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讲坛

对云冈石窟深入调查研究的思考

王 恒

作为佛教艺术中最典型的大规模代表性作品,云冈石窟艺术无论在佛教意义的阐述中,还是在美术装饰设计的表现上,都反映了公元5世纪以前东西方文化艺术交流中所融汇贯通的思想品质和艺术精神。这种思想品质和艺术精神是人类艺术史中最积极向上和能够激励人们不间断奋进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不断地挖掘云冈石窟宝库中的珍藏,破译古人留下的重要“信息”,使之展示于世人面前,就成为历代古代艺术研究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这种被专业研究人员称为石窟考古调查的行为,100多年来从未停止过。现就历史上曾经对石窟的调查研究,和在前人基础上继续对石窟做出更加深入工作的问题,做一个直观性的思考,以引起足够重视。
        一、历史上对石窟的考察
        对云冈石窟进行现代意义上的考察活动,始于20世纪初,发展于30至40年代,兴盛于50年代至现在。一个多世纪以来,有太多钟情于云冈石窟的考察研究者,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使云冈石窟的调查研究工作,成为世界上大型石窟群中最为充分的一处。
        (一)初期的调查研究
        最早著文介绍云冈石窟的是日本学者伊东忠太,他1902年发表旅行记于《建筑杂志》189号,并讨论艺术源流于《北清建筑调查报告》之中。1906年发表《支那山西云冈の石仏寺》。云冈石窟随即引起人们的注意。之后,法国人沙畹于1907年来到云冈进行调查摄影,1909~1915年撰写《北中国考古图录》,在该书的卷二中,发表了最早的一批云冈石窟照片和解说文字。自此以后,研究云冈的著作陆续出版问世。如大村西崖《支那美术史•雕塑篇》,小野玄妙《极东之三大艺术》,松本文三郎《佛像之美术研究》,喜荣仁《五世纪至十四世纪中国雕刻》,关野贞、常盘大定《支那佛教史迹》等。
        中国近代学者调查研究云冈石窟艺术成绩卓著的首推陈垣先生,其1919年发表在《东方杂志》的《记大同武周山石窟寺》是中国近代石窟寺研究的奠基性作品。之后亦有叶恭绰、郑振铎到云冈的调查。1933年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著《云冈石窟雕塑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从建筑史角度对云冈石窟作了专题性的调查研究。此外,1922年留学回国的汤用彤先生,多年在所任职大学讲授中国佛教史,内容涉及魏晋南北朝佛教及其艺术。1938年,汤用彤先生整理出版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此书提供了关于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最可靠材料,提出了这一时期中国佛教史发展变迁的一般线索,还揭露了这一时期中国佛教史上某些重要的现象,一些篇目,如《凉州与黄龙》、《释玄高》、《太武帝毁法》、《昙曜复兴佛法》、《北魏诸帝与佛法》、《北朝造像》等,不仅对中国佛教发展研究,并且对云冈石窟和其他中国佛教遗迹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依据和线索。
        (二)日本学者的考古学调查及其影响
        1938年至1945年日本军队占领大同期间,由日本官方出面,组织由摄影、测绘、拓片、录文等各方面业务人员组成调查班子,对云冈石窟进行了长达7年的现场搜集调查。之前,参与这次调查的水野清一和长广敏雄等人于1936年春首先对响堂山石窟和龙门石窟进行了考察,为系统调查云冈石窟做了很多准备。在云冈,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取得了石窟主要大型洞窟的大量摄影负片、墨拓原件、测绘数据和文字记录。二战结束后,日本学者将这些调查材料带回国内,转入编写《云冈石窟》调查报告阶段,自1951年至1956年,先后出版了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以下简称水野、长广)合著的16卷《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调查报告》(以下简称《云冈石窟报告》)。此成果得到日本最高的“学士院恩赐奖”,并有当时内阁总理大臣吉田茂的祝辞和天皇的接见。作为20世纪中期的大型石窟调查研究成果,多卷本《云冈石窟报告》有其学术独创性和结构的合理性。该成果历经十几年告竣,其间经历了长期的现场调查工作,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做了充分的撰著酝酿。该书各卷以序章和终章的形式安排论文,从中国的石窟寺院概况、云冈地理历史环境、云冈发展史、云冈石窟开凿、昙曜和云冈石窟、云冈图像学、云冈的西方样式、云冈装饰纹样、云冈佛传故事、云冈调查概要、云冈石窟的谱系、云冈石窟开凿次第等方面做了论述,可以说此书是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国内外研究云冈石窟的集大成者。
        虽然水野、长广的《云冈石窟报告》因为受到当时的资料以及研究方法的局限,有的结论需重新审视;又由于时间所限而不可能全面记录石窟状况;更由于在战争结束后的仓皇回国,致使不少调查资料丢失,整个石窟群的完整性没有表现出来;还由于条件、设备简陋,表现在各项记录中有的内容显得较为粗简,如云冈石窟大量高浮雕作品,只可见正面测绘图而不见侧面测绘图等等。但50多年来,以日、英两种语言文字出版发行的多卷本《云冈石窟报告》,依然是世界上研究云冈石窟最权威性的著作,受到极大重视,并被世界上众多佛教石窟艺术学者所推崇,很多学术论文以此书为依据,对云冈石窟进行了不同侧面的探索研究。每每谈到云冈石窟,往往就会联系到日本学者水野和长广的名字,其影响不可谓不大。日本的后继学者还分别于1975年和2006年出版《〈云冈石窟〉续补第十八窟实测图》和《云冈石窟——遗物篇》,进一步增强了该书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
        (三)解放后的石窟调查研究
        1950年,中央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组成雁北文物勘查团,对山西北部的历史文物,包括云冈石窟进行调查。1951年2月文化部文物局出版了《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王逊的《云冈一带勘查记》,裴文中的《大同云冈石窟对岸之史前遗址》收录其中。由于这是首次由国家出面的文物遗址综合调查,具有重要意义。从此,云冈石窟的研究进入新阶段,
        60年来,中国学者在石窟历史、石窟分期、石窟图像学分类等方面取得较多研究成果。首先是《大金西京重修武州山大石窟寺碑》碑文的发现。《大金西京重修武州山大石窟寺碑》(简称《金碑》),系金皇统七年(1147年)夷门(今河南开封)曹衍撰并书,凡二千一百余言,从开窟伊始至皇统重修,云冈石窟的古往今来,几乎略述齐备。此碑现今无存,其传抄本在建国前被发现。对云冈石窟的研究来说,《金碑》碑文的发现,是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其资料上的重要意义前所未有。
        其次是云冈石窟分期和起讫时间研究。从早期日本学者的分期,到中国学者的反复论辩调整,经历一个甲子(60年),至今仍是云冈石窟研究中的一个热议话题。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试图将考古学方法运用到石窟寺研究中去,其中将标型学作为最重要的标准之一。1978年宿白发表《云冈石窟分期试论》,对日本学者的云冈分期做出调整。与此同时,数十年来,不少著名学人,如闫文儒等亦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对云冈石窟开凿的具体时间的讨论,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再次是包括云冈石窟研究院在内的石窟寺保护研究单位和学者对云冈石窟调查研究的推动。60年来,石窟研究机构制作了多种面向观众的云冈石窟说明书和普及性的画册。通过编写这些图文并茂的云冈石窟宣传书籍,有效地加强了石窟研究人员的能力水平,其中在《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一、二册中(《中国石窟•云冈石窟》照片),收集发表了一批中日学者云冈石窟研究的重要成果,不仅实现了云冈研究的国际性合作,也使石窟保护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得以快速提高,出现了一批身在石窟,学在石窟,用在石窟的石窟研究人才队伍。
        很值得一提的是,张焯同志编撰的《云冈石窟编年史》,该书纪事起自战国秦汉,迄于中华民国,跨越2400余年。作者在浩瀚的古典文献中检索出与云冈及其历史背景、宗教发源相关的材料,点点滴滴,一一道来。使其在云冈石窟的研究中具有了重要的资料性意义,很多以往需要研究者翻阅大量旧典才能找到的依据资料,在这里已然是“得来全不费功夫”了。
        60年来的研究成果不可谓不多,但对于云冈石窟这样一座集历史、政治、宗教、艺术于一体的、中外多元文化相结合的世界性大型石窟寺,显然是不够的。应该指出的是,云冈如若一条牛,但这条牛的整体还没有充分暴露,因此我们还不能断定它是白的还是黑的。现在有的人在研究这头牛身上的一毛,而这一毛是不是一毛,是怎样的一毛,如果不去发现这条牛的整体,是永远也说不清的。因此,在云冈石窟的研究上,应重点考虑编写全面的调查报告,以使这头牛的整体完全暴露出来。只有这样,云冈石窟的研究才会有一个全新的开始。
        然而,自从日本学者出版云冈调查报告后,不仅云冈石窟没有编写新的调查报告,解放后的很长时间内,国内一直也没有石窟寺考古学报告的编写和出版,直至新旧世纪交接之际的1997年和2003年,才先后有规模较小的《新疆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和《天龙山石窟》的出版。
        其实,经过系统洞窟实地勘查记录,全面、准确、客观地编写一部《云冈石窟调查报告》,一直是云冈石窟研究院和国内石窟考古工作者多年的夙愿。经过人才培养和资料的积累,早在20世纪80年代,对石窟进行调查记录的工作就已付诸实施了。1986年至1990年,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研究院前身)组织业务人员对石窟群各主要洞窟(45个)进行了文字记录,最终的成果《云冈石窟总录》,以员海瑞统稿发表于1991和1994年出版的《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一、二之中。2001年,国家文物局批准《云冈石窟洞窟调查》课题立项,这一立项课题虽然因种种原因没有完成,但相关业务人员拿出的石窟群全部洞窟的约20余万字的文字总录初稿,较为全面细致地描述了云冈各洞窟艺术表现和现存状况,是《云冈石窟内容总录》基础上的进一步细化和强化,为系统记录云冈石窟打下良好基础。
        二、全面系统调查云冈石窟并编写调查报告的可能性
         近年来,随着资料的积累和业务能力的不断提高,国内多个石窟研究机构将编写石窟报告提上议事日程。目前已有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大足石刻等国内大型石窟寺正在编写或已经编写完毕待修改出版各自的报告。就云冈石窟而言,编写报告已然成为当前业务工作的重要内容。那么,完成这样一项历史性任务的条件是什么,哪些是有利条件,哪些是不利条件等等问题有必要做一个系统分析。
        (一)业务人员问题
        业务人员是编写报告的首要因素。多年以来,云冈石窟研究院很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目前的业务人员数量和质量,都是几十年来最好的。其中几个业务骨干的个人能力已经达到相当水平,由于他们长期工作在云冈并从事洞窟实践,有的同志对洞窟的熟知程度已经达到以平方寸来计算了,这是最为宝贵的经历。编写大型石窟寺报告,具有深入的洞窟实践十分重要。指导了克孜尔石窟调查的考古学家宿白在《新疆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序》中深有体会地说,“编写石窟寺考古报告,从搜集资料、组织各种记录,到一个一个洞窟撰写全面的报告,进而对整个石窟群展开系统的综合研究,……特别是在目前各石窟原始档案不甚完备的情况下,要进行上述一系列工作随时都需要在现场观察比较,即使最后报告完成,有时也还需要去洞窟现场核对复查”。因此,“编写石窟寺考古报告,……应以负责保管、研究各该石窟的保管所、研究所最具条件。……保管所、研究所以外的单位和人员如果负责一个重要石窟寺的较为正规的考古工作,即使有保管所、研究所的密切合作,也难以完成。”从这一点讲,编写云冈石窟的调查报告,显然是以云冈石窟研究院的业务人员最为合适。
        但也要充分估计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就人的问题而言,首先是责任心问题。责任胜于能力,责任心是最重要的能力。这是一个大家都明白而又很难做到的事情。历史和现实中,多少显赫成果都是以人的责任心为前提而完成的。我们眼前摆放的日本学者16卷《云冈石窟》就是证据,日本侵华时期的环境与今天的社会环境和物资条件,完全不可以相提并论。但就是在那样社会极不稳定、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完成了对云冈石窟主要洞窟的各项记录,不能不说是责任心成就了巨大的成功。而调查报告的最后出版印行,更是处于战后日本经济的最困难时期。回想我们,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20多年以来,就云冈石窟的报告问题,想到过无数次,提议过很多次,也启动过三两次,但均以不了了之收场。为什么?归根结底,主要就是没有过硬的责任心!其次是治学的严谨性问题。洞窟调查,需要我们一个一个洞窟地了解掌握;一个一个壁面地细心观察;一龛一龛地认真揣摩;一尊一尊地反复核对。石窟调查报告,就是要实实在在地将石窟的(历史的、艺术的等等)真实存在,一五一十地报告出来,来不得半点马虎敷衍。老老实实的事,就要老老实实地做,不能有丝毫懈怠。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同时,偌大的石窟群,不是三天五天、十天半月,也不是一年两年、三年五载能够完成。需要我们做好长期的、甘于寂寞的准备。
        (二)资料占有问题
        资料的占有,是编写石窟调查报告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我们今天的资料占有情况,可以说大大地高于以往任何时期。第一是《金碑》的发现和整理。1956年,宿白发表《〈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新发现的大同云冈石窟寺历史材料的初步整理》一文。结合云冈石窟现存洞窟实况和半个世纪以来云冈石窟地面考古发掘情况,对《金碑》内容做出系统整理。由此明确了两项重要之处:“一是‘所述自唐迄金一段云冈的兴修设置,正好弥补了云冈历史的空白页’;二是‘引用现已佚亡的北魏铭刻和文献记录考订云冈石窟的时代,也正给今天研究云冈各个石窟开凿先后的问题,提供了绝好的参考资料’”。第二是洞窟前和石窟群山顶的考古发掘收获重大。60多年来,云冈洞窟内外、附近山顶等位置的考古发掘,不断发现新情况和新信息。特别是1992~1993年对云冈石窟洞窟前进行的大规模系统考古发掘,其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所揭露的遗迹层次多,现象复杂,所发现的遗物数量大、种类丰富,不仅对整个石窟的开凿程序、方法提供了直接的证据,而且对研究其历代建筑、规模的盛衰演变提供了大批实物资料。第三是了解和掌握国内外其他石窟的情况。1988年,国家文物局在云冈举办了第一届全国石窟考古培训班,此次学习班将多年来我国学者对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以及其他中亚国家石窟寺的考察情况,作了系统的授课。与此同时,对国内各石窟亦有详尽的介绍。这些国内外石窟信息,使我们能够将云冈石窟置于世界众多石窟中加以对比总结,对石窟的源流有一个更加准确、客观的定位。《佛教石窟考古概要》作为此次学习班的最终文字成果,至今仍是中国佛教石窟课程的主要教科书之一。第四是掌握了洞窟病害情况。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云冈石窟科技保护历程,使云冈石窟文物得以较好保存,同时积累的不少经验教训,对于今后的石窟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开展的洞窟病害调查,是制定保护规划、采取保护措施的最直接根据。将这些调查研究结果收入报告中,以供后人使用。
        (三)摄影问题
        要反映云冈石窟这样的美术雕塑作品,摄影方式无疑是最重要的表现手段了。云冈于20世纪初被介绍给现代世界时,就主要是以摄影图像的方式来实现的。后来日本学者对云冈的调查,自然离不开系统的摄影活动。当年摄影作品表现的很多云冈石窟的环境面貌和艺术造像,今天已经面目全非或是看不到了。这就是摄影记录不可替代的魅力所在。20世纪50至60年代,云冈石窟保护管理机构对云冈石窟进行的摄影,多为出版小型说明画册服务。直到1977年策划出版云冈中型画册时,方开始专业摄影活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为出版《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10云冈石窟雕刻》和《中国石窟•云冈石窟》开展的两次大型专业化云冈石窟摄影活动,使云冈石窟摄影业务进入系统专业化时期,在随后出版的两种画册中,人们看到了一些具有较高水准的云冈石窟摄影作品。
        云冈石窟专业摄影的进步,为编写《云冈石窟报告》提供了较好的条件,但由于石窟规模巨大,洞窟内容丰富,要想在摄影上全面有序地反映石窟内容,还必须对洞窟作进一步的认识理解,对前人的成果作进一步的深入考察学习,以便取长补短,以最合理的方式表现云冈。为此,一方面摄影业务人员要根据自己多年对洞窟的摄影实践,在洞窟的表现顺序、场景设计、特写角度等方面,做出相应的计划。另一方面要与石窟考古工作者共同对洞窟实况做出统一明了的阐释,做到与文字记录的相衔接、统一。
        (四)测绘问题
        采用考古绘图中的正射投影原理,对云冈石窟的洞窟、壁面、造像和所有艺术雕刻进行实地测量绘图,是一项其它任何手段都无法替代的记录手段。因而高质量的测绘结果和制图是考古报告的生命线。
        1960~1963年,中国古代建筑修整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前身)对云冈石窟进行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系统测绘,分别绘制第7、8窟,第9、10窟,第14窟,第15窟,第20窟,第39窟等洞窟的实测图60张。之后,分别于1986~1988年和1994年由国家建设部城市综合遥感与制图中心对云冈石窟部分洞窟进行近景摄影测绘。先后绘制第5、6窟,第12窟,第20窟和第1、2窟,第3窟,第4窟等洞窟的实测图87张,其中1986年完成的部分测绘图,先后发表于《中国石窟•云冈石窟》和申报世界遗产文本《云冈石窟》中,其准确程度较高。但经仔细核对,1994年完成的第1窟至第4窟的测绘图,虽然图的整体尺寸框架没有差错,但由于绘图技术人员不熟悉云冈艺术特点,所有提供的线描图,几乎都出现了与洞窟艺术造像不相符的情形。为此,必须组织相关业务人员重新深入洞窟,将原图对照洞窟实际进行仔细核对补测,对划线不准确的地方进行修正。实践证明,虽然近景摄影测绘能够满足石窟寺的准确测绘记录要求,但由于石窟艺术形象的把握,必须有熟悉并掌握其特征、特点的业务人员参与其中。因此,做好两种专业人员的协调结合非常重要。这是在今后各洞窟的测绘工作中,一定要遵循的重要原则。
        此外,我们注意到,以往的云冈石窟实测图(发表的或没有发表的),多为洞窟壁面正投影像线图。只有个别大型高浮雕造像作品,才可见侧面图或剖面图。而云冈石窟是一座高浮雕非常普遍的石窟,多数高浮雕作品没有侧面或剖面图。为此,必须对洞窟内外所有高浮雕作品(包括人物造像、龛式、塔柱等)、洞窟形制特点等,均绘制多角度实测剖面或侧面图,将洞窟及其洞窟中的艺术形象全面、客观地展现出来。
        测绘方面,近年兴起的三维激光扫描测绘技术很有应用前景。由北京建工建方科技公司于2005年完成的云冈石窟全景立面激光扫描正射影像图,经实地核对,准确无误。该图准确描述了一个东西长达1000米的大型石窟寺正面的具体尺寸、洞窟布局及其相互关系、洞窟外部形态和石窟群整体形象。对于我们准确掌握和认识石窟,继而保护石窟具有重要意义。当然它在考古学上的价值也是肯定的,在此图基础上绘制的云冈石窟实测线描图,弥补了云冈石窟长久以来没有全景正射实测线描图的缺憾。
        激光扫描测绘技术对云冈洞窟的三维展现,为全面准确记录石窟现状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一是根据该技术提供的点云数据,实现了洞窟测绘中各个方向的剖面处理,使洞窟以多个角度得以全面展示。二是通过对洞窟中特定部分的精细扫描,得到了该特定石雕艺术形象的正射影像,这种看似摄影照片的图像,已然是一幅比例准确、反映真实、细微的实测图像。用它来替代传统的墨拓作品,尽管缺少了墨拓图像的艺术韵味,但图像表现更加完整、细致、准确。最重要的是,完全去除了墨拓作业对石雕艺术的直接损害。对于砂岩结构的云冈石窟来说,日益严重的风化剥蚀,使很多艺术作品的内部和表面都已经“憔悴”不堪了,再也经不起类似墨拓这种人为活动对它的再“摧残”了。
        总之,编写《云冈石窟调查报告》的工作,主客观条件均已成熟,我们应及时将其列入议事日程并加紧工作,因为迟一天上马,就意味着洞窟多一天风化剥蚀,信息也会减少一些。反映在水野、长广《云冈石窟报告》中的很多内容,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可以说这是一件时不我待的工作。将现存洞窟信息以各种手段记录下来,即使最后的文本不能够出版,系统的调查资料也是一份尚好的洞窟档案。殊不知,不仅云冈石窟,国内很多大型遗址在建立落实文物“四有”(有保护范围、有保护标志、有记录档案和有保管机构)工作上,往往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文物档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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