后之金国,三方势力都不放弃的"三战之地"和谁都不能有效控制的"荒凉之角"。

然而,这个"三战之地"和"荒凉之角",却曾是佛教的隆盛之所。据《榆中县志》载,鲜卑乞伏氏时,曾供养玄高、昙弘、玄绍三位高僧为国师。东晋名僧法显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西行取经时,曾在西秦留住三个多月讲经说法。不过,在西秦佛教文化中,最引我特别关注的是,那个位置正好在西秦三都苑川、金城、枹罕之间的著名的炳灵寺石窟群。它的开凿时间比云冈石窟还早80年。炳灵寺石窟的雕造有两个高潮期:一个是在北魏,现存造像风格,与龙门同,多为“瘦骨清像”。再一个是在唐代,因武则天崇佛,并且自比未来佛祖。于是炳灵寺在更大规模的开凿中,形成了一个宏大的弥勒佛崇拜道场。


炳灵寺石窟


正是这个道场,成就了这座石窟一个响亮的名字:"炳灵"。"炳灵"在藏语中是"十万弥勒佛洲"的意思。这名是元代巴思八萨伽派藏传佛教进入西秦后才渐成口语的,此前,民间直呼为:万佛洞。而这三个字正是我苦苦寻找的。

在密教中,弥勒崇拜和观音崇拜都是非常盛行的。如藏密格鲁派黄教的两大转世灵童传法系统,一个是达赖系观音传法系统,另一个是班禅系弥勒传法系统。唐密的情况也是如此。这种现象的出现,和中国佛教密宗形成前以及形成初期,武则天的个人意志有很直接的关系。武则天极其崇尚密教,而且既是女皇又自比弥勒。这两种崇拜在当时的热烈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同时也可以想见,那时炳灵寺的密宗也会非常兴旺发达。由于地处僻远,即使是到了晚唐,当广大汉地的密宗之火被唐武宗扑灭之时,这里可能依然在燃烧。也大约是这个原因,使炳灵寺最早和藏传密宗的萨伽派发生对接。到宋代这里成为"荒凉角落"时,藏密便轻易深入其中了。



炳灵寺最大造像117窟弥勒佛坐像


这就是说,在这个时期,炳灵寺雕造像观音堂这样的石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而且恰恰只能是这个时期成就大同这份密宗缘。早于中唐,这里还没有密宗,不可能有这样的造像;晚于北宋,这里已经是藏密的世界,也不会有这样的造像;同时,若躲不过武宗灭佛,也就没了这份因缘。

丁明夷先生在另作中,谈及中国佛教密宗时说:“中国密宗自唐代‘开元三大士’传入中国后,到晚唐形成独具传承的‘唐密’系统。迨五代,两宋,又有四川‘川密’崛现。元代以后藏传佛教的‘藏密’盛传南北。宋元之际,遂有‘辽密'的文献和实物以填补空白”。这段话可以和我上述的分析及结论互证。

我比对了法门寺地宫八大明王、云南剑川石窟八大明王、以及大同观音堂八大明王,除剑川明王中有一尊"六足明王"不同(可能和白密的特殊供奉有关)外,其余都可按《大妙金刚大甘露军拏利焰鬘炽盛佛顶经》读出名字:金刚手菩萨现作降三世金刚明王,妙吉祥菩萨现作大威德金刚明王,虚空藏菩萨现作大笑金刚明王,慈氏菩萨现作大轮金刚明王,观自在菩萨现作马头金刚明王,地藏菩萨现作无能胜金刚明王,除盖障菩萨现作不动尊金刚明王,普贤菩萨现作步掷金刚明王。

西秦万佛洞找到了,石像也早在五代以前雕刻好了。剩下的问题比较简单了。无论是辽之重熙,还是金之大定(南宋淳熙)都应算当朝的盛世或中兴之世,而无论辽兴宗耶律真宗,还是金世宗完颜雍,又都是崇佛之主。他们以国家之力趁着西秦正处在谁也无法有效控制的"荒凉角落"之际,把炳灵寺的密宗石像移至西京大同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炳灵寺就在黄河渡口近旁,通过水路顺流而下,进入山西,并非难事(北宋及辽金当时于陇右采伐大木都走黄河水运)。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我赞同丁明夷先生的时间判断。尤其令我颇感快慰的是,观音堂石雕的材质是一种略呈暗红色的沙质岩,而炳灵寺位于黄河北岸刘家峡水库上游的一片丹霞山中。窟龛凿在南北长2公里的陡峭峻险的红砂岩悬崖上。我想这绝非巧合!


价值判断

综合以上的分析和推理我认为:

大同观音堂石雕,是一组非常完整十分罕见的汉传密宗组合群像。它是现在存世的最早的圣观音加八大明王大型组合石雕。而且是唯一的站姿明王组合和仅见的非石窟类佛寺中的石雕群。初步认定这组石雕,刻成于唐武宗灭佛后的公元9世纪后半叶到10世纪初,属于唐代密宗作品。这组雕像,于金大定时(1180年)移至西京大同,同时建观音堂供奉。石雕技法成熟健劲,意蕴丰厚饱满,体量高大庄严,是极为珍贵的艺术作品。


作者简介:

李尔山,1948年生,自幼酷爱绘画。曾任大同日报社总编辑、社长。在文史方面有《缘槐小筑论稿》《缘槐小筑文稿》《缘槐小筑诗稿》等著述。绘画方面侧重于人物画,近年创作的《中国古代名将谱》《文曲百星图》《智慧星座三十五》等,称誉于画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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