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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早期宗教发展简述

宣林 2016-12-02

鲜卑拓跋部,其祖先最初生活在大兴安岭北部,从事游牧射猎,还处于原始部落状态。经过几代的南迁,拓跋部逐渐壮大,成为中国北方一个比较强大的民族。在宗教信仰上,早期还处于原始信仰时期,天神、祖先及杂神交织在一起,比较杂乱。后来即信奉在原始信仰基础上逐渐丰富与发达起来的萨满教。在太祖道武帝定都平城后,北魏政权进入汉文化圈,并且有一部分汉族士大夫进入政权上层,如代人许谦、上谷张衰、清河崔玄伯、董谧、安定邓渊等。作为汉文化的传播者,他们势必会将汉文化扩大到北魏政权中去。故而又出现了佛道并奉的局面。

一、鲜卑拓跋信奉萨满教时期

一般认为,萨满教起于原始渔猎时代。生产力落后的古人幻想着以祈祷、祭献或巫术来影响主宰自然界的神灵,为人们带来繁荣和幸福,因而形成了最初形式的宗教。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萨满教,它是以“万物有灵论”为意识核心,无经文,无固定的祭祀场所,更无专业从教人员,是一种自发的非职业性质的原始宗教。

萨满教及其萨满教文化与原始狩猎生产密切相关,崇拜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祖神等。拓跋鲜卑从原始部落进入发达的中原地区,面临的问题甚多,以扩大疆域、确立统治地位为主要目的,未对宗教信仰做出明确规定。所以,在太祖道武帝时期,其原有的原始祭祀、萨满教信仰仍得以保留。主要有以下几种特点:

(一)“四月祭天”

《魏书·序记》记载,曹魏甘露三年(258),拓跋力微“迁于定襄之盛乐。夏四月,祭天”。登国元年(386),太祖拓跋珪“即代王位于牛川,西向设祭,告天成礼”(《魏书·礼志》)。天兴元年(398),太祖拓跋珪“定都平城,即皇帝位,立坛兆告祭天地”(同上)。天赐二年(405)“夏四月,复祀天于西郊”,这一次祭天甚是隆重,不仅“帝御大驾,百官及宾国诸部大人毕从至郊所”,还有“后率六宫”也出席了。仪式上,“女巫执鼓,立于陛之东,……女巫升坛,摇鼓。帝拜,若肃拜,百官内外尽拜。祀讫,复拜。拜讫,乃杀牲”,典型的萨满教祭祀仪式。“自是之后,岁一祭”(同上)。

 

拓跋鲜卑部落祭祀仪式表演

 

拓跋部落征战前祭祀

(二)祭拜“日月星辰、山川”、“祖神”

天兴二年(399)正月,“帝亲祀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为坛通四陛,为壝埒三重。天位在其上,南面,神元西面。五精帝在坛内,壝内四帝,各于其方,一帝在未。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一、太一、北斗、司中、司命、司禄、司民在中壝内,各因其方。其余从食者合一千余神,餟在外壝内”(同上)。这次祭祀,祭“天位”、“五帝”,“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一、太一、北斗”等日月星辰。天兴三年(400),“郊天。癸亥,瘗地于北郊,以神元窦皇后配。五岳名山在中壝内,四渎大川于外壝内”(《魏书·礼志》)。这次,把“五岳名山”、“四渎大川”也作为祭祀对象。同年,“立祖神,常以正月上未,设藉于端门内,祭牲用羊、豕、犬各一”(同上)。

 

拓跋鲜卑部落祭天仪式

(三)“多神崇拜”

多神崇拜,说明拓跋民族征服自然、认识自然的能力较弱。天兴二年正月的这次祭祀中,除祭“天位”、“五帝”、“日月五星、二十八宿”等日月星辰,甚至“司中、司命、司禄、司民”等杂神,以及“其余从食者”,居然“合一千余神”!永兴四年(412),“(明元帝)立太祖别庙于宫中,岁四祭,用牛马羊各一。又加置天日月之神及诸小神二十八所于宫内,岁二祭,各用羊一。后二年,于白登西,太祖旧游之处,立昭成、献明、太祖庙,常以九月、十月之交,帝亲祭,牲用马、牛、羊,及亲行貙刘之礼。别置天神等二十三于庙左右”(《魏书·礼志》)。泰常三年(418),“又六宗、灵星、风伯、雨师、司民、司禄、先农之坛,皆有别兆,祭有常日,牲用少牢”,“山川及海若诸神在州郡者,合三百二十四所,每岁十月,遣祀官诣州镇遍祀”,“王畿内诸山川,皆列祀次祭,各有水旱则祷之”。多神祭祀泛滥到极致。

 

 

拓跋先祖发源地——大兴安岭北段嘎仙洞


嘎仙洞内石壁上遗存的拓跋部落祭祖祝文(公元443年,即北魏太平真君四年)

二、 崇道礼佛时期

随着北魏政权的稳定和统治范围的扩大,拓跋鲜卑的早期萨满教信仰逐渐进行着汉化。天兴元年(398)冬,“诏仪曹郎董谧撰朝觐、飨宴、郊庙、社稷之仪。六年,又昭有司制冠服,随品秩各有差,时事未暇,多失古礼”(《魏书·礼志四》)。董谧作为汉族士大夫,他所制定的礼仪当然以汉礼为依据。所以,在当年的祭祀时,便提到“祀天之礼用周典”。当时社会动乱,政局动荡,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异常尖锐,人民大众苦不堪言,都想从宗教所描绘的天国世界中寻求慰藉。同时,统治者也想靠宗教来麻痹、愚弄人民,达到其长治久安的目的,故而大力推广弘扬。佛、道二教在北魏均有发展。

(一)道教介绍

    道教产生于东汉后期,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创始人为张陵。它以五斗米道和太平道作为其活动的实体出现为标志,以《太平经》、《周易参同契》和《老子想而注》为道教信仰和其理论形成为标志。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上层道教形成并得到统治者正式承认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道教处于一种各行其是、又各自对原有道教进行改造的时期。北魏道教大致有天师道和楼观派两支。天师道在北魏全国通行,它把原始道教的丹鼎派与符箓派合二为一,把民间道教的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的鬼道与上层贵族化的天师道的仙道合为一体。楼观派在孝文帝之后开始发达,“道观之称,初用于北朝”,楼观派用“观”名其教,从北魏开始。

1、北魏早期的道教

拓跋鲜卑贵族接触道教,据《魏书·释老志》所说,也与佛教一样,是沙漠汗“入宾于晋”之时,“姿神奇伟”的从者务勿尘“登仙于伊阙之山寺”。北魏初期,中原北国流行天师道,俗称五斗米道(因入道之人必须交纳五斗米而得名)。北魏开国皇帝太祖拓跋珪,虽戎马倥偬,也颇好黄老。《魏书·释老志》载:“天兴中,仪曹郎董谧因献服食仙经数十篇。于是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炼百药,封西山以供其薪蒸。……而炼药之官,仍为不息。……”。又云:“太宗践位,遵太祖之业,亦好黄老”。

2、北魏道教的发展

始光初年(424),道士寇谦之到平城献经,“时朝野闻之,若存若亡,未全信也。崔浩独异其言,因师事之,受其法术”(《魏书·释老志》)。司徒崔浩拜谦之为师,并上疏世祖拓跋焘,盛赞其事。世祖本有仙化之望,又赞赏寇谦之辅佐北方太平真君之说,遂信其术,“使谒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岳,迎致其余弟子在山中者。于是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同上)。并迎请寇谦之弟子40余人入平城,“遂起天师道场于京城之东南,重坛五层,遵其新经之制。给道士百二十人衣食,齐肃祈请,六时礼拜,月设厨会数千人”(同上)。太平真君三年(442),谦之奏曰:“今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静轮天宫之法,开古以来,未之有也。应登受符书,以彰圣德”。于是,世祖太武帝以太平真君之名,亲至道坛,受符箓。“备法驾,旗帜尽青,以从道家之色也。自后诸帝,每即位皆如之”。在太平真君六年 (445)“太武灭佛”事件后的一段时期,道教基本上已成为北魏“国教”。

3、寇谦之清整道教

北魏初年道教虽已流行,但是比起佛教来,影响甚小。沙门法果的“拜天子即礼佛”理论迎合了统治者需要,被统治者所瞩目。而当时的天师道,还是流行符箓服饵之术,组织、教义杂乱无章。只有对其改造,才能适应封建统治者的需求。道士寇谦之改革道教,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展开的。

寇谦之(365~448),北魏时上古昌平(今属北京市)人,字辅真。谦之“早好仙道,有绝俗之心。少修张鲁之术,服食饵药,历年无效” 《魏书·释老志》。后来跟随道人成公兴入华山修行,后又入嵩山。神瑞二年(415),谦之编《云中音诵新科之诫20卷,号曰“并进”,称该书为太上老君所赐。又托言太上老君授予其“天师”之位。随后,“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大道清虚,岂有斯事。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练”(《魏书·释老志》)。423年(泰常八年),又编《天中三真太文录》60卷,号曰《录图真经》。他以这两部新经为依据,全面展开了清整道教的步伐。

寇谦之清整道教,其修道内容和方法基本有以下几点:(1)除去“三张伪法”和旧规。摒除了以前叩头思过、画符驱邪等低级成分,重点放在充实教义和自身修行上,并制定新的教诫教规。(2)反对男女合气交接之术。坚持老子“好气养精,贵接而不施”的主张,反对张陵的“混气之法”,使道教逐渐摆脱愚昧,向较为精致的宗教神学方向发展。(3)礼拜求度为主,练气服食为辅。摒弃金丹派道教服丹成仙之说,把修行成仙提高到“心识”阶段,对道教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4)规定教徒可以在家立坛,朝夕礼拜。简化了修道形式,不仅给劳苦大众以极大诱惑,而且也为封建统治者所接受,加速了道教的发展。(5)兴建道场,制定帝王授箓制度。使道教与封建统治阶级的联系进一步加强。

后世将寇谦之清整后的道教称为“新天师道”或“北天师道”,寇谦之被称之为“寇天师”。

4、北魏道教对后世的影响

北魏道教兴盛的时间虽然短暂(从道武帝时期开始,至寇谦之清整道教,太武灭佛时达到顶峰),但是却发生了寇谦之清整道教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在中国道教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寇谦之吸取儒家五常观念和佛教的礼仪戒规,废除了违背儒家礼教的道教制度,制定了道教的规范准则,建立了比较完整的道教教理教义和斋戒仪式。对后世道教有着巨大影响。首先,寇谦之清整道教,使原本流传于民间的道教集团走上了政治舞台,道教亦成为可与儒释相抗衡的、被统治者认可的官方宗教。使之成为皇帝的御用工具,最终成为北魏的国教。其次,寇谦之清整道教推动了儒释道三教的融合,使落后的鲜卑族向先进文明靠拢,促进了北魏政权的汉化。总之,寇谦之的道教改革推动了道教的发展进程,在中国道教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拓跋鲜卑的迁移历程

(二)北魏早期佛教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印度,创始人为乔达摩·悉达多,被后人尊称为“释迦牟尼”。佛教在印度产生之后,就向其本土以外的周边邻国传播扩散。大约在两汉之际,经由中亚,翻越葱岭进入现在的新疆地区,然后沿丝绸之路向东扩散到中国辽阔的中原地区。此后,经西来僧侣的大力弘扬,加上中国封建统治者大力提倡和扶植,佛教在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华大地,扎根发芽,迅速成长,与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不断进行着抗争与融合,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体系。

1、佛教的传入

佛教传入汉地的时间,据《魏书·西戎传》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汉博士弟子《浮图经》。《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注引说:“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汉哀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随后,佛教在民间开始悄悄流行,并传到了贵族、官僚等上层建筑,甚至到达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层——皇室。永平十年(67),汉孝明帝“夜梦金人,项有日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祭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写浮屠遗范。愔仍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魏书·释老志》)。这样,佛教正式传入汉地,并得到政府的认可。汉孝明帝求佛之事,被正式作为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

2、北魏以前的佛教

西汉末年,社会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豪强地主大肆掠夺、兼并土地,失去生活希望的农民纷纷揭竿而起,以武力反抗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统治阶级内部分为外戚和宦官两大势力,为争权夺利而进行残酷斗争且愈演愈烈。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统治,大力提倡佛教,饱受战乱之苦、生活艰难的劳苦大众也希望从求神拜佛中解脱苦难,这正好给宣扬人生是苦、世事无常的佛教传播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到桓帝时,佛教已遍及皇宫内廷。桓帝喜好神仙方术事,在宫中祠老子浮屠像,设华盖座,以郊天乐祀奉。将佛陀与道教的“黄老之学”、神仙老子一并崇尚。桓帝后,也就是东汉末年,佛教已从东汉黄老之术中慢慢脱离出来,作为一种独立的宗教在社会上开始流传。

三国两晋时期,佛教继续向中国内地传播,在民间的影响也进一步扩大,佛寺在各地都有兴建,讲经、祭祀等活动进一步在民众中普及。最主要还是佛经翻译事业的发展,著名的翻译家有昙柯迦罗、昙天谛、支谦、康僧会等;所译佛经内容更加广泛,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但传译小乘禅数学和大乘般若学的佛经,还有《阿含经》,大乘方面的除《般若经》外,法华、华严、涅槃等部类的佛经几乎都有传译。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著名的朱士行西行求法事件。

西晋灭亡后,北部中国陷入了以匈奴、鲜卑、羯、氐、羌为主的少数民族建立的十六国混战中。天兴元年(398),鲜卑拓跋部的首领拓跋珪基本平定北方,定都平城(即山西大同),“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是为北魏。

3、北魏早期佛教的发展状况

“魏先建国于玄朔,风俗淳一,无为以自守,与西域殊绝,莫能往来。故浮图之教,未之得闻,或闻而未信也”(《魏书·释老志》),鲜卑拓跋部在中国北方一带活动时,依然流行各种杂卜巫术。从魏景元二年(261),拓跋力微派遣其子沙漠汗到洛阳与魏“和亲”,到338年什翼犍从后赵返回继代王位,经过这七八十年与中原的交往,鲜卑国君才“备究南夏佛法之事”。道武帝攻略河北、山东一带,“所经郡国佛寺,见诸沙门、道士,皆致精敬,禁军无有所犯”,“帝好黄老,颇览佛经”(同上)。天兴元年,太祖拓跋珪下诏推宏佛法,称佛教有“济益之功,冥及存没,神踪遗轨,信可依凭”。“是岁,始作五级佛图、耆阇崛山及须弥山殿,加以缋饰。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莫不严具焉”。并任用赵郡沙门法果,封其为道人统,“绾摄僧徒”,形成北魏早期的僧官制度。“不依国主,法事难立”(慧皎《高僧传·释道安传》),沙门法果将太祖拓跋珪当作“当今如来”,号召沙门参拜,名曰:“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魏书·释老志》)。

太宗拓跋嗣即位后,“遵太祖之业,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魏书·释老志》),以巩固其统治地位。

4、北魏的僧官制度

中国的僧官制度最早出现在北魏。道武帝为管理僧侣事务,设置“监福曹”,是国家对佛教的专门管理机构。并任命法果为“监福曹道人统”,“道人统”是国家任命的僧官。二者构成僧官制度的核心。文成帝时,改称“监福曹”为“昭玄曹”,“道人统”为“沙门统”或“昭玄统”,副职为“都维那”。中央僧官由皇帝任命。地方上设置“维那”、“上座”和“寺主”。孝明帝时,增设“州统”。到孝庄帝时,地方僧官系统日臻完备。地方僧官一般由道人统任命,重要的职位亦由皇帝任命。

随着佛教不断的发展,在各级僧官和佛寺的上座、寺主中,出现一批僧侣地主,他们以扩充佛寺和行佛事为由,不断侵占民田,并占有大量劳动力。典型的是“僧祇户”和“佛图户”的建立。“僧祇户”是专供僧曹谷物以备赈饥的民户,多是掠来的奴隶,地位很低。“佛图户”是专为寺庙充役和耕作的奴隶,全由判重罪者和官奴充当。“僧祇户”和“佛图户”的建立,加强了佛教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把僧尼推上了稳固的特权地位。

上层社会倾尽财力物力奉佛以谋求自身福业的同时,因穷困潦倒而流入佛教队伍的农民日渐增多。他们“假慕沙门,实避徭役”,大多成了佛寺的劳动力,但是仍受僧侣地主的剥削压迫。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这样,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沙门谋反事件。自孝文帝至宣武帝的40余年间,沙门聚众谋反8次。熙平二年(517)以后,再未发生沙门谋反。这与僧官制度的强化有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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