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讲坛

云冈学研究的前景

王恒

云冈学是客观存在并已有相当基础的一门学科。一门学科的建立,不仅要有深广的研究领域,还必须以一定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这是学科形成、发展的必要过程。云冈石窟是一个历史艺术系统,一个汇聚多种人文学科、储存大量历史信息的历史文化重地。从20世纪初开始,不少中外学者来到云冈,先后发表和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其中不乏具有深度影响力的作品,特别是20世纪中叶围绕云冈石窟相关碑记和材料的发现和整理、云冈石窟分期等问题,开展了一场中日学者间的争论,使云冈石窟研究达到前所未有的热烈程度。之后,云冈石窟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提高,不仅国内外专业人士,就是本地(大同)的研究者亦撰写和出版了不少研究论文和著作,云冈石窟可以说是国外研究中国石窟时间最长,也是最充分的一处,同时亦是国内研究比较充分的一处。尽管这样,从整体看,这种研究还是一个自发的性质。提出并确立云冈学,就是要使对云冈石窟的研究从自发飞跃到自觉的境界。
        首先,要把云冈石窟作为一个整体来全面认识。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尽管日本学者20世纪中前期所做的工作,对全面认识云冈石窟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由于他们单枪匹马,掌握世界及中国其它石窟情况甚微,以及时间短和文化上的差异,并没有达到真正的全面和准确。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积累提高,加上目前发达的信息技术和便捷的交通,我们现在不但掌握有中国石窟的情况,对世界上有关石窟情况也有一定了解。有组织有计划地全面认识云冈,条件已经成熟。云冈石窟的研究者只有充分认识和了解了云冈学的学术覆盖面及其内涵,明确自己的研究课题处在哪个层面,才能够在学术视野上解决点和面及面和体的关系。第二,增强全社会对云冈石窟的保护意识。云冈学的提出和确立,不仅仅是一个要引起学术界关注的问题,而且是整个社会都要关心的文化遗产问题。没有学术研究和保护上全社会的自觉参与,世界遗产就是一个虚的概念,就谈不上云冈学的确立和发展,更谈不上云冈学从自发到自觉的飞跃。世界遗产,首先是它的世界性,如此明确的概念再加上我们的自觉努力,不仅会使云冈学研究健康发展、现存云冈艺术能够得到有效保护,至今还摆放在国外博物馆的云冈石窟艺术品,一定也会有一个“水流千日归大海”的良好结局。第三,向社会公众普及和提高对云冈石窟的总体认识,亦是云冈学从自发到自觉发展的重要任务。体现中华民族创造精神和博大胸怀的云冈石窟,吸收和融合公元5世纪以前世界美术精华,成为世界石窟艺术史上壮丽辉煌、璀璨夺目的篇章。将云冈石窟的研究成果,以准确完整的形式普及于社会公众,使观众从一般的“游览”心态转到对人类优秀文化的景仰,进而得到熏陶、启迪,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云冈学的有效传播。
        无疑,云冈学的研究对象是云冈石窟。也许有人会问,石窟在中国乃至世界上尤其是亚洲佛教国家中是常见的历史遗迹,为什么云冈石窟能够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呢?请看著名考古学家、石窟寺研究大师宿白先生在《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见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114页 文物出版社1996年出版)一文中对云冈石窟的评价:云冈石窟是新疆以东最早出现的大型石窟群,又是当时统治北中国的北魏皇室集中全国技艺和人力、物力所兴造,即使从第二期开始不完全是皇室工程,但大型窟室的开凿者除皇室外,也还多出自北魏亲贵。因此,它所创造和不断发展的新模式,很自然地成为魏国领域内兴凿石窟所参考的典型。所以,东自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西迄陕、甘、宁各地的北魏石窟,无不有云冈模式的踪迹,甚至远处河西走廊西端、开凿历史早于云冈的敦煌莫高窟亦不例外。云冈石窟影响范围之广和影响延续时间之长,都是任何其它石窟所不能比拟的。这种情况,恰好给我们石窟研究者提供了对我国淮河以北的早期石窟(5世纪后半叶到7世纪前半叶)进行排年分期的标准尺度。因此,云冈石窟就在东方早期石窟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对它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研究东方早期石窟的关键;对它研究的深入与否,直接影响一大批石窟的研究工作。所以,我们应在总结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踏踏实实地对云冈石窟进行细致的分析,综合和比较研究,这样才能使进一步探索东方早期石窟的工作出现一个新的开端。
既然这样,以云冈石窟为研究对象的云冈学,就是一门研究内容十分丰富的专门知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云冈现存洞窟。初步统计和人为编号,云冈现存洞窟254个,雕刻面积约18000平方米,分布于东西长约1000米的范围内。主要洞窟布局规范整齐,晚期洞窟形制多样复杂。不仅是中国石窟寺中最具皇家风范的古代佛教寺院,也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大型石窟群。
        第二是云冈石窟佛教造像。就石雕而言,这里保存了中国乃至世界上公元5世纪中叶至公元6世纪初期最大数量的北魏佛教造像,仅佛教人物造像,包括佛像、菩萨像、护法像、声闻弟子像、俗人供养像等就达到51000之多,其他形象更是数不胜数,千余音乐舞蹈形象表现了古代歌舞乐器在社会宗教文化中的状态和作用,仅装饰纹样一项就多达三十多种。这些形象基本都是北魏的作品,亦有少数是唐代,或是更晚时期的作品。
        第三是云冈石窟中的古代建筑雕刻。云冈石窟是世界石窟寺中首先将中国传统瓦顶建筑形式运用于造像龛的石窟,并且成为佛教造像龛继圆拱龛和盝形龛之后的第三种基本龛形,并且被大量地运用于以后在中国开凿的石窟寺中。同时,在云冈的雕刻中,佛教塔的形式亦出现了中国瓦顶阁楼式的形象。因为早于北魏的中国传统古建筑的实物,目前已经完全消失了,所以,这些雕刻在云冈石窟中的形象,就成为人们了解北魏以前中国古建筑的重要途径了。此外,云冈石窟主要洞窟崖壁上方留存的大型梁孔,亦是研究不同时代窟前建筑形式的重要内容。
        第四是云冈石窟考古发掘成果及其出土遗物。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对云冈石窟曾经进行过数次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发掘,其中最主要的是1992年至1993年的大规模窟前考古发掘,在第1窟至第20窟长达700余米的范围内,开挖5米×5探方145个,揭露面积约4000平方米,清理出建筑遗址、河坝等遗迹和2000余件遗物。这些遗址、遗迹和出土遗物,向人们传递了从北魏到辽金及其以后时代云冈石窟的自然变迁,和各时代人们在云冈的活动情况,是我们研究云冈石窟不可多得的重要实物材料。
        第五是云冈周边小型石窟。主要是鲁班窑石窟、吴官屯石窟、焦山石窟和鹿野苑石窟。这些小型石窟寺均为北魏时期的作品,无论宗教思想表现,还是艺术风格特性,都与云冈石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虽然是相对独立而具有时代使用特性价值的佛教石窟寺,更是云冈石窟的一部分,是云冈石窟的延伸和继续,在把握云冈石窟整体面貌的工作中,绝不能将它们斥于云冈石窟之外。
        第六是现存云冈石窟的铭记和碑文。在云冈石窟保留较少的石刻文字(包括元代墨书)中,人们已然发现了上自北魏,下至明清的石刻铭记和明清以来的记事碑刻,这些碑刻铭记以文字的形式记述了一定的历史事实,并表达了不同时代人们不同的思想状态。认真仔细地去发现和研究这些碑刻铭记,对于了解和掌握云冈石窟的开凿过程及其特定事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如雕刻在第11窟的《太和七年》碑,证明了北魏太和年间参与石窟造像这一活动者,除皇室、官吏、上层僧尼外,亦有在俗的邑善信士等。并且“进一步说明云冈这时已成了北魏京城附近佛教徒的重要宗教活动的场所”( 见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中《云冈石窟分期试论》一文,文物出版社1996年出版);20世纪50年代发现的《昙媚造像碑》,反映了石窟开凿过程中在佛教组织中及其社会上的宣传发动方式;清代以来的一些碑记,记述了当时修缮石窟的情况,对于我们现在进行的文物保护工作有着一定的启发意义。
        第七是云冈石窟历史文献。从数量上看,这项内容相对于其他大型石窟寺来说,是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但就目前发现的较少量文献来看,它们均为“一字千钧”的重要材料。比如《魏书》,特别是其中的《释老志》,虽然全篇不过一万八千余言(其中佛教部分一万三千余言),但与云冈石窟有着密切印证关系;再如《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碑文内容,“一是‘所述自唐迄金一段云冈的兴修设置,正好弥补了云冈历史的空白页’;二是‘引用现已佚亡的北魏铭刻和文献记录考订云冈石窟的时代,也正给今天研究云冈各个石窟开凿先后的问题,提供了绝好的参考资料’”(见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94页 文物出版社1996年出版)。更多的分散在不同文献中记述云冈石窟的点滴材料,同样具有重要价值,深入对这些文献材料的整理和研究,是不断挖掘云冈石窟内涵的重要途径之一。
        第八是有关佛教经典。这是准确考察雕刻题材的唯一途径。比如云冈雕刻中的“二佛并坐”像,表现的是《妙法莲花经》中《见宝塔品》的内容,“文殊菩萨与维摩居士对坐”像,表现的是《维摩诘所说经》中《文殊师利问疾品》的内容等等。目前,虽然云冈石窟已经有不少雕刻题材得以明确,但仍有大量不明确的题材有待人们去认识和确定。
        虽然以上几个方面并不能够涵概云冈学的所有内容,但足以说明云冈学研究内容非常丰富的这个事实了。一定文化表现是反映这一文化历史背景的直接证据,而这些证据又包含了特定社会历史时期多种文化生活信息。那么,要破译这些信息,就需要了解和占有并合理运用已经成熟的相关学科成果,使其成为正确破译文化信息的有力工具。对于具有丰富研究内容的云冈学来说,涉及中国历史、考古、宗教、艺术、古建,以及印度和南亚社会文化史学等诸多自成体系的学科,但它并不涵概这些独立专门学科的全部,只是通过某一学科视角的观察,能够准确揭示石窟蕴藏的历史文化信息而达到认识云冈的目的而已。纵观一个世纪以来的云冈石窟研究成绩,凡是能够说明石窟某一或多个问题而成为后来研究者“铺路石”的成果,均是正确运用一种或几种学科知识,以不同视角全方位观察所取得的。因此,提出和确立云冈学,并不是随时随地的想当然,而必须经过相当的社会历史积累,具备了相当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后才能够提出并实现。目前,这种条件已经具备,我们不仅看到客观上与云冈学相关学科的发展与成熟和一大批云冈石窟研究成果的问世,更看到了主观上一个云冈学研究中心的健康成长,正如曾经到云冈考察云冈石窟申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所言,“(看到这里的研究所)对保护云冈石窟所有的献身精神,很受感动。历史文明,对中国很重要,对全世界也非常重要。在遗址现场(石窟)我看到了各位所作出的贡献,我相信,今后的工作会做的更好。”
        关于云冈石窟研究方法问题,一直是研究者关心和讨论的热点问题,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除了具体方法,如石窟形制、造像和造像组合(布局和题材)、装饰纹样与器物、艺术造型与技法以外,以下几点值得重视:一是全面认识和了解云冈,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个反复地调查整理过程。云冈石窟的研究者经过多年的调查整理,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距离完全或是较为完全了解并认识云冈石窟,还有很大差距。必须集中一批在相关知识领域具有相当水准的有志者,经过集体的、不同学科与不同视角的调查研究,才能完成这个历史任务。二是比较研究的重要性。作为世界石窟艺术第二个繁荣期的大型作品和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第一次造像高峰期的经典巨作,在其产生前后均有众多能够“类比”的佛教雕刻艺术出现,如印度早期的佛教建筑和石窟,典型的有巴尔胡特塔、桑奇大塔、巴雅石窟、阿旃陀石窟、卡尔拉石窟、埃罗拉石窟、摩菟罗和芨多佛教造像等;中亚佛教艺术和石窟,如犍陀罗佛教艺术、巴米扬石窟等;我国新疆地区佛教石窟,如克孜尔石窟、克孜尔尕哈石窟、库木吐喇石窟和森木塞姆石窟等;中原北方地区石窟,如河西地区的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玉门昌马石窟、酒泉文殊山石窟、肃南金塔寺石窟和武威天梯山石窟等;甘宁黄河以东地区的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固原须弥山石窟等;河南地区的龙门石窟、巩县石窟,太原的天龙山石窟,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等等。对于云冈来说,这些以石窟为主的佛教艺术表现形式,均是确定云冈石窟在佛教艺术史上的地位,及其宗教思想和造像形式源流的重要参考资料。三是雕刻题材阐释的重要性问题。表面看来,雕刻题材阐释无非是将某一画面的佛经故事讲出来而已,殊不知正是这种讲述,揭示了佛教艺术最基础的内容。所有佛教艺术的创作,无不是建立在创作者对佛教理解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每一件佛教艺术作品,除了其历史背景、艺术审美水平外,最基础的和最本质东西,是它的佛教意义。因此,搞清楚佛教艺术作品的宗教意义,是我们认识它的基础。到目前为止,虽然对云冈石窟佛教题材的阐释已经取得很多成果,但不容忽视的是,还有相当量的雕刻题材,不能被我们准确解释甚至完全不能够解释。因此,我们对云冈石窟佛教题材的阐释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不能想象一位连基本的阐释还没有做到的研究者,能够开拓研究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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