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报告

云冈石窟第三窟遗址发掘简报

1993年

云冈石窟是中国最大的石窟群之一,是国务院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区西16公里处的武州(又作周)山南麓。从公元5世纪中叶至6世纪初的六七十年间,北魏皇室集中大量人力物力,削山为壁,在高约30余米的武州山南麓立壁上,开凿了众多大小窟龛。至今保存石窟的崖面全长1000余米,现编号洞窟252个,依照自然地形和石窟在崖面上分布情况划分为东部窟群、中部窟群和西部窟群三个区域。龙王庙沟是东部窟群与中部窟群区域的分界线。
        第3窟位于云冈石窟东部窟群区域的西端,它的西侧与第4窟毗邻,隔龙王庙沟可与第5窟遥遥相望;东侧距第2窟165米,两窟之间依陡峭崖壁沿山体用不规则的石块垒砌添土,形成了宽约5.8~10米道路连通。第3窟窟前有一个宽阔的前庭,前庭南侧为80年代维修工程时拓宽路面修筑石砌陡坡。第3窟分前、后室。前室有东西两个,平面皆接近凸字形,东西长约23.6、南北宽约6.5米;后室平面为凹字形,东西长约42.7、南北宽约15.2~15.8米。后室北壁中部雕出较大的向前凸出柱体,东西长约29、南北宽约11~11.4米(图一、图三)。
        1993年7至8月,为配合云冈石窟“八•五”保护维修工程,经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等联合组成考古队对云冈石窟第3窟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这次发掘在第3窟窟前和窟内均选择沿洞窟纵轴线(北偏东15°)方向布置探方或探沟(图二、四)。首先在窟前北侧横排布方两列,开5×5米的探方20个(即编号93T209—93T218、93T30l—93T310),为了探明窟前遗址范围,分别在93T211、93T215—93T218探方南部又开横排5×5米的探方6个(即编号93T103—93T108)。同时对洞窟前室也进行了清理发掘,其中东前室开5×5米探方3个(编号93T401—93T403);西前室开5×5米探方1个(即编号93T404)。并在后室东西两侧开宽1米探沟共计5条,其中东西向探沟3条(93TG2、93TG3、93TG4),长度分别为6.2、17.5、5.8米;南北向探沟2条(93TGl、93TG5),长度分别为13.2、11米。这次共揭露遗址面积约900余平方米,发现遗迹有北魏开凿石窟遗留下的未完工的基岩地面;唐代整理的窟前地面及修筑的台基;金代修建的殿堂建筑遗迹的夯土柱基等。出土了大量陶片、瓷片、石雕、钱币、建筑构件等,获得了一批重要的实物资料,为云冈石窟诸多领域的研究都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科学依据。现将第3窟清理发掘的资料初步整理,简要报道如下。
        一 地层堆积
        第3窟是云冈石窟大型洞窟中开凿未完工的洞窟之一,发掘前窟外前庭与窟内前室地表高度接近,基本处在同一个水平面上,但窟内后室地表高度超过窟外前庭及窟内前室约l米多。需要指出的是,根据以往照片和工程资料记录(图五),第3窟的窟内与窟外的文化层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曾经进行多次清理,其中1975年和1982年两次维修工程清理规模最大。当时该遗址地表与这次发掘前的地表高度相差很多,使得晚期的文化堆积层损失严重,将较早期甚至是北魏开凿洞窟的文化堆积层有部分直接暴露出地表。经这次清理后发现,洞窟窟外前庭和窟内地层堆积深浅不一,基岩地表面高度差异亦很大。现以窟内东前室93T401北壁、窟外前庭93T307、93T215东壁为例说明。从上至下共七层文化层。
        窟内以东前室93T401北壁剖面为例(图六):
        第①层:扰土层,约10厘米厚,灰色松软土,几乎无遗物。
        第②层:灰黄色夹石块土层,厚10~18厘米,包含物有胎釉洁白的瓷片和酱釉、黑釉、茶末绿釉瓷片等,还有一些较厚的瓦片,为金代文化层。
        第③层:含煤灰的黄色淤土层,厚25~50厘米,包含物有盘口盆陶片、胎釉泛黄的白瓷片,较薄的布纹灰瓦等,为辽代文化层。
        第④A、④B层都没有。
        第⑤A层:黑土层,厚10~17厘米(该探方东南角部分厚达56厘米),出土有方格纹、忍冬纹灰陶片、磨光瓦片、兽骨等,为北魏文化层。
        第⑤B层:黄白色较纯的碎石层,厚约70~100厘米,出土有圆形石磨盘、石础等石坯料,碎石层下压着开凿基岩的地面痕迹,亦为北魏文化层。
        窟外以西部窟门前93T307、93T215东壁剖面为例(图七):
        第② :扰土层,约10厘米厚,松软的灰土,无遗物。
        第②层:灰黄土夹少量炭粒层,厚约10~36厘米,包含物为胎釉洁白的瓷片及黑釉、酱釉、茶末绿釉瓷片,较厚的瓦片等,底部有夯土柱基遗迹打破第③、④层。为金代文化层。
        第③层:含煤渣的黑黄土层,厚21~46厘米,包含物有类型较多的盘口器物内壁印菱形纹带的盆类陶片、红胎釉陶残片,少量胎釉泛黄的白瓷片(玉璧形环底瓷碗)、较薄的瓦片,为辽代文化层。
        第④A层:较纯净的细黄土,厚8~16厘米,出土少量盘口带菱格纹的陶片及平底实足瓷碗残片,底部有一道前缘较规整的石墙,为中晚唐时期文化堆积。
        第④B层:含石块、碎石灰土层,厚10~57厘米,出土灰陶盏、红胎釉陶盏、夹砂陶钵、石雕残件、隋五铢钱及少量北魏方格纹陶片和磨光瓦片,其中有“凸”字形台基等遗迹,为初唐或更早时期文化层。
        第⑤A层:无
        第⑤B层:较纯净的碎石层,仅清理了93T215南部,厚21~30厘米,偶尔有零星的方格纹陶片和磨光及素面瓦片。碎石层下压有开凿基岩的地面痕迹,为北魏开凿洞窟的基岩地面遗迹。碎石层的顶部很多地段被初唐打破并平整过。
        根据文化层堆积和出土遗物的分析,结合有关云冈石窟的历史文献研究,云冈第3窟重要的文化遗存可划分为四期,即北魏文化遗存(包括第⑤A、⑤B层)、隋唐代文化遗存(包括第④A、④B层)、辽代文化遗存(第③层)、金代文化遗存(第②层),下面分别叙述。
        二、北魏文化遗存
        (一)遗迹
        发现的北魏遗迹主要是开凿洞窟未完工所遗留下的揭取石块遗痕,它发现于⑤B层下的基岩地面上。
        l.开凿洞窟未完工的基岩地面高度情况
        清理前,因第3窟窟内后室西侧因唐初雕凿佛像时作过修整,以及近代清理,从而使得局部地面的基岩裸露。其余地面基岩程度不同地被文化层掩埋。清理后,发现窟内前室、后室与窟外三处地方的基岩面都不在同一高度的平面上。窟内、外的基岩面高度对比基本趋势是前室的基岩面最低,后室的基岩面最高,窟外的基岩面最高处介于前、后室之间;就窟外的基岩面情况来看,东、西窟门口处基岩面略低,而东、西窟门之间中部及前庭东西两侧靠近北壁壁脚下基岩面略高。现就窟外前庭,窟内前室、后室地面高度具体情况简单叙述如下。
        窟外前庭
        窟外前庭东壁长10.4、西壁长6.6、北壁长约50米。共布5×5米探方26个。个别探方进行扩方,而93T303、93T307、93T308、93T211四个探方未清理到基岩地面。
        从清理的窟外前庭基岩地面高度分布情况来看,高差较大,其中最高点是窟外前庭东北角,最低点是窟外前庭东窟门正对的东南部位,最高处与最低处的高差达2.41米。窟外前庭西部(即西窟门西侧)为两个小平台,平台基岩面地表趋势是北高南低。北侧平台略显平坦,高出南侧平台约1~1.4米;南侧平台的基岩面均被南北向与东西向沟槽分割成O.65~l.2米规格不等的近似矩形的石块,是已分割但未揭取的石块遗迹。东部(即东窟门东侧)的基岩面地表趋势是东北高而西南低,呈斜坡状,基岩面上有规格不同的已分割而未揭取的石块遗迹,其中东北角最高点与西南处最低处高差达2.41米。中部(即东西两窟门之间)的基岩面地表趋势是,北壁壁脚下两窟门中间略高而东西两侧偏低(即越接近两窟门处越低),南部的基岩面较平整, 整个中部基岩地面均为已分割而未被揭取的石块或是已揭取的石块凹坑遗迹。基岩最高处与最低处的高差达1.38米。
        窟内前室
        前室分东、西两个,北壁各凿一甬道通向后室。前室形制相同,平面均为凸字形。
        东前室布方3个,全部清理到基岩面,除窟门和甬道外,其他处高度基本上在一个平面上。在前室窟门和北壁甬道处,基岩面呈阶梯状。东窟门口与东前室地面取石后高差1.23米,由三层不规整台阶递上,每层高度约40厘米左右;北壁通向后室甬道取石后高差1.78米,有意形成不规划逐层递上的台阶,台阶每层高度约30厘米左右,宽在25~55厘米之间。这两处台阶遗留,显然与开凿洞窟时清运窟内石块和碎石有关。另外,东前室东部塔柱北侧未凿通,故方塔的周围没有形成环形甬道,这个甬道是由南侧向东侧开凿,其塔柱东侧北端最高、南侧西端最低,高差达1.92米。并且在东侧、南侧遗留有未揭取的石块。
        西前室仅布T404探方1个,其余部均未发掘,故整个前室的基岩面情况不明。但从该探方基岩地面来看,基岩较平坦,结合东前室基岩地面情况推测西前室应与东前室相类。
        窟内后室
        后室平面是凹字形。在凸面的北壁西侧因初唐雕凿一铺三尊像故基岩地面平坦,范围为东西8.8~9.45米,南北3.75~4.25米。它的东边缘、西边缘与北魏开凿洞窟时的基岩地面高差达1.06~1.31米。后室西部基岩面到处是东西向与南北向交叉的沟槽,地表趋势是北高南低,最高点是西北角接近北壁壁脚处,最低点是东南角接近南壁壁脚处,高差达1.53米,呈斜坡状,这样的基岩地面就形成由洞窟内向甬道口处倾斜的坡道,它便于石料或碎石的清运。后室东部基岩面均为东西向与南北向分割的十分规整的沟槽,地表趋势亦是北高南低。最高点是东北角接近北壁壁脚处,最低点是西南角接近南壁壁脚处,高差达1.53米,呈斜坡状,与后室西部相同。后室中部于200O年9月全部清理后,发现基岩地面高度比较一致,位于两甬道之间的中部位置基岩面略高,而东甬道北口处为后室最低点,高差仅0.5米左右。总之,后室的两甬道处位置较低,这样也便于后室石料和碎石的清运。
        从以上介绍窟外前庭、窟内前后室的基岩地面高度情况比较,三者之间的高度并非在同一平面,其中窟内前室最低、窟外前庭次之、窟内后室最高。若以窟内前室地面±0为标准,那么窟外前庭基岩面普遍高出1~1.5米,窟内后室基岩面普遍高出2米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洞窟的开凿程序和方法。
        2.开凿石窟揭取地面石块的遗迹
        该窟的窟外前庭和窟内前室、后室基岩地面高低不平,到处是沟槽分割成矩形和圆形凸起的石块,或是取石后留下的矩形和圆形凹坑。
        (1)沟槽分割不同形状的石块
        沟槽分割石块的形式大致可分两种。
        一种矩形石块的分割,一般沟槽方向绝大部分与洞窟的纵横剖线的方向一致,呈东西向和南北向,二者方向沟槽纵横交错将基岩面分割成矩形方块,形状呈“井田”样。此种沟槽分割的矩形石块在窟外前庭、窟内前室和后室均有分布。这里选择窟内后室东侧的局部基岩地面遗迹为例,加以说明。在东西宽约5.90、南北长约8.35米范围内,由东至西分别凿有纵向(即南北向)沟槽6条,将岩石面分割成5条南北向长方形条石,它的长约4.8~8.3、宽约0.9~1.2米;再由北至南分别凿有横向(即东西向)沟槽6~8条,将每条纵向沟槽分割的岩石面又分成5至7个规格不同的石块,而石块大小根据需求来确定(图八、九)。
        另一种为圆形石块的分割,是先确定圆心,然后以圆心为中心,刻出一个规整的圆,再依该圆外缘扩充lO~20厘米,形成一个近似的圆,这样两圆构成了一个封闭圆环,凿去内圆外侧与外圆内侧之间的环形部分,内圆为所需揭取的圆形石块,以留它用。这些环形沟槽分割的圆形石块的直径一般在0.73~1.1米之间,窟外前庭及窟内前室、后室均有分布。以窟内东前室93T401为例,圆形石块中有一个直径1厘米的圆形小凹坑,以它为圆心刻内圆直径为l米,外侧的近似圆直径为1.36米(边缘不规整)的两个同心圆,内外圆沟槽宽为10~18厘米,这是一个未凿通环形沟槽的圆形石块分割的遗迹(图一○、一一)。还有一些巳凿通环形沟槽的圆形石块,以窟内后室东侧为例,直径为1~1.05米之间,圆形岩石面十分规整,环形沟槽宽度为9~12、深25~31厘米,为已完成了凿通沟槽分割圆形石块的遗迹。
        上述开凿石窟揭取石块的沟槽分割形式,无论是圆形石块或是方形石块,分割石块沟槽的宽窄、深浅,一般根据分割石块大小来确定,分割的石块大者沟槽普遍宽深,小者沟槽明显浅窄。沟槽断面基本上呈“U”字形,上面口部较宽,向下逐渐缩小变窄,底部为圆弧形。槽壁遗留有斜向凿痕,凿痕间距2.5厘米左右,槽宽一般为9~21厘米,深为30厘米左右,沟槽内填充物一般为纯净的碎石屑。
        (2)矩形、圆形不同形状石块揭取方法
        沟槽将岩石面分割后,揭取石块的具体方法为:矩形石块从分割石块的一端依次逐块揭取,首先选择分割石块的某一端,将沟槽再沿着岩石面呈30°~40°方向凿成斜向沟槽,随后打入楔子,从一端撬起。圆形石块揭取,是将环形沟槽某一段,凿成缺口,再撬起,具体方法也与矩形石块撬起的方法相同。圆形石块的另一种揭取方法是将环形沟槽外沿凿6~8个缺口,每个缺口的岩石底部斜向打入楔子,与岩石分离,最后从某一缺口撬起(图一二、一三)。
        (二)遗物
        在第⑤B层的碎石层中出土有佛脚、石磨盘等石块坯料;在窟内第⑤A层的黑土层中出土大量的北魏陶片,此外还发现一些残瓦当、筒板瓦残片、兽骨等。
        1. 陶器
        陶质有泥质黑灰陶、泥质灰陶、夹砂灰陶。器型有平沿直颈溜肩罐,侈口矮颈鼓腹罐、盆、盏等。纹饰有凹旋纹、水波纹、暗划纹等划纹和方格纹、三角纹、少量忍冬纹等印纹。
        罐 共有6件,可分三型。
        Ⅰ型2件。平沿直颈罐,泥质黑灰陶,有中型、小型两种规格。标本93TGl⑤A:18,小型,特点为平沿直颈、溜肩、鼓腹、平底,颈下部有两道凹旋纹夹一道三角纹带,肩部上腹各有一道三角纹带,下腹斜直内收、表面有连续折线暗划纹。高24厘米,最大腹径17厘米(图一七:1、二三)。另一件稍大者标本93TGl⑤A:20,残口颈,颈部有折线暗划纹,肩部有凹旋纹,口沿外径18.4厘米(图一七:3、二五)。
        Ⅱ型 2件。平沿直颈罐,泥质灰陶。有大、中、小三种。标本93TGl⑤A:3,平沿直颈、溜肩、鼓腹、小平底,施一层较薄的黑陶衣。颈、肩、腹部各施一条凹旋纹、其余部位为素面,体高24、最大腹径18.5厘米(图一七:2、二四)。体型稍大者皆残缺,标本93T402⑤A:25,只剩口沿及肩部,颈肩部有两道忍冬纹印纹带,口沿外径约32厘米(图二六)。
        Ⅲ型 2件。矮颈罐,有夹沙灰陶和泥质灰陶,为直口或侈口、矮颈、鼓腹。标本93TGl⑤A:2,侈口、矮颈、广肩、鼓腹,体型较矮,肩、腹部各施一道凹旋纹,其间夹两条水波划纹,体高17.5、最大腹径24.3厘米(图一七:5、二七)。另一件标本93TGl⑤A:15,形制近似,肩、腹有三组双线凹旋纹,体高15、最大腹径22.2厘米(图一七:4、二八)。
        盆 6件。体型较大,形制近似。有泥质灰陶、泥质黑灰陶。宽折沿、口沿内沿收敛、外沿为浅盘口,上腹外鼓、下腹斜收。纹饰外壁有素面或几组凹旋纹、斜曲线纹,内壁则有三角形印纹、方格印纹饰带。标本93T401⑤A:26,内壁上部为一组水波划纹,中下部为九道三角纹带,高22.2、口外径46.5、底径17厘米(图一七:7)。标本93TGl⑤A:10,内壁上部为两组凹旋纹夹一组水波划纹,中下部为九道方格印纹饰带,盆内中下部的纹带大多数呈螺旋状盘绕于内壁并且于盆底正中。高25.5、口径54.5、底径22厘米(图一七:6、二九)。
        陶盏 1件(93T402⑤A:26)。灰陶小盏,壁较直且厚,外壁不平整并且粗糙,假圈足。高3.7、口径9.1、底径5.4厘米(图一七:8、三○)。
        2.石器
        石磨盘 1件(93T402⑤B:30)。砂岩质,为扁圆柱体,表面十分粗糙,系坯料,直径90、厚26厘米。
        槽辗 1件(93T402⑤B:31)。砂岩质,形状似圆饼,两面中心呈圆弧鼓起,表面粗糙留有凿痕,为坯料,直径98、中心厚22、边缘厚10厘米(图三一)。
        柱础石 1件(93T402⑤B:32)。砂岩质,方形,表面留有凿痕,为坯料,长宽各58、厚30厘米(图三二)。
        莲花座 1件(93T40l⑤A:14)。残,形如覆盆,外壁侧立面刻单层覆莲花瓣纹一周,莲瓣饱满;内壁凹陷,凿痕清晰,壁厚5~6厘米(即与93T1O7⑤A:7同为—件残块,图三三)。
        3.建筑构件
        在窟内前室和窟外前庭均有一些零星的发现,瓦有两种,一种为泥质灰陶胎,表面施黑陶衣且打磨光亮,厚约2~2.5厘米。筒瓦的内面有布纹,板瓦的前缘用手捏成羽状。另一种筒瓦片为夹砂黑灰陶,表面无磨光现象,内面有布纹,最宽处约16.5、厚1.2—1.5厘米,前端有舌,长5.5—6厘米。
        瓦当从文字上分两种:一种为“万岁富贵”残瓦当。1件(93T402⑤A:5)。直径约15—16厘米,边轮、穿较高,中央一个大乳钉,瓦面用“井”字格隔开,上侧与左侧有“万”、“贵”二字,下侧“岁”字且残,四角有小乳钉。文字仅存“万岁贵”三字(图三四)。
        另一种为“传祚无穷”残瓦当,大小规格与上一种相同,1件(93T218⑤A:11)文字仅存“祚穷”两字。
        4、兽骨
        20余片,发现于窟内第⑤A层的生活堆积层中。其中有牛的下颌骨,肱骨及个体较小的可能为羊类动物的肱骨等。多为碎片,可见是食用后抛弃的。
        三、隋唐文化遗存
        (一)遗迹
        主要是窟外前庭南缘石墙、东西窟门前的凸字形台基和一段扩展窟门前台基的东西向石墙。
        1.前庭南缘庭院的石墙遗迹
        石墙位于窟外前庭东壁和西壁的南端(图一四:A)。布5×5米探方6个,其中93T103位于前庭东窟门前93T211南侧;93T104~108位于前庭西窟门前93T215~93T218南侧。在这6个探方发现一道东西向石墙遗迹,已探明长度为54.35米。由于前庭东端基岩地面较高,同时20世纪80年代曾经在这里采石,因而石墙被破坏,故与前庭东壁南端的结构情况不明。西端保存较为完整,在前庭西壁南端与第4窟有一个相连接通道,宽2.2~3.6米,其南侧为岩石陡壁,石墙就紧贴岩石陡壁垒砌,从第3窟前庭西壁起向第4窟处发现石墙,长5.8米,往西仍有石墙遗迹,但未清理,推测是第4窟的前庭石墙。往东一直延长48.55米,是第3窟的前庭南缘石墙。这样第3窟就构成一处完整的石窟寺院落。石墙与石窟前庭北壁东端的距离较宽,为13.1米;西端的距离略窄,为11米。根据西端留有通向第4窟的通道,东端距离较宽,故推测可能是留作通向第1、2窟的通道。整个石墙用不规整片石、石块垒砌而成,基础坐落在高低不同的基岩地面上,高度在0.6~1米之间,墙体宽在0.8~1米之间。其中,墙体上端高约40厘米部分比较窄,可能为后代再次重新补修形成,根据地层推断为辽金时期补充垒砌的石墙遗物;下端墙体略宽,墙体北面内侧堆积物为碎石层,南面外侧为辽、金或较晚文化层,并且墙体表面风蚀十分严重,说明长期使用暴露在外。根据北侧碎石层堆积情况,结合前庭窟门修筑的台基推测它的垒砌时间应与隋、唐初整理第3窟前庭地面有关。
        2.前庭东、西窟门前台基遗迹
        前庭东、西窟门前各有一处台基,整体为凸字形,西窟门前台基保存较为完整,东窟门前台基残毁严重(图一四:B)。
        西窟门台基坐北朝南,整体平面呈凸字形。其北侧宽大部分长9.9,宽3.1~3.6米;向南突出部分长3.6、宽2.7米。台基面全部损坏,被④A层打破。台基周边的护沿用较规整石块垒砌,外侧整齐,墙基建在⑤B碎石屑层上。向南突出部分的南沿墙长3.6米,现存两段,分别长1.6和1.15米,宽0.65~0.76、高0.36~0.4米;东沿墙长3.4、宽0.48~0.54、高0.35~0.4米,比较完整。西沿墙仅存一段,长0.6米,毁坏严重,推测它应与东沿墙长度相同。北侧东部台基的墙基较其南突出部分的南沿墙外侧向后靠2.7米。它的南沿墙长3.2、宽0.65~0.8米,现存高度0.5米;东沿墙长3.1、宽0.3米,现存高度0.5米,其北端与窟外前庭北壁相连接。北侧西部台基的墙基较其南突出部分的南沿墙外侧向后靠约2.6米,南沿墙残存1.2、宽0.5米,现存高度约0.3米,与西侧高出的基岩平台连接;西沿墙是利用未揭取基岩平台代替,长为3.6米,其基岩地表高度与窟门地面高度几乎持平,推测当初修建台基高度应与窟门高度相同。在凸字形台基周围,曾出土了北魏磨光瓦片和乘象菩萨供养等石雕残件。同时,对台基内的文化内涵进行了清理,发现了部分北魏磨光瓦片,方格纹陶片及小陶盏、隋五铢等遗物。由此推测,凸字形台基的修建时间应在隋或唐初。
东窟门台基亦坐北朝南,整体作凸字形,仅存向南突出部分的长3、宽3.95米;北侧宽大部分仅存东部台基的南沿墙的局部。其余部分均巳毁坏,但在垒砌石墙的石块中发现了一件人物乘马的半成品坯料和一件螭首残件。
        3.扩展的台基遗迹
        这个台基的石墙是从前庭西窟门西侧北魏开凿石窟时遗留的平台东边开始修建,此处距前庭西壁8米,距北壁5.7米。向东一直延伸,在距窟外前庭东壁7.5、北壁5.45米处止,其后情况不明。此台基石墙现存长度32.4、宽0.4~0.5、高0.29~0.36米,外缘较立,内缘参差不齐。这次扩展台基的中部与东、西窟门前凸字形台基的突出部分东沿和西沿相接(图一四:C)。同时在该台基石墙南侧曾出土唐代浑源窑瓷碗残片。
        (二)遗物
        在第④B层的窟外前庭西窟门前的含石块、碎石灰土层中,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小陶盏和少量的釉陶盏、陶钵及1枚隋五铢钱,另外发现零散的北魏方格印纹陶片、磨光瓦片、石雕造像残件等;在第④A层的黄土层中出土了少量的残碗瓷片和盘口形内壁饰菱格印纹灰陶盆残片。
        1.陶器
        小陶盏 依形制可分为五式。
        Ⅰ式 1件(93T307④B:12)。灰陶,圆唇,腹壁较直,但不甚规整,平底内凹。高3.2、口外径9.3厘米(图一八:1、三五)。
        Ⅱ式 1件(93T307④B:6)。灰陶,圆唇,腹壁外弧,平底,内底凸起。高2.9、口外径9.7厘米(图一八:2、三六)。
        Ⅲ式 1件(93T307④B:11)。灰陶,直口圆唇,上腹壁外弧,下腹壁内曲,外观平底,底心内曲。高3、口外径9.3、底径3.9厘米(图一八:3、三七)。
        Ⅳ式 2件。标本93T307④B:10,灰陶,直口圆唇,腹壁外弧,实足泥饼底。高2.7、口外径10.8、底径4厘米(图一八:4、三八)。
        Ⅴ式 2件。标本93T307④B:9,灰陶、圆唇、敛口、腹壁外孤,实足泥饼底,高3.4、口外径9.8、底径3.7厘米(图一八:5、三九)。
        灰陶钵 均为残片,数量不多,形式较特别。
        Ⅰ式 标本93T307④B:19,泥质灰陶,唇外撇,外观两层唇,口内敛,上腹外鼓,下腹敛收(图一八:6)。
        Ⅱ式 标本93T307④B:20,夹砂灰陶,壁很薄,三角唇,口内敛,其余与I式同(图一八:7)。
        2.釉陶
        发现的碎片较多,复原完整小盏2件。均为橘红色陶胎,内壁及口沿先涂白色化妆土,再施深绛黄色釉;无化妆土处呈原釉色,有化妆土处呈现浅黄釉色。小盏依形制上可分二式。
        Ⅰ式 1件(93T306④B:2)。圆唇,口微敛,腹壁外弧,实足泥饼底,高3.9、口外径10.3、底径4.4厘米(图一八:8)。
        ④Ⅱ式 1件(93T307④B:3)。整体与I式相同,只是外壁下腹近底处内曲,高4、口外径10.1、底径4厘米(图一八:9)。
        3.瓷器
        仅出土有碗残片,胎多为青灰色,壁较厚,釉色润泽有冰裂细纹。
        碗 标本93T214④A:28,实足泥饼底,腹壁上部微内曲,下部外弧。胎色灰白,外壁施茶叶末绿色釉至底缘,内壁先上白色化妆土,再施白釉,泛黄、泛青有冰裂纹。残片内底上只剩一个小支钉,从分布情况推测原来可能为三个支钉(图一八:10)。
        4.货币
        五铢 1枚(93T307④B:15)。铜质,外廓较宽,约0.2厘米。“五”字上下两横平行,中间交叉两笔曲度甚小,几乎是斜直线,左侧添加一竖直线。“铢”字左右两部分等高;“金”字头较大,四点较长,下面一横平直;“朱”字上下两折笔皆为方转角。直径2.4、穿宽0.8厘米。丁福宝《古钱大辞典》收录此类五铢,为隋代开皇五铢。
        四、辽文化遗存
        该文化层未发现遗迹,但出土了一些遗物。
        (一)遗物
        在第③层窟内东前室出土较多,窟外较少。出土有瓷器、釉陶、陶器、建筑构件等。
        1.瓷器
        在第③层发现为数不多的瓷片,其中窟内东前室稍多,窟外只有零星发现。器形有碗、盘、罐、盏等。
        碗 有两类,一类为胎质较白有气孔,不上化妆土,施乳浊白釉或透明釉,釉色泛黄,外壁下半部无釉,壁较薄。有的为侈口曲腹,标本93T402③:6a(图一九:5);有的则是直口直腹。另一类胎色灰白或有黑粒,壁较厚。内壁、外壁上半部或施白色化妆土,再施透明色青釉;或是不施化妆土直接施泛黄的乳浊釉。侈口、曲腹。标本93T402③:6e,灰胎较细无气孔黑斑,不施化妆土,施乳浊白釉且泛黄泛灰,表面有黑斑点。内底无支钉痕,外壁下半部无釉,矮圈足上有三个支钉泥痕(图一九:6)。
        盘 有花口盘残片,标本93T402③:7a。
        罐 有敛口、溜肩、鼓腹的白釉罐,标本93T402③:7b,胎色、釉色均白中泛黄(图一九:3)。
        盏 3件,标本93T401③:24,酱釉,胎质灰白有气孔,内外壁施酱釉,釉面较润,口沿及外壁下半部无釉,高4、口外径11.9厘米(图一九:1)。
        2.釉陶
        出土少量的残片,有碗、钵的口沿及圈足底部残片,壶或瓶一类的局部、颈部残片。均为红色陶胎,施釉前先上一层白色化妆土,再施白釉(泛黄)、绿釉、黄釉等。有的是三者釉相间,釉色剥落现象较严重。标本93T105③:7为碗类口沿,红陶胎,先施白色化妆土,再施白、黄、绿相间的三色釉(图一九:4)。标本93T216③:18为圈足器底。内壁上白色化妆土,再施泛黄的白釉、釉层有的地方剥落,外壁下半部及圈足无釉,内底为剔圈足刮痕(图一九:2)。
        3.陶器
        陶片出土较丰富,器型以盆、罐占绝大多数,另外还出土壶、钵等。泥质黑灰陶占绝大部分,泥质灰陶和灰褐陶占少量。
        盆 2件。盘口、内壁印菱形带纹的最多。标本93T401③:7,个体较大,泥质灰陶,素面,盘口,体高44、口外径92、底径45厘米(图二○:3、四一)。标本93T401③:5残,泥质灰褐陶,盘口,内壁饰菱形方格带纹,纹饰因陶质差而模糊,体高22.4、口外径56、底径21.2厘米(图二○:4)。另外还出土较多的泥质黑灰陶的盘口盆陶片,其菱形带状印纹较清晰。此外侈口扁圈唇及平沿方唇的陶盆口沿残片也有少量发现,其内壁无菱形带纹,而是饰以短竖条并列形式的带纹或饰以较疏的暗旋纹。
        罐 2件。一类是卷圆唇,矮颈广肩罐的残片,肩部有较疏的暗旋纹;另一类是敛口重唇罐,标本93T402③:21,敛口重唇,广肩鼓腹、肩部有双耳,高34、最大腹径34.2厘米(图二○:2、四○)。
        壶 1件(93T402③:22)。口颈残,细颈广肩,肩部有较疏的暗旋纹,底亦残。残高31.8、最大腹径30.4厘米(图二○:1、四二)。
        钵 多为残片,数量较多。一类为浅盘口,圆唇或卷圆唇,口部内敛、上腹外鼓,下腹向内斜收。标本93T216③:26(图一九:8)和标本T216③:21(图一九:7),其用途近似于盆。另一类标本93T401③:23,直口、弧壁、圜底,内外壁经过打磨,光滑,高9.9、最大腹径17.6厘米(图二○:5、四三)。
        4.货币
        出土共7枚,皆铜质。内含隋唐、宋时期的各种货币,其中一枚锈蚀严重,字迹不辨。
        五铢 2枚。标本93T301③:2,与隋唐文化层93T307④B:15出土的相同。标本93T205③:7,已残半。
        开元通宝 3枚。标本93T401③:29,外廓较宽,约0.1厘米;内廓较细。方孔,光背。直径2.4、穿宽0.7厘米。
        大观通宝 1枚(93T401③:28)。钱文瘦金体,外廓较宽,约0.1厘米;内廓较细。方孔,光背。直径2.5、穿宽0.6厘米。
        5.建筑构件
        建筑遗物中有筒瓦、板瓦、瓦当、花纹脊砖、琉璃瓦,此外还有零星的北魏磨光瓦片,可划分以下几种:
        Ⅰ类 筒、板瓦为泥质浅质陶胎,厚约2~2.5厘米,后缘为圆棱,前缘为斜切方棱,凹面有布纹。瓦当如标本93T401③:9,直径16.6厘米,外轮宽而低平,宽2.3、厚1~1.5厘米。当心较凸出,当面纹围绕当心,从外向内依次为凸旋棱、联珠纹、凸旋梭,曲线凸梭,凹面联珠,中心为一个兽头(图四四)。
        Ⅱ类 筒、板瓦为深灰色胎,厚度也是2~2.5厘米,板瓦前后缘为抹圆棱,凹面有布纹。
        Ⅲ类 主要出现在窟外第③层,筒板瓦为红陶胎,内含少量砂,厚2~2.5厘米,有的达3厘米,发现一块滴水残件(93T216③:25)。
        另外,发现琉璃脊瓦、琉璃瓦。
        琉璃瓦 皆为筒瓦片,在红陶胎上先施一层厚约0.5~1.3厘米的白瓷土,外表再施深黄色釉,釉面有剥落现象。
        五、金文化遗存
        (一)遗迹
        1.地面及前室二层平台
        在窟外前庭地面发现两排东西向的夯土柱基,其距前庭北壁分别约为3、6米,南排现存6个,北排仅存1个,两排前后对应,中心距离约3米。同时,窟外前庭的东壁距东北角3米和6米处也发现两个残破的方形石柱基与这两排夯土柱基相对。夯土柱基的平面形状接近椭圆形,大小一般为1.5~1.8米左右,夯土保留4~5层,夯层厚5~8厘米,每层夯土面上有圆形夯窝,直径约10厘米。其土色微黄,土质较坚硬。夯土遗迹打破了部分凸字形台基和扩展的东西向台基遗迹。南排的6个夯土柱基的相对位置和排列情况分别是(以中心位置为准):
        东数第1个夯土柱基(ZA2)距东壁方形残破石柱基(ZA1)4.9米;第2个夯土柱基(ZA3)距第1个夯土柱基10.4米;第3个夯土柱基(ZA4)距第2个夯土柱基5.3米;第4个夯土柱基(ZA5)距第3个夯土柱基6.2米;第5个夯土柱基(ZA6)距第4个夯土柱基5.4米;第6个夯土柱基(ZA7)距第5个夯土柱基5.3米(图一五)。从上述夯土柱基的位置观察,第1个夯土柱基与第2个夯土柱基距离过大,应还有一个夯土柱基遗迹;第6个夯土柱基往西仍应有柱基的位置。因为地表基岩面略高,遗迹已破坏。
        前室窟顶的二层平台呈长方形,东西长50、南北宽7.5米。中间凿弥勒龛,东西两侧各雕一方形石塔。北侧靠近壁面的基岩地面上凿有一排东西向柱坑(图四五),共计10个,形状为方形,规格大小不一,详细尺寸见附表。南侧接近平台边缘的基岩地面上有一排东西向的梁槽,现存6个,形状为长方形,南北长1.1~1.38米,东西宽0.33~0.52、深0.13~0.24米。梁槽之间有一条东西向凹槽相连接。这6个梁槽可与北侧基岩地面上的一排柱坑相对应,梁槽的底皮低于柱坑的底皮。并且二层平台上的这两排建筑遗迹与前庭地面上的两排柱基夯土坑的位置也相对,可见这是一处面阔九间的窟前木结构建筑遗迹。
        从前室顶窟二层平台梁槽、柱坑与窟外前庭地面夯土柱基的柱网分布情况分析,依据梁槽位置推断,建筑的实测结果:明间面阔6.25米,东次间5.47、西次间5.48、东稍间5.26、西稍间5.28、东次稍间5.16、西次稍间5.14、东尽间5、西尽间4.98米(图一六)。上层梁槽至后壁的进深5.1米;下层檐柱至前庭北壁进深约2.8、副间进深3米。
        2.崖面梁孔及椽眼
        20世纪80年代曾经对北壁部分塌毁崖面进行过工程加固,崖面上有一排梁孔,共计12个,形状为长方形,宽0.5~0.6、高1.7~2米。梁孔内凿成方形直通崖顶,并出土烧毁梁架木炭。梁孔中心之间距离4.4~4.7米,底部(梁下皮)距前庭基岩地面垂直高度16.2米,下距前室二层平台高8.2~8.5米,上距崖顶9.3~9.5米。梁孔上方断断续续地残留着一排椽眼,西端梁孔的外侧亦残留着一排椽眼。根据梁孔与椽眼分布情况观察,属于同时期建筑遗迹(亦见图三)。关于这组建筑的总高度,地面柱网排列与现存的北壁崖面12个长方形梁孔遗迹位置难以对应。若从前庭东壁残破的方形石柱坑和夯土柱基与前室窟顶二层平台的柱坑和梁槽对应关系考虑,推断应为一座多层建筑。
        (二)遗物
        在第②层灰黄夹石块土层中发现有相当丰富的瓷片、瓦片等,其中以东前室与后室相连通的甬道处编号灰坑(H)93T401北洞最多。陶器出土的数量减少,种类单一,表明日常用具瓷器已经代替陶器而占主导地位。
        1.瓷器
        白瓷较多,分两类。酱釉、黑釉、茶末绿釉瓷各占一定比例。
        白瓷第一类 胎釉洁白细致,釉色微泛灰,壁较薄。数量居多的有碗、碟、杯等。
        碗 标本93T401北②:53,残片,敞腹,高圈方足,胎釉洁白,釉色微泛灰,外壁釉下有细丝旋转划痕,足不施釉(图二一:4)。标本93T401北②:54,唇口外侈,深腹,胎釉同上(图二二:2)。标本93T401北②:55,侈口、浅腹,口沿顶端一周露胎,即“硭口”,胎釉同上。这是一件仿定窑的浑源窑产品(图二一:1)。
        碟 标本93T401北②:18,直口、弧腹壁、小方圈足,胎釉洁白,釉色微泛灰,内底刻划花草纹,并有椭圆形支钉。通体施釉,圈足满釉,底心露胎。高3.8、口外径20.2、底径8厘米(图二二:5)。标本93T401②:19,侈口、弧腹壁,小方圈足,除底心外,通体施釉,胎釉同上,积釉厚处发黄,底心有剔圈足的旋转刮痕。高2.6、口外径9.7、底径3.2厘米(图二二:1)。
        杯盖 未见配套的杯身,只有残杯盖。标本93T401北②:16a,盖纽残缺,盖面釉下有螺旋放射状划纹,胎釉质同前(图二一:7)。
        笔洗 残片,标本93T401北②:16b,敛口,口沿内外无釉,直壁,近底处斜收,外形似与93T401北②:16a相配套为杯身,但器形口大,身矮,暂定为笔洗(图二一:2)。
        白瓷第二类 胎色大多数较细白,但釉色微泛黄。壁较厚,有碗、碟等。
        碗 标本93T401北②:50,胎质细腻,微泛黄,施乳白釉,釉亦微泛黄,釉面不润,施釉不及底。外壁有丝竹划痕,高圈足,直腹壁,底略平,腹底间有折线。内底有数个椭圆支钉(图二一:8)。标本93T401北②:51,胎釉同上。下腹壁内外有折线,高圈足,施釉不及底,内有支钉(图二一:9)。
        碗 标本93T401北②:17a,胎质细白,施乳白釉,微泛黄。外壁有丝竹划痕。深腹,高圈足无釉。内壁底面有约12个椭圆形支钉痕(图二一:6)。标本93T401北②:17b,胎釉同上。敛口,三角唇、深腹(图二二:3)。
        碟 标本93T401北②:52,唇口、浅腹、胎洁白、釉色为闪黄(图二一:3)。
        黑釉
        大多夹砂粗黄胎质,大型器物有方唇鼓腹大瓮,小型器物有碗、盘、碟、盏、壶、瓶、罐等。
        碗 标本93T401北②:13,内底往往刮掉一圈釉(图二一:10)。
        瓶 标本93T401北②:40,酱黑釉瓷瓶残口沿,肩部也刮掉一圈釉(图二一:5)。
        酱釉和茶末绿釉瓷大多为胎内加砂较粗、质疏松。大型器物有瓮、缸等。小型器物较少,有碟、瓶、缸等,胎较细。标本93T401北②:5为一较完整的壶,茶末绿釉,小口、三角唇、束颈、广肩鼓腹,体型较矮。高18、最大腹径14.6厘米(图二二:6、四六)。
        2.陶器
        陶器种类较少,只有盆、罐两类。盆类复原后完整的有6件,标本93T401北②:4,为泥质黑灰陶施黑陶衣,内外壁有较黑的暗旋纹,卷圆唇或卷三角唇,高12.6、口外径35.1、底径18.2厘米(图二二:4、四七)。陶罐只有卷圆唇、广肩鼓腹的残片,肩部有旋纹,数量不多。
        3.货币
        出土共5枚,皆铜质。内含唐、宋时期的货币。其中开元通宝,标本93T209②:5与第③层相同;另有一枚锈蚀严重,字迹不辨。另外还有至和元宝1枚,熙宁元宝1枚,元丰通宝1枚。
        4.建筑构件
        出土了较多的灰胎、红胎的筒、板瓦,红胎硫璃瓦以及其他一些建筑构件。
        筒瓦的内面、板瓦的凹面皆有布纹,分三类。
        Ⅰ类 灰胎较薄,发现于近底部,也见于第三层辽代文化中,筒、板瓦厚约2~2.5、长约39~41厘米,有浅灰和深灰二色,筒瓦直径15~17厘米,内侧棱用刀削平。有的板瓦前缘为斜切方梭,有的前后缘均为圆棱,板瓦前端宽27厘米。
        Ⅱ类 较厚的灰瓦,发现于此文化层的靠上部,时间稍晚,厚2.5~3.5、长约46~47厘米,板瓦前后缘均为圆棱,筒瓦,宽约18.5厘米,内侧棱角有意敲掉。
        Ⅲ类 较厚的红瓦,胎厚2.5~4厘米,红色夹砂,筒瓦宽18.5厘米,内侧边棱有意敲掉,板瓦前缘为切齐方棱,后缘为抹圆棱。
        瓦当 有三种。
        Ⅰ类 与第三层发现的相同,直径16~18厘米,标本93T401北②:29,灰陶,直径16.2厘米,由凸旋梭,联珠及中央突出的兽头组成的纹面(图四八)。
        Ⅱ类 联珠兽面纹,标本93T401北②:23,黑灰陶,直径15~16厘米,正面图案为一个兽面,不突出,周围绕以联珠纹,背面有刀划痕,正面似乎涂过一层橙色颜料(图四九)。
        Ⅲ类 联珠莲花纹瓦当:标本93T210②:4,灰陶,残。中央为连续展开的莲花花瓣,周围绕以联珠。这类瓦直径16~18厘米,正面隐约有橙色颜料痕迹(图五○)。
        滴水有两大类。
        一类后面的板瓦较薄,约2~2.5厘米,滴水正面有四道纹。分二式。
        Ⅰ式 如标本93T401北②:48,灰胎,板瓦长38.5厘米,前端宽27厘米,后端宽23、厚约2~2.5厘米。滴水的纹饰从上向下依次为凸棱、斜齿纹(或称“麦穗纹”)、凸棱、手捏波状纹(图五一)。
        Ⅱ式 标本93T401北②:26,夹砂灰胎,滴水板瓦,板瓦厚2~2.5厘米。滴水的纹饰与I式大致相同为四道纹,其中从上数第3道棱为方向相反的齿状纹(图五二)。
        另一类滴水,板瓦的后端较厚,2.5~4厘米,有灰瓦和红瓦质地,滴水正面有五道纹。
        Ⅲ式 灰瓦或红瓦,正面五道纹,从上向下依次为凸棱、斜齿纹、凸棱、斜齿纹(与前一斜齿纹方向相反)、手捏波状纹。
        Ⅳ式 灰瓦或红瓦,正面五道纹,从上向下依次为凸棱,斜齿纹,两道凸棱,斜齿纹(方向相反)、手捏波状纹。
        琉璃瓦 较灰瓦小,皆为筒瓦,厚2.2~2.5厘米,红胎,外贴一层白瓷土,有的白瓷土厚达0.1~0.15厘米,然后再施釉,有黄褐色及黄、绿相间。一类如前期出现有釉层剥落的现象;另一类则釉面光亮,没有剥落现象。
        六 结语
        综观以上各文化层出土遗物及遗迹,可以看出:云冈第3窟从北魏开始,此后唐、辽、金等朝代均有程度不同的修建活动,遗留下许多重要的文化遗迹和遗物。金代以后因为地层残存甚少,根据20世纪40年代初第3窟照片资料观察,该窟可能仍有小规模修缮活动[1]。
        1.北魏时期洞窟开凿工程和中辍后的使用情况
        北魏活动情况根据地层堆积可分前后两期。前期以开凿石窟工程为主体,兼取石料。关于洞窟开凿方法问题,过去学者们普遍认为,洞窟自上而下开凿。推测具体方法:一边开凿洞窟,一边雕刻佛像,所以许多造像比例显示出上身略大,下身短小的现象。其实不然。云冈第3窟北魏开凿洞窟遗迹的发现,经初步研究后认为,洞窟开凿应先凿窟型,然后雕刻造像,对于突出壁面的造像处理,在开凿窟型时已预留坯料,后进行艺术加工。同时在自上而下揭取窟内岩石时,有计划地将岩石凿成方形、圆形等不同形状的坯料,以便加工成方形柱础、圆形磨盘等以作它用,成为开凿洞窟过程中的副产品。从清理的⑤B层文化内涵分析,除大量纯净白黄色砂岩碎石屑及个别石块坯料外,很少其它遗物出土,说明该文化层完全是开凿石窟工程残留下遗物。特别该窟的窟前缘下并没有留下大量的石块、石屑堆积,显然揭取的圆形或方形石料大部分被运走以作它用,关于这个问题已从近年大同城南发现的北魏明堂遗址夯土台基外围多砌与云冈石窟的岩石质地相同的大石块得到证实,目前虽然还不能确指北魏明堂台基的石材就是取自第3窟,但这些石材来源于云冈石窟却毫无疑问[2]。从清理的⑤A层大量出土陶器、兽骨等遗物来看,陶器中除盆类较少见,其余罐、壶等均为大同附近地区北魏墓中所常见器物。盆、罐、壶等壁上的方格纹、三角纹、水波纹、忍冬纹、凹旋纹、暗划旋纹等也为该地区北魏墓葬及遗址中出土的器物纹饰的流行样式[3]。这些遗物的发现,说明该窟开凿工程停止后可能成为一个生活场所。从出土的零星瓦片,很可能来源于第3窟窟顶的北魏建筑遗址[4],窟外前庭目前还没有发现北魏建筑遗痕。
        2.唐初时期的窟前地面、台基修筑情况和中晚唐时期台基局部修整
        唐代的活动情况根据地层堆积大致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的遗迹及遗物主要集中出现在④B层,从文化内涵分析主要因地制宜整理窟外的地面,对原地面的碎石层平整。主要遗迹有修筑南缘石墙以构成第3窟的围墙,窟门前凸字形台基修建,这样第3窟首次成为—个寺院。出土的遗物较多的是灰陶盏和釉陶盏、夹砂灰陶钵及隋五铢钱币,且集中在窟外前庭西窟门前。灰陶盏的数量较多,但形制不同于第⑤A层所见的陶盏,却与莫高窟窟前遗址的唐代地层中陶盏形制相同。釉陶器虽然常见于北魏平城后期的墓葬,如大同电焊器材厂的北魏墓[5],但北魏墓釉陶器只是红陶胎上加降色釉,这次出土釉陶盏却是红陶胎和绛釉之间加了一层白色化妆土,所以呈现出“黄色釉”的感觉,显然与北魏不同。釉陶盏也见于北京地区的唐墓[6],隋五铢为初唐通用钱币,所以④B文化层的时间上限为隋代,下限应为初唐。此外,该文化层同时出土有北魏零散陶片、瓦片及石雕残像等均混入碎石屑中,可能与唐初清理窟内、外的地面,作为窟前台基内的填充物有关。若从文献方面对照,唐初云冈石窟确实有过修建活动,据《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以下称《金碑》)“唐贞观十五年(641年)守臣重修”记载亦可得到进一步证明[7]。后期的遗迹及遗物出现在④A文化层,遗迹主要为扩展的台基石墙,遗物不见前期的灰陶盏和釉陶盏,夹砂灰陶钵仍然存在,新出现了体型较小的实足或环底小瓷碗和灰陶盘口盆,其中实足或环底的小瓷碗为唐代浑源窑遗址中出土的典型器物,且未发现更晚时期的遗物,故将④A层文化堆积的时代定为中晚唐时期。此外这一层的文化层堆积较薄,遗物较少,可能与前期的唐初整理窟前地面后环境保存较好有很大关系。
        3.辽、金时期修建规模巨大的窟檐建筑
        辽、金时期云冈石窟的情况根椐《金碑》文献的记载和多次考古发现的建筑遗迹推测有十座大寺。从第3窟的地层堆积来看,第③层文化内涵中并未发现建筑遗迹,出土的白瓷片、陶器、釉陶片、建筑构件等颇具辽代特征。其中出土的白瓷片量较少,胎质有的有气孔,釉色普遍泛黄。碗的型制多侈口曲腹,盘类有花口盘等,具有辽白瓷的特点。釉陶器红陶胎,釉层剥落,底圈足内有剔圈足的刮痕,也具有辽三彩的特征。陶器主要是生活用具,盆类形式多样。其盘口盆的菱形带纹最早见于北朝邺都城遗址[8],较晚见于辽代永川遗址[9]。侈口短竖条纹的陶盆也多出土辽代遗址中。因此推定第③层文化层堆积时间为辽代。第3窟的辽代文化层堆积很厚,表明活动时间较长,特别是窟外台基前的地面被随意倾倒的垃圾逐渐抬高,破坏了前代窟前整埋的环境。这与《金碑》 “辽重熙十八年(1049年),母后再修,天庆十年(1112年),赐大字额,咸雍五年(1069年),禁山樵牧,又差军巡守,寿昌五年(1099年),委转运使提点,清宁六年(1060年),又委转运监修”记载相吻合。
        第②层文化内涵发现的夯土柱基和方形柱础坑是一处建筑遗迹。出土的陶器种类明显减少,瓷器数量较多已成为重要的生活用具,不仅白瓷胎、釉质量较好,而黑釉、酱釉、茶末绿釉数量增加。其中白瓷胎质洁白细致、釉色虽白,但仍微微泛灰,外壁釉下有细旋刮痕,即“丝竹划痕”;黑釉瓶肩部及黑釉碗内底刮掉一圈釉等。以上作法均为金代瓷器的特征,也见于大同地区金代墓葬出土的器物[10]、浑源窑金代器物中。但建筑构件除出土与第③层相同的辽代普通瓦之外,还发现一种质地较粗,厚达2.5~4厘米的瓦件。琉璃瓦的工艺水平明显提高,釉面无剥落现象。上述器物特征表明,第②层文化堆积的时间应为金代。
        金代曾在第3窟窟前修建规模巨大的木构窟檐建筑。这处建筑在窟外地面不仅有两排夯土柱基,而且前室顶部二层平台上的前、后基岩上也分布着梁槽和柱础坑,这些地面夯土柱基与前室顶部二层平台上梁槽、柱基坑之间相互对应,根据遗迹判断为一处面阔九间的大型木构建筑,但窟前北壁现存的十二个长方形梁孔遗迹并未与这处建筑对应。从《金碑》“皇统初,缁白命议,以为欲图修复,须仗当仁,乃请惠公(即禀慧)法师住持”化缘幕钱“重修灵岩大阁九楹……皇统三年(1143年)二月起工,六年(1146年)七月落成,约费钱二千万……”记载和20世纪40年代西部诸窟及1987年龙王沟发现过辽金时期的建筑遗迹考察[11],我们虽然还不能将第3窟的金代建筑确定为就是灵岩大阁,但可以肯定该遗迹无疑是金代在云冈修建的规模较大的一处寺院。
        注:
        [1]参见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第一卷,第1洞~第4洞,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2年版,图版68~71,第3窟外景。
        [2]王银用、曹臣民、韩生存《大同北魏平城明堂遗址一九九五年的发掘》,《考古》2001年第3期;刘俊喜、张志忠《北魏明堂辟雍遗址的发掘及考证》,《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三)》,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王银田《北魏平城明堂遗址的研究》,《中国史研究》2000年l期;刘建军、王克林、曹承明《洞窟开凿技术揭秘——云冈石窟第三窟遗址》,《中国十年百大考古新发现》,文物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
        [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92年第8期。
        [4]参见长广敏雄、水野清一著,曹臣明译《云冈发掘记》二,《山西省考古论文集(二)》1994年。
        [5]参见[3]。
        [6]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发现的几座唐墓》,《考古》1980年第6期。
        [7]宿白《〈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6年第1期。
        [8]俞伟超《邺城调查记》,《考古》1963年第1期。
        [9]姜念思、冯永谦《辽代永州调查记》,《文物》1982年第7期。
        [10]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南郊云大金墓》,《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11]赵曙光《龙王庙沟西侧古代遗址清理简报》,《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一)》,文物出版社,1994年。
        项目负责:李治国
        发掘领队:王克林 解廷琦
        参加人员:曹臣明 刘建军 王雁卿 李雪芹 李树云
        绘 图:曹臣明 张利华 刘建军
        照 相:张海雁 员新华 刘建军
        执 笔:刘建军 曹臣民 王克林

                                                                                                                                                                                                 (摘自《文物》200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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