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历程

云冈石窟的百年研究

云冈石窟是北魏开凿、历代维修、保存至今的伟大宝库,在历史、考古、佛教、艺术等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进入20世纪后,经过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共同耕耘,云冈石窟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云冈学正日益成为一门显学。
        一、20世纪前半叶萌发阶段
        上世纪初兴起的云冈研究,国际上以日本学者为主。1902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建筑学家伊东忠太走进云冈,先是撰写了《云冈旅行记》,随后于1906年发表了《北清建筑调查报告》和《支那山西云冈石窟寺》,分别对云冈石窟艺术渊源和雕像来源进行了论述。伊东忠太这些著文引起了国际学者及世人对云冈石窟的关注,开创了云冈的百年研究之路。
        此后,日本学者研究云冈石窟的论著、图录陆续出版问世。1915年,大村西崖的《支那美术史•雕塑篇》出版;1919年,松本文三郎的《支那佛教遗物》出版。稍后,日本旅华摄影师山本赞七郎(山本明)以其出众的摄影技术,拍摄了大量中国名胜古迹影像,并将有关云冈石窟的精美照片集结成册,于1921年出版了《云冈石窟》,1924年出版了《震旦旧迹图汇•第一编•云冈石窟》。1925年,由中井宗太郎解说、外村氏摄影的《大同石佛大观》,用独特的视角生动再现了云冈石窟宏伟精美的艺术形象。1926年,日本长盘大定、关野贞合著《支那佛教史迹》,全书收录云冈石窟照片119张,对云冈石窟在中华佛教史上的地位予以充分肯定,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云冈研究热潮。
        1938年到1944年,由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率领的京都大学调查队对云冈石窟进行了7次调查,同时,他们还在第8窟—第13窟、第14窟—第20窟等窟前以及山顶佛寺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这是迄今为止对云冈石窟最为详细的调查。在此期间及之后的时间里,先后有水野清一《云冈石窟与它的时代》(1940),小川睛旸《大同的石佛》(1942),长广敏雄《大同石佛艺术论》(1946)等著作出版,图文并茂,考证了云冈石窟的艺术渊源、艺术特色、历史与现状等问题,日本学者对云冈石窟的研究逐步深入化。


        对于云冈石窟的研究,不仅日本学者慕名而来,法国和瑞典一些热衷于东方学的学者也开始将目光投向这一佛教圣地。1907年,法国汉学家沙畹在云冈进行考察,拍摄了大量照片,择取其中78幅,收录于之后著成的《华北考古学使命记》和《北中国考古图录》,这些照片不仅成为当时国内外学者了解云冈石窟的一个窗口,而且对于今天的研究也极具参考价值和历史价值。1925年,瑞典学者喜龙仁著《中国雕刻——从五世纪到十四世纪》(四卷本),在伦敦出版。书中共有云冈图版66幅,同时对云冈石窟雕刻艺术的特点进行了论述,认为云冈造像明显具有印度式和汉地本土两种风格。


        我国最早研究云冈石窟的学者为史学泰斗陈垣。1918年,陈垣先生到云冈石窟考察,于1919年发表了《记大同武周山石窟寺》一文。作者引经据典,不仅记录了云冈石窟遗存及历史风貌,还收集了清朝年间的文人诗赋,首开国内研究云冈石窟之风。后又著《云冈石窟寺之译经与刘孝标》,论述了云冈的译经情况,着重介绍了云冈石窟译经创始者昙曜所译之经。
        1933年,中国学者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营造学社同人考察云冈石窟,随后在合著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中,刊发了《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一文,厘定了云冈诸窟的名称,讨论了云冈飞仙的雕刻,分析了云冈石窟表现的建筑形式和窟前的附属建筑,第一次从建筑角度研究了云冈石刻价值。1936年,周一良撰写《云冈石佛小记》,文章全面论述了云冈的名称、石窟的开凿、石窟寺的数目与名称、云冈石佛之西域影响、窟内铭识,指出“云冈石佛为我国雕刻之精英,其壮伟遒丽,后世罕及”。1938年,汤用彤先生整理出版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书中有多篇有关云冈的文论,如《凉州与黄龙》、《释玄高》、《太武帝毁法》、《昙曜复兴佛法》、《北魏诸帝与佛法》、《北朝造像》等,为云冈石窟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难得的历史依据和研究线索。
        这一时期,中国学者主要从史学、佛教、建筑学角度对云冈石窟进行研究,探明了云冈石窟历史渊源和佛教本土化等问题,为日后的研究树立了典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20世纪后半叶探索阶段
        日本京都大学调查队在1938年至1944年对云冈石窟测量、调查和记录之后,于1951年到1956年陆续出版了《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调查报告》,共16卷、32本。从中国的石窟寺院概况、云冈地理历史环境、云冈发展史、云冈石窟开凿、昙曜和云冈石窟、云冈图像学、云冈的西方样式、云冈装饰纹样、云冈佛传故事、云冈调查概要、云冈石窟的谱系、云冈石窟开凿次第等方面做了论述。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当时国内外研究云冈石窟的集大成者,内容丰富、图版详尽、影响深远,至今仍是这一领域的重要参考资料。
        1947年宿白先生参加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籍的整理工作,发现了云冈不为人知的文献资料《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抄本,碑文记述了云冈石窟的历史和金初寺院维修情况,引发了先生对云冈石窟的研究兴趣。50年代初期,他开始亲自到云冈石窟进行实地考察。1956年发表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一文,标志着云冈研究的一个崭新时代的来临。1978年,他根据考古学原理进一步写成了《云冈石窟分期试论》,对云冈石窟的分期及其艺术特点、历史背景作了全面的阐述。宿白文献与考古实际相结合做出的结论,对日本学者的云冈分期方法提出了挑战,引起了日本学者的高度重视。长广敏雄1980年在日本《东方学》第60辑发表《驳宿白氏的云冈分期论》,1981年在《佛教艺术》第134号发表《云冈石窟之谜》,对宿白先生的研究予以毫不留情的反驳,甚至公开质疑《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碑文的真实性。1982年,宿白先生发表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与日本长广敏雄教授讨论有关云冈石窟的某些问题》,答复了日本学者的质疑。后又通过《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等多篇文章进一步阐释了自己的观点,对北魏平城与佛教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探讨。1990年,长广敏雄终于在《中国石窟》中承认:“从文献学角度出发,宿白教授的推论当无误,因而分期论也是符合逻辑的,作为‘宿白说’,我现在承认这种分期论。”
        这场中外学者之间的论战,将云冈石窟的研究全面纳入历史考古学的轨道,厘清了云冈石窟的历史沿革与艺术脉络。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学者开始成为云冈学发展的扛鼎之人,改变了世人对“云冈学在日本”的看法。中国学者开始试图将考古学方法运用到石窟寺研究中,由过去专注佛教石窟寺造像的研究,转向同时注重石窟寺遗址文化的研究,尤其是进入70年代后,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今山西云冈石窟研究院)会同中国文物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等单位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1972年—1973年对第9、10窟窟前地面和崖面顶部以及第12窟崖面的清理,1987年对龙王沟西侧洞窟窟前地面的考古发掘,1992年—1993年对第1窟—第4窟及第9窟—第20窟窟前地面的考古发掘。这几次考古发掘均有新发现,取得了较大收获,为建立完整的云冈佛教考古资料系统,编写考古调查与报告提供了真实可靠的实物资料,奠定了深入研究云冈石窟的基础。


        50年代以来,山西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学考古系、中国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等众多单位的专家学者,对云冈石窟及周边石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后,便开始出现由山西文物保护研究机构编著的一系列研究著作《云冈石窟》,尤其是1990年代与日本平凡社合作出版的两册《中国石窟•云冈石窟》,图录与文论并重,成为中日两国合作研究云冈石窟的肇始之作,开启了中外学者共同研究交流云冈学的新篇章。
        此外,中国学者百花齐放的云冈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刘汝醴《伟大的雕刻艺术——云冈》(1954),刘玉英《云冈图案》(1959),苏州丝绸工学院工艺美术系编绘《云冈石窟装饰》(1986),辛长青《云冈史话》(1989),昝凯《云冈石窟》(1990),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1996),王建舜《云冈石窟艺术审美论》(1998),这些书籍从各个角度研究了云冈石窟的艺术特点和历史进程。尤其是大同著名学者赵一德先生的《云冈石窟文化》(1998),从云冈石窟的文化内涵入手,详尽地阐述了云冈石窟的历史文化、佛教文化、民族文化、民俗文化、艺术文化、外延文化等石窟文化表现,引导人们品味云冈石窟文化价值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是一部以石窟文化内涵为切入点多角度、多层面探寻云冈石窟历史的著作。
        同时,日本学者对云冈石窟的研究依旧令人瞩目。1974年长盘大定、关野贞《山西云冈》(《中国文化史迹》第1卷),1975年水野清一、樋口陸康《云冈の石窟:续补•第18洞实测图》,1976年长广敏雄《云冈石窟——中国文化社会史迹解说篇》, 1988年长广敏雄《云冈日记——大战中の佛教石窟调查》等优秀成果,不断为云冈研究注入新鲜血液,使云冈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
        三、21世纪蓬勃发展阶段
        在新世纪伊始,众多学者将云冈研究不断推向深入,新问题、新方法不断涌现,扩大了云冈学的研究领域,加深了云冈学的研究内涵,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果。2006年,张焯《云冈石窟编年史》问世, 该书是迄今为止有关云冈石窟研究第一部最为完整的通史。研究以云冈石窟为载体,从战国一直到中华民国,时间跨越2400余年,取材广泛、内容详尽,涉及中西文化交流史、佛教史和大同地方史,从大视角来框定云冈石窟的整个兴衰历程。其中《徐州高僧与云冈石窟》一文,澄清了孝文帝太和年间云冈造像中国化背后的历史,即凉州系高僧失宠,徐州僧匠入主云冈石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本书的出版发行对于云冈石窟、大同古代史、中国佛教史,乃至国内外的石窟寺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2012年9月,王恒编撰的《云冈石窟辞典》付梓。该书是首部系统介绍云冈石窟文化的百科全书辞典。全书共计80万字,收录各类词条2320个,插图575幅,图文并茂,文字洗练,表述精当。汇集了国内外学者对云冈石窟多年的考古调查和研究成果,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和普及意义。
        在考古、学术研究领域的力作主要还有:韩府编著《历代咏云冈石窟诗萃——附历代咏大同名胜古迹历史风物诗选》(2002),阎文儒《云冈石窟研究》(2003),王建舜《云冈石窟双窟论》(2003),聂还贵《雕刻在石头上的王朝》(2004),王恒《云冈石窟佛教造像》(2004),李雪芹、李立芬主编《云冈解读》(2006),李雪芹主编《云冈石窟研究院——带你走进博物馆》(2007),崔晓霞编《世界遗产丛书•云冈石窟》(2008),赵昆雨《云冈石窟佛教故事雕刻艺术》(2010),王天銮《岩•时•空——云冈石窟空间艺术》(2013)等,深入浅出、各具特色,都在试图从不同研究角度入手,为读者呈现一个不一样的云冈。这些书从历史文化、佛教造像、窟龛形制、碑文铭记、历史人物等方面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全方位的介绍,对于了解云冈石窟具有重要的普及作用。
        其次,在摄影美术领域,李治国主编《云冈》(2000)、中国石窟雕塑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石窟雕塑全集•云冈》(第三卷:李治国主编)(2001)、毛志喜著《云冈石窟线描集》(2008)、冯骥才主编《中国大同雕塑全集•云冈石窟雕刻卷》(上、下)(2010)、张焯主编《中国石窟艺术•云冈》(2011)、王晨绘著《云冈石窟装饰图案集》(2011)、张焯主编《中国皇家雕刻艺术:云冈石窟》(2013)等著作,将云冈石窟的精品雕刻和图片汇聚一册,并配有简洁精炼的文字描述,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生动地展现了我国北魏石窟雕刻艺术的精华。这些书不仅为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云冈提供了云冈石窟最新最好的图片,也为普通读者走进云冈、了解云冈提供了一个更加真实生动的窗口。


        2005年7月在大同市举办了我国文物界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性石窟学术研讨会——云冈石窟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美、德、日、韩、新加坡等国家和港台地区近300位知名学者出席了这次盛会。会议期间广大专家学者提交学术论文160余篇,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探讨。2006年8月,云冈石窟研究院将部分论文编辑出版成册:《2005年云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该论文集分为《保护卷》和《研究卷》两部,内容涉及石窟形制、摩崖壁画、石构建筑、彩塑铭记、题材考证、考古发掘、科学探测、石窟保护等,丰富详尽,充分体现了多学科、多角度交叉研究的特性。本书所收录的论文,视角多样、观点新颖,代表着云冈石窟保护与研究的最新成果,对于推动中国石窟和云冈石窟的保护与研究事业的蓬勃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影响深远。
       近几年来,国际云冈学研究依然处于活跃状态,为了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从2011年起,云冈石窟研究院开始举办“中日云冈石窟学术研讨会”,每年一届,集中讨论云冈研究的前沿课题与最新发现,进行了阶段性梳理和总结,逐步形成制度化,成为进一步推动云冈研究的新形式。
        时下,对云冈石窟研究较有成就的日本学者主要有:八木春生著有《云冈石窟纹样论》、冈村秀典著有《云冈石窟•遗物篇》、石松日奈子著有《北魏佛教造像史研究》,小森阳子撰有《昙曜五窟新解》文论,这些日本学者积极撰文作著,成为新世纪日本研究云冈的新生力量。
        云冈石窟研究院专业人员凭借天然的区位优势,调查洞窟、掌握一手资料,在各类专业刊物上发表云冈石窟研究论文100多篇,从史学、考古、艺术、佛教等角度研究探讨,提出了许多新颖而独到的见解,以求逐步揭开云冈之谜。尤其在考古研究方面成绩斐然:2008年,全面启动了洞窟考古调查工作,并首次在洞窟考古调查工作中使用了三维数字扫描技术,取得了成功。同时,2008年—2012年实施的云冈山顶考古发掘工作成就显著,发现的“北魏辽金佛教寺院遗址”被评为2011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此外,云冈石窟研究院于2014年开始对1992年窟前考古发掘出土文物及相关资料进行全面整理,以确保洞窟考古调查报告的真实性。新世纪以来,云冈石窟研究院努力推动学术交流活动,大力发展考古研究工作,积极发挥作用,使得云冈研究不断朝着长效化、良性化方向发展,真正展现云冈文化内涵。

 
        云冈学在这一新时期体现出了新的特点:首先,云冈石窟研究院主导云冈研究,涌现出大批优秀人才和扎实成果,充分发挥了研究院的区位优势。其次,国际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密切,中国学者和国外学者一道共同谱写新云冈,这些条件都使得云冈研究空前活跃,真正凸显了云冈石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内涵。

                                                                                                                                             云冈石窟研究院   侯瑞

2012~2013年研究历程

2012-2013年间,继以往丰硕的研究成果之上,云冈石窟研究院与社会各界力量一道继续将云冈研究引向深入,并不断开拓新领域,这些学术成果的凝聚让云冈石窟的文化内涵与影响力逐步扩大,形成云冈学术研究的长期良性循环模式,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严谨治学的态度得以传承。
        这两年有关云冈学的研究朝着良性化的方向不断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云冈研究院为主导的学术交流活动的举办,以及社会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出版的专著和发表的论文上。
         一、学术交流
        在国内方面,2012年6月16日,第二届云冈文化论坛学术研讨会在山西大同大学顺利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云冈石窟研究院等单位的40余位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研讨会以云冈石窟代表的区域文化为中心议题,涉及到云冈石窟的艺术、造像、开凿等问题。会上北京大学杭侃教授作了题为《云冈石窟第五窟开凿时间再议》的报告,针对第五窟开凿时间提出了新观点;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党委书记张庆捷作了《云冈石窟窟顶挖掘情况》的报告,图文并茂地展示了云冈石窟窟顶考古发掘的详细过程及情况。北魏研究所所长马志强教授作了《云冈石窟的佛龛造像类型研究》,从类型学的角度对云冈石窟佛像、菩萨、弟子、飞天、狮子、力士等佛龛造像进行了科学划分,并对其特点进行了准确的描绘。这些新的研究成果拓宽了云冈文化研究的视野,加深了人们对云冈石窟的认识。
        有关云冈的学术交流还积极拓展到国际领域,早在20世纪初期,云冈石窟就引起了国外学术界的重视,为了加强国内外学者在云冈学方面的交流,从2011年起,云冈石窟研究院就开始举办中日云冈石窟学术研讨会。继第一届研讨会成功举办后,2012年7月11日,“2012年中日云冈石窟学术研讨会”在云冈石窟研究院举行。来自日本筑波大学的五名学者与云冈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就“云冈石窟西部窟群的开凿时间及造像特点”、“云冈石窟尖顶帽雕刻的文化意义”等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日本研究云冈石窟的知名学者八木春生教授在研讨会上作了《云冈西方诸窟》的报告,另外还有来自云冈石窟研究院的赵昆雨和王雁卿分别展示了《云冈石窟第5-4窟的时代属性》、《云冈石窟尖顶帽雕刻的文化意义》等论文成果。这次研讨会不仅为考证不同时期云冈石窟的状态提供了极好的史料帮助,还为推动和加强中日云冈学研究的学术交流奠定了基础。
        在随后的2013年9月2日,来自日本筑波大学、台湾屏东教育大学、大同大学的专家教授、天津的著名画家以及云冈石窟研究院的研究人员等中日云冈学学者再聚首,在云冈石窟研究院主办的“2013年中日云冈石窟学术研讨会”上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交流,宣讲了最新的研究成果。例如,王恒《兜率之约——从道安弥勒信仰到云冈弥勒塑造》、赵昆雨《平城北魏幢倒伎乐图像》、八木春生《云冈石窟第三期诸窟》、因幡聪美《云冈石窟第三期补刻龛——以昙曜五窟窟口为中心》。研讨会上,王恒、八木春生、因幡聪美、熊阪聪美、赵昆雨、王天銮、李美燕、凌建英等专家学者,分别从云冈石窟的本体研究、接受美学、空间艺术、音乐学、传播学等角度,对云冈石窟的文化内涵进行了多角度的解读与阐释,并提出了一些崭新的观点。 此次研讨会与前两届相比,参与学术研讨的专家学者更多、涉及的课题研讨范围更广、取得的成就更大,对于进一步推动云冈学研究的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三次交流研讨会集中了当下一段时期内云冈研究的前沿课题与最新发现,进行了阶段性梳理和总结,不仅为下一阶段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而且开拓了新的研究思维方式。中外学者齐聚一堂,集思广益,共同推进云冈学不断发展并走向深入,使云冈学的研究百花齐放,为这一文化宝库增添新光彩。其中,云冈石窟研究院努力推动学术交流活动,积极发挥作用,使得云冈研究不断朝着长效化、良性化方向发展,真正展现云冈文化内涵,并以此促进云冈文化产业做大做强。

        二、学术成果
        随着人们对云冈石窟关注程度的不断提高,以云冈石窟研究院为代表的国内学者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不同的视角对云冈石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成果显著,一系列颇有意义的专著相继问世。
        2012年9月,由云冈石窟研究员王恒编撰、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云冈石窟辞典》付梓。该书是首部系统介绍云冈石窟文化的百科全书辞典。全书共计80万字,收录各类词条2320个,插图575幅,图文并茂,文字洗练,表述精当。涉及的内容包括云冈石窟的历史、地理、地质、规模、建筑、佛教、碑铭、艺术、图像、图案、装饰,以及石窟的保护科研、调查记录、考古研究、考察访问、文献记载及其与石窟关联的其他历史状态、考古发现等。该辞典的词条按15大类编排,包括寺院洞窟、历史、佛教、窟龛形制、佛教造像、佛经故事、装饰图案、音乐舞蹈、石窟附属、石窟关联、碑文铭记、保护管理、考古文论、历史人物、访问•辞赋等。该书附录的《云冈石窟立面图》是迄今为止有关云冈石窟外立面全景最完整最细致的一幅图。本书还汇集了国内外学者对云冈石窟多年的考古调查和研究成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普及意义。它是继《敦煌学大辞典》之后,国内第二部大型石窟寺辞典,对于云冈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2013年1月,云冈石窟研究院张焯所编写的《中国皇家雕刻艺术:云冈石窟》由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作者把云冈每个石窟的精品雕刻汇聚一册,并配有简洁精炼的文字描述,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生动地展现了我国北魏石窟雕刻艺术的精华。这部书不仅为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云冈提供了云冈石窟最新的图片,也为普通读者走进云冈、了解云冈提供了一个更加真实生动的窗口。
2013年5月,谷敏著《云冈石窟》,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本书内容分为“云冈石窟的历史价值”、“洞窟欣赏”、“百年云冈石窟研究与保护”、“云冈大景区附属景观”四个部分,介绍了云冈石窟的艺术精华和文化内涵。
        2013年6月,由聂还贵著,李莉、王丽译的《雕刻在石头上的王朝:北魏王朝与云冈石窟》的英文版《YUNGGANG GROTTOES AND NORTHERN WEI》面世,该书的中文版曾获赵树理文学奖。作者以云冈石窟为切入点,系统地论述了云冈石窟的艺术价值和北魏王朝的历史地位。该书是有关云冈石窟研究的专著中第一本被翻译成英文的专著,对于全世界认识研究云冈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013年6月,云冈石窟研究院所编的《平城魏碑十二品》(函装),由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该函从上世纪晚期以来,大同出土的近百件北魏平城碑铭中甄选出十二品,等比例印制,其中就包括云冈石窟现存时间最早、文字最多的题记《邑义信士女等五十四人造石庙形象九十五区及诸菩萨记》,1956年整治云冈石窟第二十窟前乱石时出土的《比丘尼昙媚造像题记》,以及现藏于云冈石窟陈列馆的《平国侯韩弩真妻碑》,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展现了魏碑的独特魅力,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2013年7月,王恒著《云冈石窟》【古都大同系列丛书】,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古都大同”系列丛书由《大同史略》、《云冈石窟》、《老大同》、《大同方言博览》4书6册组成,旨在展现大同地域风貌。其中,《云冈石窟》全书20万字,有440多幅图片,重点介绍云冈石窟的历史、文化及现状等。
        2013年8月,王天銮主编的《岩•时•空:云冈石窟空间艺术》,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作者站在时代的前沿,从建筑空间中视觉艺术的角度审视云冈石窟。主要讨论了云冈石窟的视觉艺术价值,分析了云冈石窟的整体建筑形式,每个洞窟建筑空间的特点和视觉艺术形式;认为云冈石窟是一座伟大的人与神交流的空间视觉艺术圣殿,是典型的装饰艺术形式荟萃的宝藏,在中国视觉文化史上有着不可比拟的重要学术价值。王天銮的研究为人们认识云冈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对于云冈学的发展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这两年除了系统的研究专著外,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员在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具有影响的论文也达数十篇之多。学者们将考古类型学方法运用到石窟研究中,论题广泛,涉及云冈石窟的历史、艺术、宗教、保护等方面,可谓百花齐放、硕果累累。其中,尤以艺术和科学保护方面的论文最具代表性。
        宗教艺术方面,主要有黄一《云冈石窟第12窟古篪辨识》,《中国国家博物馆刊》2012年1期,作者根据文献对古篪的记载,从乐器的形制演变、文化背景来辨识云冈石窟第12窟中的古篪形象,指出云冈石窟第12窟中,与埙相配使用的横吹管乐应是古篪,而非过去人们认为的"义觜笛",“埙篪相和”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意象之一,深刻影响了后世的音乐文化。项阳《佛教戒律下的音声理念——云冈石窟伎乐雕塑引发的思考》,《中国音乐》2013年2期,作者在文中辨析了佛教所用音声在戒律规定下的几对概念,探讨了佛教在异文化传播中所产生的诸种问题以及平城时期佛教在中国改梵为鲜卑的表现,论述了昙曜与魏文成帝和孝文帝之间为了佛教长期发展互动所采取的相关措施,最后辨析了云冈石窟雕塑所见佛教所用音声,指出对云冈石窟伎乐图像解读,一定要对历史的多个层面有整体把握。范鸿武《试论云冈石窟佛教艺术的鲜卑族文化特色》,《新视觉艺术》2013年3期,作者从云冈石窟的洞窟形制、佛像造型、窟顶雕饰、供养人形象、飞天形象、服饰等多个方面,阐释了云冈石窟非常鲜明的鲜卑族文化特色,并认为这是云冈研究不可忽视的方面。此外,解华《云冈石窟中的地神造像》,《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1期;崔晓霞《云冈维摩诘变相故事内容释读》,《文物世界》2012年2期和《云冈石窟寒泉小考》,《中国文物报》2012年3月9日;王建英《论大同云冈石窟佛像服装的艺术审美特征》,《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12年3期;曹雄《谈云冈石窟雕刻民族化的演变》,《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4期;刘晓伟《云冈石窟乐器图》,《音乐创作》2012年11期;张峰、刘欣《简谈云冈石窟造像特征》,《科教导刊》2012年20期;员小中《云冈石窟东部窟区摩崖题记考》,《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1期;李宏刚《云冈石窟忍冬纹、莲花纹、火焰纹纹饰流变探微》,《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1期;徐建国《云冈石窟“纪念碑性”造像意义探讨》,《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6期;李刚《云冈石窟与北魏佛教文化发展研究》,《新西部》(理论版)2013年6期;李南芹《由北魏历史看飞天形象演化——以云冈飞天的演变为例》,《美术教育研究》2013年15期等论文,从不同角度对云冈石窟开凿的历史、题材考证、考古发掘、建筑形象、造像特征、服饰特点、宗教文化进行了广泛地探讨,提出了许多新颖而独到的见解。
        科学探测、保护方面,近年来云冈石窟保护工作的深入进行,为云冈石窟的专题研究提供了新的平台。一些专业技术人员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对云冈石窟进行科学探测试验, 为石窟文物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2012-2013年间,以黄继忠、万力、彭涛、曹文炳、王旭升、许飞、任建光、张俊芳等人在2012年第11期《工程勘探》上发表的《云冈石窟水分来源探查工程及若干成果》、《云冈石窟水汽转化特征的初步研究》、《云冈石窟入渗水的形成和运移》、《云冈石窟建造特征与水患的关系》等4篇论文为代表,全面分析了水在云冈石窟文物风化损害中的作用,阐述了水汽转化的基本原理,并针对石窟环境提出了凝结水的观测方法。同时,指出石窟文物本身的建造特征与水患的形成具有密切的关系,防治水患是云冈石窟文物保护的重要措施, 所以,采用修建窟檐和室内空气除湿的办法,可以提高窟内水汽环境的稳定性,减少凝结水和冻结过程产生的风化损害。周霄、高峰、张爱武、周科朝《VIS/NIR高光谱成像在中国云冈石窟砂岩风化状况分布研究中的进展》,《光谱学与光谱分析》2012年3期和任建光、黄继忠、王旭升《云冈石窟龙王庙沟风化砂岩风化深度与风化速度环境磁学无损探测》,《工程勘察》2013年9月两篇文章,则考察了云冈石窟的风化状况,为高光谱技术用于砂岩的粉状风化状况估测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利用环境磁学便携式磁化率仪对云冈石窟风化砂岩进行了现场风化程度无损探测,提出了云冈石窟片状风化砂岩风化程度定量分级标准,并探测了云冈石窟龙王庙沟西侧崖壁砂岩的风化深度。指出了风化对云冈石窟的影响,提出对武周山南崖壁表面岩体进行防风化处理,并修建保护性窟檐的建议。这对石窟文物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周华、高峰、王扬、王昌燧《云冈石窟石质文物表面污染物清洗效果检测技术实验》,《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3年1期 ,文中指出云冈石窟的表面污染物主要包括粉尘、烟熏和表面结垢三种,研究者通过各种科学仪器对石窟进行清洗并对清洗效果进行了检测,得出的相关数据对文物的“最少人为干预”和“不改变文物原状”原则的评价给予了支持,为石质文物清洗效果评估提供了新的方法。孙博、彭宁波、王逢睿《云冈石窟第19窟西耳窟地震动力响应》,《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12年4期,该文指出研究者利用有限差分软件FLAC3D对云冈石窟第19窟西侧耳窟进行了地震动力模拟计算和地震动力响应分析,研究了硐室岩体位移、加速度放大系数、应力分布和加速度傅里叶谱。根据数据观测结果,得出在对第19窟西侧耳窟进行抗震加固设计时,应适当提高此区域的地震加速度的结论。这为石窟地震动力响应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近几年来,许多衷情于云冈石窟考察研究的中国学者,付出了巨大努力,使云冈石窟的调查研究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各个学科的专家学者,在史料典籍和考古发掘的基础上,积极挖掘云冈的文化内涵,以图从多学科多角度研究云冈,进一步从更新的视角,探究其隐藏的秘密,让诸多历史谜团逐步清晰明朗。同时,为了文化的传承,为了全人类的财富,伴随着科技的发展,云冈石窟的保护更是不断和各种高科技的保护手段联系在了一起。这两方面的工作共同构成了云冈研究和保护的重心,当然,对云冈石窟这一历史课题的研究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云冈石窟研究院必将继续与社会同行、普通大众一起共同让云冈石窟及其所承载的文化意义熠熠生辉。

 

2000~2011年研究历程

 进入21世纪,随着“云冈学”的不断深入研究,中外学者对云冈石窟的研究异常活跃,涌现出一批新生代学者,成为云冈石窟研究的重要力量,发表的学术论文和专著颇多,研究的成果从不同方面探讨了云冈石窟的历史、艺术、考古和宗教等,提出的诸多新颖而独特的见解,引起国内、外学界的高度重视。
        2000年~2009年间,是“云冈学”研究辉煌的时期。2005年7月,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编著《云冈百年论文选集》,将20世纪初以来100余年的云冈石窟研究成果集合成集,收集各类研究云冈石窟的论文74篇,概括地将云冈石窟百余年来的研究成果作了集中展示。最为重要的是2005年7月26~30日随后召开的云冈国际学术研讨会,成为检阅云冈石窟研究成果的盛会。由大同市人民政府主办、大同市文物局和云冈石窟研究院具体承办的“2005云冈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西省大同市成功召开了,这次会议是我国文物界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性石窟学术研讨会。大同市委、市人民政府向出席研讨会的各位领导及各位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在开幕式上进行了热情而诚恳的讲话,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11个国家和港台地区的300多位知名学者出席了这次盛会。之后结集出版的《2005年云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保护卷、研究卷),文物出版社2006年8月,分别收集论文63篇和57篇。集中体现了云冈石窟乃至其他石窟寺研究与保护方面的重要论文集。
        这十年间,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撰写的云冈石窟申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文本,2001年获得山西省社科联“百篇工程”一等奖;同时发表与出版了大量的具有重要价值的学术报告、论文与专著。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云冈石窟第3窟发掘简报》,发表于《文物》2000年6期;李凭《北魏平城时代》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王恒《云冈佛经故事》,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日)八木春生《云冈石窟纹样论》,法藏馆2000年;中国石窟雕塑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石窟雕塑全集•云冈》(第三卷:李治国主编),重庆出版社2001年3月;韩府(校勘 注释)《历代咏云冈石窟诗萃—附历代咏大同名胜古迹历史风物诗选》,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5月;王恒《云冈佛经故事》,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阎文儒《云冈石窟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聂还贵《雕刻在石头上的王朝》,中华书局2004年8月;王恒《云冈石窟佛教造像》,书海出版社2004年3月;(日)冈村秀典《云冈石窟•遗物篇》,日本朋友书店2006年2月;2006年张焯的《云冈石窟编年史》问世,成为目前云冈石窟的第一部通史。发表的主要论文,(日)石松日奈子《云冈中期石窟新论——沙门统昙曜的地位丧失和胡服供养人像的出现》(姜捷译),《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5期;张焯于2005年4月1日在《中国文物报》发表《〈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小议》一文,发现碑文中“多处语句抄写窜行,使得文意混乱,难以明了”,从而对“碑文中的错乱语句进行了梳理,”形成一篇“一气呵成,环环相扣,层层深入”而文意通顺的精彩篇章。根据修正后的碑文内容,就“关于金代外护的段落”、关于“十寺”和护国寺等问题做了非常有益的说明和探讨。
        2010年~2011年间,“云冈学”研究以不同的角度与形式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氛围,使学术框架更完整,标志着“云冈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2011年6月21~22日,为了进一步加强云冈石窟的学术研究交流,由云冈石窟研究院主办的“2011'中日云冈学术研讨会”在云冈石窟举行,主题为“石窟考古与石窟艺术研究”。来自日本筑波大学的八木春生一行与云冈石窟研究院专家学者等,展示了云冈这一学术研究领域上取得的新成果,并进行了云冈佛教艺术表现方面的交流。此次中日两国的云冈学术交流会,将对于推动云冈石窟研究事业的蓬勃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2011年11月3日由中共大同市委宣传部主办,云冈石窟研究院承办的大同市青年女画家王晨“云冈装饰图案画展”研讨会与画展在云冈石窟举行。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该书对推动云冈装饰纹样研究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2011年10月22日来自大陆和台湾两地的佛教界人士和佛教石窟寺考古的专家学者齐聚云冈石窟研究院,就《中国石窟大佛记》与云冈大佛的雕刻艺术特点发表了各自的意见和建议。
        此外,这两年间出版的专著如赵昆雨《云冈石窟佛教故事雕刻艺术》,江苏美术出版社,2010年8月;李凭《拓跋春秋》,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1月;冯骥才主编《中国大同雕塑全集•云冈石窟雕刻卷》(上、下)中华书局,2010年9月;王晨绘著《云冈石窟装饰图案集》,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1月;张焯主编《中国石窟艺术•云冈》,江苏美术出版社,2011年。发表的主要论文,《大同云冈石窟窟顶北魏寺庙遗址》,《中国文物报》2011年1月7日。云冈石窟研究院《云冈石窟测绘方法的新尝试——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在石窟测绘中的应用》(王恒执笔),《文物》2011年第1期;《激光扫描技术为云冈石窟建“数字档案”》,《北京档案》2010年第2期;张焯《云冈石窟源流考略》,2011年7月8日发表于《中国文物报》文章从四个方面深入的阐述了佛教东传的波浪式轨迹、云冈石窟开凿的历史因缘、东方佛教艺术的旷世绝唱、平城时代对中国佛教的重大贡献。这二年来出版发表的多种从不同角度介绍云冈石窟的书籍与论文,拓展了学术思维,在宣传和弘扬云冈石窟文化,普及云冈石窟知识等方面,都起到积极的作用,将百年来云冈学的发展脉络作一更新的领域,使其 “云冈学”研究更为完善。

20世纪70~90年代调查研究

70年代~90年代,云冈石窟的研究进入新阶段,近30年来在石窟历史、石窟分期、石窟图像学分类方面取得较大成果。山西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学考古系、中国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等众多单位的学者专家,对云冈石窟及周边石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并发表了一批中小石窟的调查简报和文章。
1972年~1973年,在云冈石窟加固维修工程中,对云冈石窟第9~13窟窟口前方、上方的清理发掘规模甚大,收获尤著,发表了《云冈石窟建筑遗迹的新发现》(《文物》1976年第4期);1987年山西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的同志调查了云冈龙王庙沟西侧的晚期石窟、大同北郊的鹿野苑石窟、西郊的鲁班窑石窟等。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丁明夷先生指导调查了西郊的焦山石窟、吴官屯石窟等,也取得了一定的收获,并合著有《焦山•吴官屯石窟调查记》。北大教授宿白先生指导了云冈石窟洞窟新编号工作等,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是云冈石窟保护维修工程和考古发掘清理工作较活跃时期,为新发现的洞窟编号并总结云冈石窟研究成果,成为工作的重点。为此,在北京大学考古系的指导和帮助下,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进行了20世纪最后一次的洞窟编号工作,之后进行了洞窟新的编号并发表《云冈新编窟号说明》。
        1978年宿白先生又将研究成果《云冈石窟分期试论》发表,对云冈的分期及其历史背景作了全面的阐述和研究,其学说成果影响至今。这一成果使“云冈分期论”以及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得到解决和佐证,体现了《金碑》的重要作用,这篇试论对云冈石窟的分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与影响。此后又陆续发表了《〈金碑〉的发现与研究》、《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恒安镇与恒安石窟》等。对北魏平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与佛教的发展,对云冈石窟乃至大同历史,对云冈洞窟形制、造像组合、佛装服饰等特征,对云冈石窟开凿分期问题,从历史学与考古学角度,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1980年阎文儒《云冈石窟的开创和题材的分析》(刊《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5、6期。)本文论述颇长,开篇首先探讨了云冈石窟的名称和开创的历史,关于云冈石窟的开凿年代,凡举几种不同说法,认为真正开凿的年代,应是文成帝再兴佛法之明年——兴安二年;第二部分叙之云冈石窟艺术题材;第三部分探析云冈造像中根据佛本行诸经镌造出的释迦牟尼成佛前后和诸佛的各种故事形象;第四部分论述了保卫佛的护法像;1981年肖兴华《云冈石窟中的乐器雕刻》(刊《中国音乐》1981年第2期)在我国音乐的历史长河中,北魏时期的云冈石窟中的各种乐器雕刻丰富多彩,作者把云冈石窟中有关的乐器雕刻,大致分为三类,即弹拨乐器、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本文详尽的表述出自己的看法,对研究中国音乐史具有重要的价值,为我们研究北魏时期的音乐艺术,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还有国外一些专家学者如(日)佐藤智水《云冈佛教の性格——北魏国家佛教成立の一考察》,《东洋学报》第59卷第1、2号1977年;(日)长广敏雄、邓健吾《云冈の昙曜五窟》、《云冈と龙门文化的差异》,均见《中国文明の原像》(下),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78年8月;(日)长广敏雄《驳宿白氏的云冈石窟分期论》,日本京都《东方学》1980年第60辑;诸多学者对云冈石窟多次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遂使云冈石窟的历史与艺术脉络豁然清晰。
        1982年宿白针对与日本长广敏雄教授讨论有关云冈石窟的某些问题发表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本文就长广敏雄(日本)先生《驳宿白氏的云冈石窟分期论》一文提出的主要异议,分四个内容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并讨论了有关云冈石窟的一些问题。文中第一个内容为“《金碑》的著录与发现”,认为从碑文本身的结构和行文两方面分析,所提供的资料是可信的。第二个内容为“《金碑》部份记事的探讨”,详尽的阐述了云冈石窟“十寺”的历史和“十寺”的位置,以及护国、崇教(福)等有关问题。第三个内容为“‘样式论’和魏帝行幸武州山石窟寺问题”,就云冈石窟与长广敏雄提出的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第四个内容为“云冈石窟分期问题余论”,进一步的揭示了云冈石窟分期的问题。本文内容叙述简明,主题明晰深刻曾起到开拓性的作用。
       1988年7月5日~9月15日,国家文物局委托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举办了第一届全国石窟考古培训班,在云冈石窟举行。由北京大学考古系主持教学工作,取得圆满成功,为国内各石窟研究和保护单位培养了一批业务人才,同时有力地推动了云冈石窟研究的进程。作为此次学习班的最终成果,之后出版的《佛教石窟考古概要》(国家文物局教育处编,文物出版社1993年出版),很多以往需要研究者翻阅大量旧典才能找到的依据资料,至今仍是中国佛教石窟研究的主要教科书之一,其在云冈石窟的研究中亦具有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这是一部到目前为止全面的、翔实的研究佛教以及石窟寺方面乃至云冈石窟的工具书。
        1992年~1993年,为配合云冈石窟“八五工程”,对第1~20窟窟前地面进行了全面考古调查发掘,其中第3窟窟前遗址的发现被评为199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随着云冈石窟窟前遗址工作的进一步发掘,1991年、1994年云冈石窟研究院与日本平凡社合作出版《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一、二)两卷,《中国美术全集•云冈石窟雕刻》(雕刻篇10)等大型图文并茂的彩色画册,其中在《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一、二册中,收集发表了一批中日学者云冈石窟研究的重要成果,不仅实现了云冈研究的国际性合作,也使石窟保护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得以快速提高,出现了一批身在石窟,学在石窟,用在石窟的石窟研究人才队伍,以及一系列从不同角度对云冈石窟开凿的历史探讨、题材考证的有影响论文等;1998年赵一德《云冈石窟文化》,通过阐述云冈石窟历史文化、佛教文化、民族文化、民俗文化、艺术文化、外延文化等石窟文化表现,以引导人们品味云冈石窟文化价值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为出发点和归宿,是一部多角度论述云冈石窟文化内涵的著作;王建舜《云冈石窟艺术审美论》,从美学、文化人类学和审美心理学角度审视云冈,是一部试图以审美理论阐释佛教石窟艺术的著作。

1938~1944年日本京都大学对云冈石窟的七次调查

 外国学者对云冈石窟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始于1938年。日本占领大同期间,日本官方出面,组织由摄影、测绘、墨拓、录文等各方面人员组成的调查班子,由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率领的京都大学调查队对云冈石窟进行了七次调查。这期间的调查是迄今为止对云冈石窟最为详细的调查。这几次的调查具体如下:1938年,由水野清一带队,主要针对云冈中部窟群制作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等,并进行窟内摄影以及拓片。1939年,在北野正男、米田太三郎、水野清一等人的共同配合下,完成了第7窟的实测图、第9窟前室北壁西侧的睒子本生图、第10窟前室东壁的儒童本生图以及前室正面列柱的八角柱柱基。1940年,调查队员水野清一等9名,完成了第8、9窟的测量,徐立信完成了全部的拓片,羽馆易负责的第7、8窟以及第14~20窟的摄影工作也圆满结束。1941年,北野正男完成了第7、8窟的实测工作。同时调查队员为下阶段实测昙曜五窟做准备工作。1942年,水野清一、盐田义秋分别进行第18窟和第16窟西壁的实测工作,长广敏雄在本年度10月末完成了第20窟大佛的现场测量图。1943年的调查工作主要针对第19窟的工作展开。水野清一负责第19窟左胁窟测量,岡崎负责第19窟右胁窟。铃木义孝完成了第17窟的收尾工作。北野正男完成了第6窟方柱上层的实测工作。1944年,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分别进行第3窟的制图和第2窟的实测,岡崎和松田对第4窟进行了平面图和断面图的绘图工作。至此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完成了对云冈石窟长达7年的调查。期间,先后有水野清一《云冈石佛群》,小川睛旸《大同云冈石窟》,长广敏雄《大同石佛艺术论》等出版。之后于1951~1956年间,陆续出版了《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调查报告》(十六卷,三十二本)。作为20世纪中期的大型石窟调查研究成果,多卷本《云冈石窟》有其学术的独创性和结构的合理性。该成果历经十几年告竣,其间经历了长期的现场调查工作,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做了充分的撰著酝酿。但对石窟群中的部分内容,或没有全面记述,或只是浮光掠影,有的甚至还没有涉及。这些都有待后来的研究者去努力探讨而不断完善。

1902~1939年外国学者对云冈石窟的初步考察研究

 从二十世纪初期,云冈石窟重新步入学者与人们的视野以来,国内外文化史、美术史、建筑史以及宗教史等专家学者做了大量的深入调查与研究工作,使云冈石窟在国际学术界受到高度关注。最早对云冈石窟的重新发现,肇始于1902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建筑学家伊东忠太的调查考察,他对石窟进行了科学记录,这是云冈近代失闻后20世纪初第一次对云冈石窟的发现和调查,并对云冈石窟做了大量的考察研究工作,撰写了《云冈旅行记》一文,并在1906年发表了对云冈石窟艺术渊源研究的考察报告于《北清建筑调查报告》,同年又发表了关于云冈雕像来源问题的文章《支那山西云冈石窟寺》,该文论述是从学术角度来说“发现”云冈石窟的,并把北魏美术分为前后两期,对于后半期中明显的汉化问题,认为在拓跋部落本身的风格中糅合了汉化因素,这对于作者的观点来说,可谓是始作蛹者。
        伊东忠太这些著文的介绍遂引起世界学术界对云冈石窟的瞩目,云冈石窟才得到国内外石窟寺考古及美术史、宗教史、文化史等专家学者的重视,得使云冈石窟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日益提高,并越来越受到世人关注。
        1907年法国著名的研究东方的学者沙畹(E•Chavannes),收集云冈石佛寺及龙门石佛寺等的建筑与雕刻的照片和图录,1909~1915 年著成《北支那考古学使命记》。图版卷有238幅是关于佛教遗迹的,其中有78幅图片是关于云冈石窟的,成为国内外学者及美术家的一大巡礼地。另外当时拍照的一些造像遗迹,现已流落海外、风化和残缺,因此极为有参考价值和历史价值;1915年日本学者大村西崖出版《支那美术史•雕塑篇》,系日本近现代学者研讨中国古代雕塑的开山名著,照片拍摄于清末民初,其中关于云冈石窟的影像资料,系日本同类出版物中发行时间最早者,极为宝贵;1921年日本山本写真馆出版《云冈石窟》无疑殊俱文物收藏价值,另外1933年《震旦旧迹图汇•第一篇•云冈石窟》,均即山本明数度赴云冈实地所摄照片。山本明系二战前旅华日本摄影师中的佼佼者,技术出众,目光独到,热衷于我国名胜古迹影像的摄制工作,历年来积累了大量珍贵图像资料,遴选出得意之作结集成册飨诸同好的影集;1925年瑞典学者奥斯伍尔德•喜龙仁(Osyald•Siren)著《五至十四世纪中国雕刻》(四卷本)在伦敦出版。喜龙仁是西方系统性研讨中国雕塑史的开山大师,该书是关于中国雕塑较全面的一部著作,图版中的实物遗迹,许多都是精品,且多有纪年,其中共有云冈图版66幅,有些业已流落海外抑或残毁,这更加体现出本书的重要价值;1925年中井氏解说、外村氏摄影《大同石佛大观》,系云冈石窟早期出版物中最为稀见的范本。外村氏是20世纪上半叶以石窟造像摄影闻名于世的日本摄影家,图片质量达到了艺术性与技术性的完美同一;1939年日本长盘大定、关野贞合著《支那文化史迹•云冈石窟》(第一卷),较沙畹在概说和图板水平上更近一步。全套书图片收罗宏富,摄印精良,保存完好,弥足珍贵,关于云冈石窟的内容较沙畹更进一步。

国内较早对云冈石窟的调查研究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灅水》是对云冈石窟最早的记录与描述;魏收《魏书•释老志》对云冈石窟的开凿做了较详的记载;我国对云冈石窟的研究,首先是金代曹衍,他于皇统七年(1147年)撰写《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对云冈石窟寺作了最早的考证;清代学者朱彝尊约在清康熙三年冬至四年春(1664~1665年),两游云冈石窟,写下《云冈石佛记》一文,该文对北魏开凿云冈石窟的原因,分析透彻入理,对当时佛教石窟建设的评价客观公允。
       我国近代最早研究云冈石窟的学者当属陈垣先生,开国人对“云冈学”进行研究并发表论文的先河。1918年,陈垣先生考察云冈石窟,1919年,他从史料学角度,对云冈石窟的历史进行考证,发表了《记大同武周山石窟寺》,这篇文章是作者于1918年10月与同伴随着京绥铁路的开通一路北上,来到云冈石窟,作者记录了亲眼所见石窟的遗存及历史风貌,情节时远时近,其中文章的第一段描述就使人在千年中走了一回。摭拾群著,记载了魏帝幸石窟之次数、石窟开凿背景、景色的描写及道武帝崇佛、太武帝毁佛、文成帝复佛的历史大事,还收集了清朝年间的文人诗赋。作者考察碑碣,推论典籍对比孝文帝迁洛后始建伊阙石窟(龙门石窟),更加突出了云冈石窟巨大的工程及不寻常的历史意义,在当时社会上占有的特殊地位。因此这篇论文从史料方面较系统地考证了云冈石窟,在研究云冈学上的分量也可显现。后在《云冈石窟寺的译经与刘孝标》一文中,又首次论及云冈的译经活动,他指出,高僧昙曜既是云冈石窟的始建者,也是云冈译经的创始者。
       1933年中国学者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营造学社同人在调查大同地区古建筑及云冈石窟,得以亲目考察云冈这些珍罕的雕刻遗证后,合著《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精印云冈相关图片34幅,便是国人亲赴实地拍摄的佳作,颇为值得关注。后发表了《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一文,系统地分析了云冈石窟所保存的北魏建筑样式,指出了云冈北魏建筑的西方因素和汉地传统因素;接踵而来的是叶恭绰、郑振铎等人于1934年到云冈石窟的调查,郑振铎编写的《云冈》一文发表于1935年平绥铁路管理局出版的《西北胜迹》上(见《郑振铎文博文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出版),将在云冈石窟的见闻、感受及对洞窟的介绍浓缩一文; 1936年周一良撰写的《云冈石佛小记》,刊《考古社刊》1936年第4期。此篇认为云冈石佛为我国雕刻之精英,其壮伟遒丽,后世罕及。作者分六部分论述了云冈石窟的名称、开凿、石窟寺的数目与命名、石佛之西域影响、窟内铭识及余记,内容全面。这些文章可以说是分析鲜明,可谓老一辈学者三十年代研究云冈石窟的巅峰之作;1936年,大同学者白志谦编写《大同云冈石窟寺记》一书,这是大同当地学者最早的一本研究云冈石窟的著作。本书论述了云冈石窟创建的历史、石窟现状、艺术、工艺及佛像面貌,内容丰富全面,图版造像显现了云冈石窟三十年代的状况,是国人研究云冈石窟最早的论著。1937年厉寿田撰作《云冈石窟源流考》,亦对云冈当时保存状况做了客观的调查记述,并注意到对云冈窟檐遗迹的记录,是当时比较详尽的调查研究著作。这两位学者开创了云冈学研究地方学派的先河。1938年,汤用彤先生整理出版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此书提供了关于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最可靠材料,提出了这一时期中国佛教史发展变迁的线索,还描述了这一时期中国佛教史上某些重要的现象,一些篇目如《凉州与黄龙》、《释玄高》、《太武帝毁法》、《昙曜复兴佛法》、《北魏诸帝与佛法》、《北朝造像》等,不仅对中国佛教发展研究,并且对云冈石窟和其他中国佛教遗迹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依据和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