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道

云冈日记连载

2016-11-1

前言

这本书,是我关于云冈石窟(位于中国山西省大同市西郊)调查的日记。但并不是记录从昭和13年(1938年)到19年(1944年)七年间石窟调查的全部情况。这七年间,只有已故的水野清一先生一人一年不落地进行了当地调查。最初是我和水野清一共同努力策划这项调查事业,最后出版了与他共著的《云冈石窟》全十六卷。但,我因各种原因未能参加昭和13、15、18年(1938、1940、1943年)的三次调查。

这本《云冈日记》的主体仅限于昭和14、16、17、19年(1939、1941、1942、1944年)的四次调查。这期间,呆在中国的时间超过二百天,这绝不是一个短暂的日数。我的《云冈日记》既不是全部调查的概况,也不是那种客观的报

告。我不在云冈时,对以水野先生为首的调查员们有什么样的行动、以及当时战争期间当地的驻军有什么行动等等都一无所知。

即使在我参加的那些年,十余名(这里包括数名云冈镇青年团的中国少年)调查员分散工作,各自呆在规定的石窟内分担实测、揭取拓片、照相的任务,所以我也不太清楚自己所主持的工作场以外的调查情况。虽然在晚饭的时候,调查成员才能聚到一起,但也不可能详细报告工作的内容。

说起石窟调查这件事,需要有怎样的毅力,精神是怎样的疲惫,每个参加者都有亲身体会,这与考古学的发掘不同,也与喜马拉雅登山队的行动不同,我们所面对的是绵延一公里长,三十多米高的俨然高耸在眼前的岩壁,是开山而凿的石窟,由连姓名都不知的石匠们雕刻的无数尊大小石佛组成。

因种种原因,在五十年后的今天看,我的《云冈日记》总体上极乏客观性。感激,思索,不知所措,情绪变化,舒畅,疲劳等等,我的种种心情、行动,并不是为了让谁读而写下去的。那是我在煤油灯下,用铅笔写在笔记本上的。

为了出版这本书,删去了不少内容,这样似乎使我更加安心。因为在调查工作队中,往往容易引起A与B的感情纠葛,使调查停滞等等。这种情况在我们中间也曾发生过。日记中的这些内容大多删去了,不可否认那确实是客观的事实。

其次,出版七年来调查成果,是在战争中、战争后最恶劣的情势下进行的,幸而历经六年时间,终于在昭和31年(1955年)的春天完成了《云冈石窟》全部的十六卷。战败后十一年来的辛劳,以回忆录的形式附在此书的后面。这种大规模的关于美术史、考古学的出版物是很少见的,写回忆录也很值得。

现在决定出版的这本书让我感觉到,对没有去过云冈石窟的很多人来说,这本书只是我个人以日记、回忆录的形式对云冈石窟调查的客观记述。对云冈石窟大佛的雄伟,有必要作更详尽的说明。因此,我在日记的前面设计了引导,另外在回忆录的后面又补充了余录。

实际上的调查队长水野清一过世已经有十六年,作为摄影师长年参加调查队的羽馆易也于前年(1986年)去世。我作为调查队的老将能出版这本日记,实在是太幸运了,另一方面又感到了一种压力。

此刻特别想说的是,不管怎么说,日中战争,日本给中国带去了很大的灾难,我们深深地低头反省,我们的调查工作在某些地方会不会也给中国人民带来损害?

我也想告诉没有经历战争的青年们,战争的残酷在物质与精神上一起强压在我们头上,例如:调查人员从现场被召集加入到军队,这就是很大的损失,又一次的合作及配合便解散了,还得再重新组合。几个团体虽给予了我们调查队精神上的激励和金钱上的支持,但战争末期情势严酷,援助陷入极限。在《云冈日记》里,没有余地顾及这些,因此没渉及。这期间的事情,当时任华北交通会社资业局长加藤新吉先生相当清楚,加藤先生于1954年10月在故乡福冈县去世。

这本书以在被日军占领的中国北部地带,一个贫寒的村子里搞云冈石窟调查的生活记录为主体,是否具备报告文学之类的形式,听任读者评判。主体部分的有些不充分,是因为当时每天身心严重消耗的缘故,勇气、情绪的变化等,都贯穿于日记。

这本书登载的所有照片(包含新闻报导照)都保管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石窟、石佛的照片已经刊登在已发表的水野、长广合著的《云冈石窟》中,新闻照片(长广、水野、羽馆另外摄影)这是第一次刊登,与我的日记有所不同,这些照片可以说是对严酷战争的最好的反映。

所登载的照片,特别是新闻报导照片,给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林巳奈夫教授添了不少麻烦。这里深表谢意。另外,大阪大学美学研究室的木村重信教授对于这本书的出版,也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从心底里深表感谢。还承蒙教授的介绍,得以和日本放送出版协会编辑总务的田口先生会面,所有一切又经过田口先生的尽力而最后完成,对田口先生和日本放送出版协会的厚意深表感谢和敬意。

 

长广敏雄

1988年1月

  • 封面

  • 昭和初年15、16、17、18窟前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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