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讲坛

梁思成与林徽因看过的云冈石窟(1933年的绝版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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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中国学者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营造学社同人考察云冈石窟,随后在合著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中,刊发了《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一文,厘定了云冈诸窟的名称,讨论了云冈飞仙的雕刻,分析了云冈石窟表现的建筑形式和窟前的附属建筑,文中认为:“这灵岩石窟更是后魏艺术之精华—中国美术史上一个极重要时期中难得的大宗实物遗证。”并在文章中第一次从建筑角度研究了云冈石窟的价值。(《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3年第三卷3、4期)。







梁思成、林徽因与云冈石窟
此行的第一站是大同。但是没有想到,在这曾经是北魏政治中心的故都,梁思成一行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下榻之处,所有的旅店卫生条件都极差。幸亏大同车站的站长李景熙是梁思成在美国时的同学,承他与车务处的王沛然二人将他们接到家中,并为他们腾出房舍,供他们住宿。但是这众多人的饮食也是个问题。不得已找到大同市当局求援,经市府官员出面,向大同唯一的一家专为大同上层人物办理宴席的酒楼打招呼,请他们专为学社同仁准备便饭,每人三餐各一大碗汤面。
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下,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与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开始按计划工作。调查首先从大同的华严寺和善化寺入手。华严寺和善化寺被誉为“辽金巨刹”,寺中保留了许多辽金时期的殿宇,华严寺的大雄宝殿是迄今为止已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古代木建筑;善化寺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辽金时代的建筑组群,在这里,他们找到了研究宋辽佛寺布局的重要实物资料,两寺在建筑史上的价值也因此而得到了权威性的认定。









云冈石窟开凿于北魏鼎盛时期,作为六朝佛教艺术的珍稀之作,长期以来一直被中外学者所关注。然而以往的调查偏重于佛教艺术,缺乏建筑学意义上的系统介绍。梁思成、林徽因等的大同之行就是要对石窟建筑作系统研究,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20世纪30年代的大同云冈,人迹罕至,空旷的山崖上,惟见鳞次栉比的石窟。云冈坐落在离大同城十几公里的郊外,交通不便。为了方便工作,他们决定住在附近。但是,这里没有旅馆,不得不借住在一户农家的一间没有门窗只剩下屋顶和四壁的厢房里。在这无门无窗的屋子里,他们一住就是三天,白天吃的是煮土豆和玉米面糊糊,连咸菜都是非常宝贵的。云冈的气候温差很大,中午炎热,夜间盖着棉被仍然冷得缩作一团。是云冈石窟的艺术魅力,深深地吸引着他们,使他们不愿离去。

















在对云冈的石窟建筑艺术有了身临其境的感受之后,梁思成感触良多,他说“在云冈石窟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中国艺术固有的血脉中忽然渗入旺盛而有力的外来影响:它们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希腊、波斯、印度,它们通过南北两路,经西域各族和中国西藏到达内地。这种不同民族文化的大交流,赋予我国文化以旺盛的生命力。这是历史上最有趣的现象,也是近代史学者最重视研究的问题。”



















1934年7月12日,著名文学家冰心撰写《游云冈日记》文云:“万亿化身,罗列满山,鬼斧神工,骇人心目。一如来,一世界,一翼、一蹄、一花、一叶,各具精严,写不胜写,画不胜画。后顾方作无限之留恋,前瞻又引起无量之企求,目不能注,足不能停,如偷儿骤入宝库,神魂丧失,莫知所携,事后追亿亦如梦入天宫,醒后心自知而口不能道,此时方知文字之无用了!”(《冰心文集》3《平绥沿线旅行记》)。



















1935年,著名作家郑振铎先生撰写《云冈》文云:“云冈石窟的庄严伟大是我们所不能想象得出的。必须到了那个地方,流连徘徊了几天、几月,才能够给你以一个大略的美丽的轮廓。你不能草草的浮光掠影的跑着走着的看。你得仔细的去欣赏。”(《郑振铎文集》第三卷《西行书简》)。




大同市设立的梁思成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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